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汤是发汗剂还是止汗剂”，“是解肌还是发汗”的问题讨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众多专家与学者参与。今借用诠释学方法仅就《伤寒论》桂枝汤的“发汗”问题做一探讨，供参考。

1 桂枝汤“发汗”问题回溯

1984年《中医杂志》发表“对桂枝汤解肌发汗之质疑”一文^[1]。该文通过《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原文入手，指出“桂枝汤之解肌发汗，必在以温覆和啜热稀粥的条件下方有此功用”，“似应将桂枝汤列入温中或补虚之剂范畴”，此说法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回应。1985年，《中医杂志》特以编辑部的名义，发“桂枝汤能否解肌发汗之讨论”一文，回应读者关于上文观点商榷的来信来稿。

乐山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研究室还就“桂枝汤是发汗剂还是止汗剂”专门组织进行了两次讨论，于《四川中医》发表论文。文中，江尔逊^[2]先生提出：桂枝汤既不是发汗剂，也不是止汗剂，而是和剂，桂枝汤能调和在外的营卫，就能调和在内的气血阴阳，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和阴阳也。

1988年，李翼^[3]指出：张仲景所云“发汗”，或是祛邪之代名词，或为药后得汗的借代说法。若从其药物构成及作用机制分析，桂枝汤具发散之性，却不以发汗为目的，故将其认定为止汗剂或发汗剂，不仅有失仲景深意，且不符合临床实际，忽视“调和营卫、鼓舞卫阳”的作用，有碍本方的扩大运用。

此后，问题得出了比较全面的看法，争议讨论渐歇，仅偶有结合时代发展背景下的再探讨。如“桂枝汤能否使汗出，不能单看方药，必须考虑到体质因素。服用桂枝汤后的汗出，是这两条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4]。

2 诠释学的引入

研究方法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关键的。过去的中医学，尤其是经典研究，常常受困于方法的不明，陷于“医者意也”，“以心解经”之中。诠释学，顾名思义，简而言之，即是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问。对于经典的诠释，不仅是其早期在欧洲的主要研究目的与内容，更因其理论与方法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产生重要意义的原因。

诠释学循环是诠释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最初包括两种循环。一种是在语文学方法论阶段的文本内部的循环，即文本整体与个别的循环。另外一种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循环。如张仲景作为《伤寒论》的作者，其文本内部应该保持良好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并且能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与意图。后世研究者作为《伤寒论》的诠释者，可以通过《伤寒论》文本的完整性与一致性，去探讨推究其中部分隐蔽的、未知的、未能确定的内容^[5]。桂枝汤出自《伤寒论》，探讨它的问题，诠释学看来应该明确，是指《伤寒论》，还是张仲景，还是不冠定语，均有不同结论。如研究“《伤寒论》桂枝汤是否发汗”，应以文本《伤寒论》原文为研究对象；研究“张仲景的桂枝汤是否发汗”则必须结合《金匮要略》，但诠释学理论强调作者与作品在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分离。诠释学认为从文本入手研究，并不一定就可以探究出作者的真实用意。如果只讨论“桂枝汤是否发汗”，则应从药理实验及临床实践出发，引用张仲景原文及后人讨论，均不能作为最可靠的依据。

3 诠释学循环下的《伤寒论》桂枝汤

本文以“《伤寒论》桂枝汤”为题，以《伤寒论》为研究文本，由于诠释学循环的进行，对文本完整性要求严格，故所有引用《伤寒论》条文，皆以日本东洋医学会伤寒金匮编刊小委员会2009年影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开美《仲景全书·伤寒论》为准，转为简体字时，参照钱超尘、郝万山两位教授整理，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伤寒论》。

除去“可发汗、发汗后、可下、发汗、吐下后”诸篇重复的原文中，《伤寒论》桂枝汤主治共见21条原文（详见表 1），只有第164条以大黄黄连泻心汤治疗痞证为核心，仅言“解表宜桂枝汤”，无煎服方法外，其余方后均有煎服方法。另外，只有原文第387条方后仅见“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无“啜粥温覆发汗”内容。

通过表 1所进行的严格诠释学循环看，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伤寒论》中，以桂枝汤发汗解表时，一定明确记载“啜粥温覆取汗”的调护方法。1）原文第387条未载“啜粥温覆取汗”的原因，与霍乱后期的调护有关。第387条“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汤小和之。”主要论述霍乱后期外邪已解、气血不足，所谓“桂枝汤小和之”当指桂枝汤调和营卫气血，而此时已不须发汗。3）诠释“消息”。将“桂枝汤和之”以及方后没有“啜粥取汗”的相关内容，加之霍乱后期的特殊情况，可以知道“消息”应指“起居”，而非“斟酌”，此问题将另外撰文讨论。4）处理争议问题。关于“桂枝汤能否发汗”问题的争议，通过诠释学理论与方法，发现之所以会引起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把《伤寒论》桂枝汤的作用，放大到整个桂枝汤，或者引申至原书作者的写作意图上，所以此类争议，如果需要解决，必须明确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在诠释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笔者对《伤寒论》桂枝汤发汗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以上4点结论，供参考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