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机，字省之，因世居祁门之石山，故号石山居士^[1]，明代四大名医之一。关于其生卒年代诸家认识较统一，据今高氏^[2]考证，其生于明天顺七年（1465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公历10月28日），卒于明嘉靖十八年（1540年）农历十二月四日（公历1月12日），享年76岁。汪机早年弃儒从医，私淑丹溪，穷探医理，广施仁义，从医一生以“儒医名世”^[3]，著作颇丰，如《针灸问对》、《重集读素问钞》、《外科理例》、《石山医案》等书，其中《针灸问对》^[4]成书于明代嘉靖庚寅年(1530年)^[5]，是中国针灸史上第一部论述刺法灸法的专著，也是最早的针灸评论著作^[6]，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与应用价值。文章通过整理、分析、总结《针灸问对》针灸学术特点，以期更好地继承医家汪机的针灸学术思想，从而扩大针灸的临床应用思路，为临床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借鉴。

1 遵本《内经》、《难经》经旨，博才众家之长

汪机师宗《内经》、《难经》，汇集诸家学术精华编撰《针灸问对》，其认为“针之大经大法，不可不读也”^[4]，通过84问，将针灸晦涩难懂之处名列脱出，正如序言：“斯集也，汇为问答，萃以工颐章，则以微著，玄以邃通。”^[4]其中46问是对《内经》、《难经》及其注文的分析解释，而在其他各问中也多对经旨要义进行阐释^[7]。其不拘于《内经》、《难经》所云，同时博采众长，本书不仅涉及《针灸甲乙经》、《伤寒论》、《标幽赋》、《金针赋》、《医学启源》、《丹溪心法》、《医学正传》、《十四经发挥》等著作中的经典内容，同时对何若愚、巢元方、陈宏刚、虞抟、罗天益、张从正等诸多医家的部分学术观点进行分析评判，由此可见本书涉猎内容之广泛，为阐明汪机的针灸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参考来源。

其对针灸学术界的世俗通论和当世从医者的世俗陋习进行大胆的批判，以深厚的医学功底大胆直言，力排众议。本书论述内容极其广博，条分缕析，共分三卷，上卷主要论述针灸经络腧穴的基本理论，中卷主要讨论各种针法刺法，下卷主要阐释灸法的要旨，又涉及各类针灸歌赋。汪机遵本《内经》、《难经》，其针灸理论体系归属于针灸正统派（岐黄针派）^[8]，同时其融会贯通各家学术精髓的精神，使其针灸学术思想针砭时弊、笃实深刻、朴素珍贵又历久弥新，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2 强调辨证论治，分辨经络气血

中医讲求辨证论治，汪机有言：“针士必先以胗视为务也^[4]”，将四诊合参、辨证论治作为施行针灸的指导思想。汪机指明如何辨别经病络病以及辨病施治的具体针刺方法，其引用经文说经脉与络脉的区别言：“经脉十二伏行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诸络脉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4]认为经脉为病，病位较深，难以望而知之，需切脉而知病位的深浅与证候的虚实，而络脉为病，病位表浅，浮行于浅表，较易诊断。因此对于伏行于机体深部且与脏腑密切相关的经脉病，可采用左刺右、右刺左的巨刺法，针刺刺中经脉而非络脉；对于病邪伏行于机体浅表部位的络脉病，可采用左刺右、右刺左的缪刺法。书中有言：“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输。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刺脉络。”^[4]针灸治病，必须分清病位的阴阳表里，依据具体证类分型，从而确定治疗时该取何经何络以及选择具体的腧穴。

汪机的医学思想重视气病血病的论治，如其方药中多重用参、芪来以气调血^[9]。书中对于气病血病有“病在气分，游行不定；病在血分，沉著不移”^[4]的论述，言明气分病病无定处，血分病病有定处，同时认为即病在气分，病位浅病情轻，病在血分，病位深病情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相应的治疗方案。书中有云：“须知在气分者，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在左取右；在右取左。在血分者，随其血之所在，应病取之。苟或血病泻气，气病泻血，是谓诛罚无过。”^[4-5]意即气分病要采取远道取穴法、交叉取穴法，发挥针刺调气行气，气至病所的作用，而血分病应采取局部取穴法，即病变本身或病变局部的取穴，来疏导局部气血，以达活血止痛、行气化瘀的功用。汪机倡导全面辨别经病络病、气病血病以探求病因病机，从而随证施治，正所谓“苟不胗视，则经脉之虚实，补写之多寡，病症的死生，懵然皆无所知矣。”^[10-12]

3 窥探针法功用，提倡无病忌灸

汪机继承金元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首次论述的“针法浑是泻而无补”的观点，但朱丹溪在文中未加具体说明^[12]。追溯其理论渊源，出自于《黄帝内经》“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此论断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奠定了理论基础。《针灸问对》中汪机阐释言：“阳不足者，温之以气；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针乃砭石所制，既无气，又无味，破皮损肉，发窍于身，气皆从窍出矣，何得为补?”^[4]这是从针具本身的特点而言，他认为针具乃砭石或金属制成，没有具体的气味，不符合《内经》所讲用气味之品调补阴阳，因此补虚只能凭借甘药。其次，汪机又云：“宣其不行之气，令其行也；移其未复之脉，使之复也。夫写，固写其盛也。”^[4]这是从针刺的作用特点说明针刺不像中药，可以性味不同来补充机体所需，调整正气虚衰，针刺主要起运行气血、宣通导滞、运气化气的作用。再者，汪机通过研究《素问》九针，认为相关记载均是言九针多主外邪侵入之病，功在于泻实，非补虚。亦指出张子和所言针刺扶正补虚，只不过是祛邪扶正之意。可见汪机继承朱丹溪的学术观点，用丰富的理论，从多方面阐释针法主泻的道理所在，为后世对针法功用的认识提供了借鉴。

汪机云：“针灸治病，亦不得以而为之。”^[5]认为针灸治病，如强敌攻国，出兵抵御乃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轻易为之，主张“无病忌灸”和三伏天忌灸。其对“若要身体安，膏盲、三里不要干”的世俗之通论予以否定。推断其原因，一者可因当时灸法多采用直接灸中的瘢痕灸，多数患者不忍灸治之痛，反增病痛之苦；两者可因瘢痕灸灸瘢的出现，导致经气循行受阻，不易出现气至现象，故予以否定。有学者认为，汪机处于明代中后期，治病疗疾也多以汤液为主，针灸为辅，因此其观点亦可谓是时代而为^[11]。现代研究表明瘢痕灸虽属良性刺激，能改善体质，增强抗病能力，达到防病治病的作用^[12]。此外汪氏继承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提出“三伏者，火旺金衰”^[5]，提倡无病不可多灸。汪机的灸法思想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虽与现代医学对艾灸的认识有所不一，但足见汪机在治病过程中对津液的顾护，反对瘢痕灸致痛加重患者负担，体现了一定的人文关怀。

4 主张圆机活法，灵活治病取穴

中医讲求法随证立，穴随法定。《针灸问对》言：“规矩之法在师，方圆之法则在弟子。”^[4]可见汪机认为医家在临床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应当圆机活法，不可拘泥，主张“治病无定穴”论，形象比喻用针如用兵：“彼动则此应，或出以奇，或守以正，无有定制。”^[4]针刺方面，其指出：“惟视病之浮沉而为刺之浅深……惟以气至为期，而不以呼之多少为候。”^[4]正所谓：“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即针刺讲求深浅适宜、远近得当，即：“初则浅之，以候皮肤之气，次则深之，以候肌肉之气，又次则深之，以候筋骨之气。”^[4]

灸法方面，汪机指出：“某穴宜灸几壮，惟当视其穴俞、肉之厚薄、病之轻重，而为灸之多少大小则可耳。”^[4]灸法应辨证施治，施灸壮数、时间等不可墨守成规，根据患者的具体体质、具体病情等特殊因素做出灵活的调整，不可一概而论，否则“执中无权，按谱施治，譬之狂潦泛滥，欲塞下流，而获安者亦偶然耳！”^[4]

5 批判针刺手法，否定世医陋习

汪机对当世盛行的针刺手法颇有见地，大胆提出质疑，力排众议。针对迎随补泻，其认为将迎随阐释为针芒顺逆经脉针刺的补泻手法，实属无稽之谈。他指出《内经》所言“迎而夺之”，应是指“言邪之将发也，先迎而亟夺之，无令邪布”^[4]，此意即病邪尚未引起疾病的发展时，医者针对具体病机，采取相应治法来遏止疾病的发展势头，并将“迎而夺之”形象地解释为贼寇进入边境，先堵截他的去路，又阻断他的回路，便可以使贼寇实力空虚失利。对于“随而济之”，其言“言邪之已过也，随后以济助之，无令气忤”^[4]，即病邪已去而正气尚未恢复之时，通过针药等方式补益机体正气，经脉通利，使络脉因感邪空虚后而复气血充足之象。此外，他还对《金针赋》中的纳针三才法及青龙摆尾、白虎摇头等种种针法提出质疑，主张从简运用针法。

汪机还对当世医家的陋习发泄出不满，一者发现“今之针士，决痈用锋针、铍针，其他诸病，无分皮肤、肌肉、血脉、筋骨，皆用毫针，余者置而不用”，可见当世医家摒弃《内经》所载九针的的功用，同时不分病位深浅而妄用针具，一方面九针不可各尽其用，另一方面则会贻误病情，故对此表示否定。二者批判当世医家“但问某病，便针某穴”^[12]的行为，提倡辨证施治，灵活权变，哀叹当时的从医者既不诊脉，又不察形，随意施治而造成疾病不可挽回的后果。三者其对医家用针“动辄以袖覆手，暗行指法”^[4]的行为，发泄出对“彼以为神，我以为诡，彼以为秘，我以为妄”^[4]的愤怒，认为针法不过提按、徐疾、左捻、右捻六法，不必巧立名目。综上可见汪机对当世之弊的大胆批判和对为医者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告诫后世医家应深究针刺之理，主张用针从简，不可只追求针法的繁杂华实而忽视了针法的功用。

汪机一生穷探医理，见微知著，其早年决心学医并苦心钻研诸家医书为其日后的学术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史·方技传》称其“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13]。其著作《针灸问对》一书遵本《内经》、《难经》，融会贯通各医家学术思想精华，用犀利的文笔力纠时弊，学术观点简明干练、笃实明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此书“措语颇为简明”、“其说尤为笃实”^[14]，清代耿文光评价此书及其作者言：“针灸之说，终以石山所论为笃实。”^[15]汪机在《针灸问对》一书中，遵本《内经》、《难经》，又博才众长，重视辨证以用针施灸，据病情灵活治病取穴，主张“针法浑是泻而无补”，提倡无病忌灸，反对保健灸法，同时力讽当世之弊，其针灸学术思想缜密细致，学术观点简明得当、说理熨帖，扩大了针灸的临床应用思路，同时为临床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其部分观点虽与现代针灸临床的应用不一，但对当时针灸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我们应辨证地采纳，在临床工作实践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