文章信息
- 李晨龙, 孟静岩
- LI Chen-long, MENG Jing-yan
- 从痰论治大肠癌的理论依据探讨*
-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treating colorectal cancer from Tan
- 天津中医药, 2016, 33(9): 538-540
- Tianji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6, 33(9): 538-540
- http://dx.doi.org/10.11656/j.issn.1672-1519.2016.09.08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6-03-04
大肠癌为结肠癌和直肠癌的总称,指原发于结肠、直肠的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属于传统医学“肠覃”、“积聚”、“脏毒”、“锁肛痔”等范畴,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之一。在发达国家,大肠癌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2位[1]。随着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肠癌近30-40年发病率逐年上升,现为常见恶性肿瘤的第3位[2]。高秉钧在《疡科心得集》中指出:“癌瘤者,非阴阳正气所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现代临床研究提出,痰湿内阻是肿瘤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通过探讨痰与大肠癌的关系,以期为从痰论治大肠癌提供理论±据和临床指导。
1 大肠主津痰之生成影响津液代谢大肠癌病位在大肠,大肠是六腑之一,生理功能是传化糟粕、吸收小肠下传食物残渣中的水液,具有“泻而不藏”的生理特点。“大肠主津”,参与体内的水液代谢。痰是脏腑功能失常、体内水液代谢失运而产生的病理产物。在津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及其维持代谢的平衡上,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津液代谢障碍疾病的发生[3]。《仁斋直指方》言:“夫痰者,津液之异名。”痰饮为有形之阴邪,形成后又会引起新的病理变化,影响水液代谢。《存存斋医话稿卷一》云:“痰属湿为津液所化。盖行则为液,聚则为痰。”大肠的传导功能承接于脾胃及小肠,若脾失健运、小肠不能正常泌别清浊,则易生痰湿,倾注于大肠,则阻碍腑气正常通降,气机郁滞而致癌变。大肠癌临床症状之一是近期出现原因不明的排便习惯改变。由于大肠主津之机能失常,则出现排便异常如便溏、泄泻、便脓血、大便秘结等以津液代谢失常为特点的症状,任何与津液相关的疾病和病因都有可能导致痰证的产生。同时痰饮的形成亦可影响大肠主津之功。
2 正气不足痰与大肠癌的共同病因中医认为引起恶性肿瘤的原因主要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正气不足是大肠癌发病的内在因素。《素问·评热病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虚弱是疾病发生的条件。《诸病源候论》又进一步提出“积聚者,阴阳不和,脏腑虚弱,受于风寒,搏于脏腑之气所为也。”强调人体患恶性肿瘤必有体虚的先决条件。《灵枢·百病始生》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是故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先天不足,脏腑本虚,是大肠癌发生的根本原因。张元素《医学启源》云:“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景岳全书》提出:“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重视先后天之本及人体正气之作用。大肠癌因虚致病,又因癌而愈虚,正虚为本,邪实为标。大肠癌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正气不足[4],主要是脾肾亏虚,脾为后天之本,肾藏先天之精。脏腑阳气虚衰是痰湿形成的首要环节,痰湿的形成责之于脏腑阳气不足,尤与脾肾两脏关系密切。明·王纶首揭“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大肠癌与痰湿的形成有着相同的病机。正气亏虚、阴阳失调贯穿于大肠癌的始终,正气不足,气血运行受阻,形成痰湿。随着病情的进展,邪恋正虚,损伤脏腑,耗竭气血,因病成损。
3 痰湿内阻贯穿大肠癌发病的始终现代研究已经表明,大肠癌的发生与自然环境、饮食、精神状态、遗传等因素密切相关,是遗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多种癌基因协同作用的结果[5]。痰湿内阻是大肠癌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存在于肿瘤发展的各个阶段。《黄帝内经》中并无癌的病名,但有“癥瘕”、“积聚”等病名。《素问·痹论》就有“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的认识,饥饱失常,情志不畅,寒温失调,可致阴阳失衡,影响气血津液之代谢。《灵枢·刺节真邪》云:“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复返,津液久留,合而为肠瘤。”肿瘤本身来源于自身组织,受外邪侵入之影响,气血津液结聚所化,毒邪与痰瘀互结而成,并不断贼害自身正气,形成与正常组织相对立的物质。《丹溪心法》云:“凡人上、中、下有块者,多食痰。”《局方发挥》曰:“自气成积,自积成痰。”《医林绳墨》载:“积者,痰之积也。”痰可停滞于脏腑经络,阻滞脏腑气机。气机郁滞日久容易生热化火,凝痰成结,化生痰毒,致使痰结内生。痰浊生成后,由局部向周围浸渍蔓延,积于脏腑,流注脉络,更容易阻滞气机的运行。火热之邪易耗气伤津,煎熬津液,炼而成痰,在痰浊的环境下,或久郁而化火,或情志过极而化火,更易炼液为痰,结聚成块,痰结始成。痰结与湿热互为因果,最终可导致大肠癌的发生。
4 痰可夹瘀与他邪相合诱发大肠癌痰为有形之邪,易行、易聚、多变;易夹火、夹瘀、成毒,其作为载体,可与六淫邪气、瘀血兼夹互结[6],病理变化复杂,形成大肠癌的重要物质基础。在脏腑功能失调、气血瘀滞的基础上,痰、瘀、郁、湿、寒、热 (火) 等内外多种因素皆可诱生癌毒,但以痰、瘀为主。痰瘀和肿瘤可以产生直接的关系。癌毒产生后必±附于痰、瘀,与痰、瘀搏结而形成肿瘤,风、寒、热 (火) 、痰、瘀、湿等相关非特异性病理因素杂合而为病,即毒必附邪。“病始于无形之气,继成为有形之质”。从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多是在脏腑气机逆乱,郁而不伸的基础上,气不布津而痰凝,气结血阻而成瘀,与多种病理因素杂合而异性,与癌毒互为郁酿搏结而为病[7]。从功能失调进而病及形质,从无形之毒结为有形之物,伤及脏腑,甚则互为传变,耗损气血阴津,因实致虚,难以逆转。痰湿为邪,其性阴柔,不易速去,一旦与它邪交织为病,其病势缠绵,类似于大肠癌之顽固性。同时癌毒内生,阻滞气机,酿生痰、瘀,进一步促进肿瘤生长,癌毒与痰、瘀共同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肿瘤一旦形成,可以阻滞气血津液的运行,从而导致痰瘀的增加,使机体具有瘀血和痰湿的证候。
5 痰生百病流窜走注致大肠癌转移转移是导致恶性肿瘤治疗失败和引起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8]。大肠癌的转移亦与痰密切相关。“百病多因痰作祟”,痰致病广泛、变化多端。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痰饮源流》载:“其为物则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俱有。”较全面的阐述了肿瘤由局部向远处转移的过程,亦提示痰具有流动性。朱丹溪明确指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是对痰邪致病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概括认识。痰可随气机升降,内至全身上下、皮里膜外,无处不到。恶性肿瘤最本质的特点就是转移,《灵枢·百病始生篇》云:“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痰的流动性,使癌毒可随痰播散周身;痰留着、黏滞的特性,又使癌毒易于在某些脏腑组织中形成转移。所以中医有“顽痰怪证”、“痰饮变生诸证”之说。导致肿瘤转移的根本原因是癌毒的流窜走注[9]。由于痰瘀阻滞,肿瘤缺乏机体气血的营养,可以坏死或部分脱落,脱落的部分随气夹杂痰瘀运行流窜走注于其他部位,发生转移。癌毒随血脉,并在他处停积,继续阻碍气机,酿生痰瘀,癌毒与痰瘀互为搏结而凝聚,在至虚之处留着而滋生,与相关脏腑亲和而增长、复发、转移[10]。以痰瘀为±附而成形,耗精血自养而增生,随体质、病邪、病位而从化,表现证类多端,终至邪毒损正,因病致虚。
6 从痰立论化痰固本以治疗大肠癌大肠癌的发生往往与外感六淫之邪、内伤情志、饮食劳倦、瘀血内停等有关,责之脾、肺、肾脏腑功能失调,本于正虚。而痰为实邪,因此,临床以虚实夹杂之症多见,故痰病多按本虚标实进行辨证论治[11]。
大肠癌的发生始于痰湿内生,许多医家治疗肿瘤从“痰”入手,从“化痰”角度立论防治大肠癌。扶正固本、化痰散结等治则在现代恶性肿瘤治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发展。现代研究也证实了化痰祛湿药物均具有抗肿瘤活性。猪苓、薏苡仁、泽漆、半夏、山慈姑、瓜蒌、前胡、马兜铃、苦杏仁等祛湿化痰散结中药,均被发现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薏苡仁成品制剂康莱特注射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具有祛痰化湿作用的刺五加,其根茎的提取物有抑制大鼠SSK肉瘤及库克氏瘤转移扩散的作用[12]。
大肠癌本为脾气虚弱,因虚致实,导致湿邪困阻脾胃,则脾胃更虚,故治疗当以扶正气、健脾胃、化痰湿为主[13]。脾主运化,为生痰之源。朱丹溪云:“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宋·严用和《济生方·卷四·积聚》曰:“积者,伤滞也。当是之时,法当推汤,然后助养脾胃。”李东垣指出:“治脾胃即所以安五脏”、“善治病情,惟在调理脾胃。”李中梓在《医宗必读》论述:“脾土强者,自能胜湿。”因此,在治疗中晚期大肠癌的同时,应重视益气健脾化湿[14]。
7 小结现代医学提出,大肠癌多是由于机体受到外源性致癌物质的诱导,导致机体细胞突变,在机体免疫监视功能低下或缺乏时,未能及时杀伤和清除恶变细胞,或不能阻止其恶性增殖及扩散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目前大肠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一般以手术、放化疗为主,还有靶向治疗、基因治疗、中医药治疗、免疫治疗等。中医药治疗在大肠癌的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15],通过发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运用中医药手段治疗大肠癌,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及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16]。但是大肠癌的中医理论、辨证分型、作用机制等研究仍有滞后,发展中医肿瘤治疗理论、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大肠癌疗效已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1] | 程悦蕾, 朱惠蓉, 杨琼, 等. 湿热蕴结型大肠癌术后患者脉象参数与中医证候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 天津中医药, 2015, 32 (3) : 146–152. |
[2] | 陈叶, 刘金涛, 朱源, 等. 大肠癌辨证及治疗概况[J]. 中国肿瘤, 2015, 24 (4) : 319–324. |
[3] | 袁蓉, 郭丽丽, 郜凤香. 痰瘀与自由基的关系探讨[J].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3 (4) : 425–427. |
[4] | 陈叶, 刘金涛, 朱源, 等. 大肠癌中医辨证及治疗概况[J]. 中国肿瘤, 2014, 24 (4) : 319–324. |
[5] | 丁志佳. 对中西医治疗大肠癌的研究[J]. 吉林中医药, 2011, 31 (4) : 315–317. |
[6] | 江丰, 张磊. 张伯礼教授痰瘀学说及临证应用经验[J]. 天津中医药, 2014, 31 (7) : 385–387. |
[7] | 唐琪琳, 杨帆, 王学岭. 大肠癌的中医病因病机及治疗研究概况[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2 (1) : 216–219. |
[8] | 魏蒙蒙, 胡兵, 沈克平. 中医药防治大肠癌作用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4, 29 (8) : 2556–2559. |
[9] | 许仲宁, 杨宇飞, 何斌, 等. 晚期结直肠癌中医治疗优势病例特点探讨分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8 (4) : 277–279. |
[10] | 赖象权, 肖成. 大肠癌从痰论治初探[J]. 新中医, 2012, 44 (3) : 5–6. |
[11] | 李春杰, 魏品康, 施俊, 等. 恶性肿瘤从痰论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J]. 解放军保健医学杂志, 2007, 9 (4) : 241–243. |
[12] | 王双双, 安红梅, 胡兵. 中医药防治大肠癌转移[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5, 33 (4) : 780–783. |
[13] | 顾恪波, 王逊, 何立丽, 等. 孙桂芝教授诊疗大肠肿瘤经验浅析[J]. 天津中医药, 2013, 30 (7) : 388–390. |
[14] | 周华, 张颖, 张楠, 等. 晚期结直肠癌治疗及临床特点[J]. 现代肿瘤医学, 2016, 24 (5) : 1075–1079. |
[15] | 程悦蕾, 朱惠蓉, 杨琼, 等. 湿热蕴结型大肠癌术后患者脉象参数与中医证候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 天津中医药, 2015, 32 (3) : 146–152. |
[16] | 孙莉娜, 孟静岩, 王威, 等. 犀黄丸对大肠癌LoVo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2,9蛋白表达的影响[J]. 天津中医药, 2012, 29 (4) : 378–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