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补一法源于《内经》，《内经》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1]后世医家对温补法有很大发展。张仲景继承了《内经》，在其建中类方剂中就体现了温补二法。金元时期李东垣，善补脾土，被后世称为“补土派”；朱丹溪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擅长滋补阴液，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2]。明代薛立斋强调“命门为元气之根”，更重视强调温补肾阳，赵献可亦以温补命门见长。张景岳是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首创“阳常不足，阴本无余”，其更重视对于命门的温补，对温补元阴、元阳之说，议论透彻^[3]。在张景岳之后的李中梓扩大了温补法的具体运用。清代不少医家对温补法亦有所发挥，如王孟英、叶天士、何廉臣等对温补的论述都使温补学说日臻完善。然随着温补学说的发展，温补之风盛行，其造成的结果体现在了诸多方面。医者妄用温补，病家只喜温补。因补致病，导致了大量误诊误治^[4]。王孟英曾云“病于病者，十之有三；病于医者，十有六七”。

王士雄，字孟英，是晚清著名的中医学家，尤精于温病学，是继叶天士、薛雪、吴瑭之后的温病学派代表人物。王孟英一生著作及评注参订他人之作甚多，且流传颇广。代表作有《温热经纬》、《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随息居饮食谱》等，还积累了大量医案，整理而成《王氏医案》三编。王孟英医案的特点是记录详细，理、法、方、药完备，自成特色，深为医家所推重^[5]。上海名医陆士谔先生对《王氏医案》评价云：“前贤医案，惟王孟英案最为善本。……编印时孟英及身亲见，……读者因见症之准确，惟撰方之灵巧，进退变化，不越规矩准绳，故读此书胜读名家医案多多也。”近代医家张山雷云：“孟英临症验灵，处方熨帖，自古几无敌手。”^[6]温补法，临床治疗时最为常用。然温补之法，却被医家病家过分的使用。无疾而喜食温补，年老病者只顾其虚在王孟英医案中数不胜数，王孟英极力反对此种滥用温补行为，曾云：“投之得当，硝黄即是补药，投而不当，参、术皆为毒药……补偏救弊，随时而中，病无定情，药无定性，顾可舍病而徒以药之纯驳为良毒哉?”^[7]《王氏医案》中记载了诸多前医误诊误治后而被王孟英治愈的医案，据统计，在《王氏医案》中误诊误治的案例达到了352例^[8]。误诊的原因多种多样，误用温补、误用滋阴、误用清热，误用燥湿等。今笔者试图对部分误用温补的医案进行分析。

1 无病者妄用温补

在《王氏医案三编》卷二中记载了蒋氏妇无病妄用温补的医案^[9]。蒋氏妇患一奇病，“痰自少腹突冲而上……四肢渐行牵掣，口极渴，而溺如沸汤，食减少眠，形日消瘦。”诸医皆认为是痰火所致，皆以治痰，然治疗却无有疗效。王孟英通过详细辨证，认为其致病非痰火为患，应是长期服用过多温补之药所致。通过仔细询问，从其丈夫夫口中得知该妇人本无疾病，然已年过四旬，尚未有子，便服用补药，以求得子，仅仅紫河车就已服用几十具之多，更别说其他的补药了。王孟英闻之，便心中了然，本无疾病，服用温补，药不医病，药力积聚在体内，成为火毒，“愈种子者翻种病矣”。过服温补之药，其火毒并非一般药力所能达到，王孟英以豆腐皮包吞紫雪丹，并配以紫草、土茯苓、绿豆、玄参、海蜇、荸荠、金银花、竹沥、甘草服用满月而愈。

温补之风自古盛行，不论医者还是病者总以温补为最好的治病办法。医者当无证可辨时，便开处温补方剂，美名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此医案中，蒋氏妇女并无疾病，但因其不孕，盲目服用温补之药，因其无病，药力无法排出，积聚体内成为火毒。火毒上攻，“自少腹突冲而上”，似奔豚之状。火毒灼津，故四肢渐形牵掣；火毒耗伤肝血肾精，水不涵木，而致肝阳上亢，肝火乘土，故而少食；热扰心神则少眠。王孟英以豆腐皮包吞紫雪丹搜刮其体内深藏之火毒，盖因豆腐皮有清热润肺、止咳消痰之功；患者补药服用的时日太长，其病“岂寻常清凉之剂所能愈者”，故王孟英用上药配合紫雪丹，盖“考古惟有紫雪能搜剔身藏之毒火”。并配以紫草、土茯苓、绿豆以清热凉血解毒，玄参、海蜇、荸荠养阴生津，金银花引内伏之热毒透达于外，竹沥清热化痰，甘草调和诸药。张山雷曾赞王孟英“善以清药起奇病”，洵非虚语。

2 年老病者妄用温补

《王氏医案续编》卷一中记载了黄莲泉家戚妪病痢疾一案^[9]。病者年老患痢，医者见其年老，并未详加辨证，只是舍病顾虚，一味进行温补，造成了“渐至少腹结块，攻痛异常，大渴无溺，杳不知饥，昼夜百余行。”病至危重，始请王孟英诊治。通过详细辨证，王孟英诊为内有积热。痢疾已有数日，体内缘何一派热象？此必前医妄用温补所致。待其查看前处方，皆是参、术、姜、萸等一派温补之药。王孟英云，前医只是见到患者年老就用补法，见到痢疾便想到止痢，其并没有明白疾病痊愈的道理，只知道病患年老体虚，并未看到邪盛则实，终致重病。虽已病重，但病患并未出现呕哕的症状，尚可治疗。便处肉苁蓉、川楝子、芍药、黄芩、黄连、橘红、石斛、山楂、神曲、延胡索、绿梅、鳖甲、鸡内金、五灵脂、海蜇为药。待病情稳定后，继续服用驻车丸，逾月便痊愈。

王孟英云：“夫痢疾古称滞下，明指欲下而涩滞不通也，顾名思义，岂可以首补之品，更滞其气？燥烈之药，更助其虐乎？”本案中，前医只是看到了患者年高这一个因素，并未看到邪实的存在，不细加辨证，认为因虚致痢，妄用温补之剂。只补不泻，没有看到其导致痢疾的邪气原因，犯了虚虚实实的错误。对于医者只用温补，王孟英曾言：“病未去而补之，是助桀也。病日加而补峻，是速其死也。”痢疾之病，过早收涩，邪气不去，积于少腹而成结块；已成之结块阻碍气血运行，不通则痛，遂疼痛异常；痢疾本就因泻下过多耗伤阴液，服用温补之剂，更伤津液，以致大渴无溺；“吐下之余，定无完气”，泻下过度，耗伤胃气，故杳不知饥；邪虽聚于体内，然正气尚存，欲逐邪外出，以致昼夜百余行。若呕哕与泻下并见，则为噤口痢，病情危笃。此病患并未出现呕哕症状，病情虽重，尚可救治。故王孟英用肉苁蓉补阳，石斛、海蜇养阴，川楝子、橘红、延胡索行气止痛，芍药缓急止痛，黄芩、黄连燥湿清热，山楂、神曲、鸡内金消食和胃，五灵脂活血止痛，诸药合用，患者病情稳定。然泻下伤津过度，又加患者年老阴液本就不足，故服用驻车丸一月余，方才体健恢复。作为医者不可仅仅着眼于年老这一因素，而忘记了疾病的产生由邪实造成的这一因素，认真辨证，方可无误。特别是年老人患病，更不可一味温补，或是一味去邪。

3 冬季病者妄用温补

《王氏医案续编》中载有鲍继仲冬季发作哮病医案^[9]。鲍继仲患有哮病，每于冬季发作，前医以虚寒论治，造成了病情严重。王孟英诊之，见其“脉滑苔厚，溺赤痰脓”，遂开知母、天花粉、冬瓜子、杏仁、浙贝母、茯苓、滑石、栀子、石斛而安。孙渭川令侄亦患同样的病证，王孟英诊之，见其“口渴头汗，二便不行”，遂与生石膏、陈皮、浙贝母、茯苓、知母、天花粉、杏仁、紫菀、海蜇等药而愈。还治疗一耳姓妇人病哮，其自以为受寒所致，频饮烧酒，以致“不但病加，更兼呕吐泄泻，两脚筋掣”，病情加重。当王孟英询问病者，其依旧认是由受寒所致。对于此不懂医学胡乱自医的病者，王孟英当即纠正曰：“汝何愚也！见证如是，犹谓受寒，设遇他医必然承教”，在小寒之候，他医若误以为有寒，投姜附之药，则“汝命休矣”，遂处以北沙参、生薏苡仁、冬瓜子、丝瓜络、竹茹、石斛、枇杷叶、浙贝母、知母、栀子、芦根、海蜇、莱菔子为方而愈。

哮之为病，已发多实，在辨清虚实的基础上，发作期尤当辨别寒热之属性^[10]。在该3个医案中，疾病都是在冬季发作，不通过详细辨证，前医便认为是此原因诱发哮病的发作，故而温散之药便出现在医者笔下。然王孟英通过辨证，皆诊为其内有火热，均为实证。故而使用清化痰热、肃降肺气之法，并辅以养阴之药而愈。

4 病未愈者妄用温补

《王氏医案》卷二中载有陈足甫夏季外感后咳嗽案^[9]。陈足甫体质素虚，夏季外感后，诸症消失，惟咳嗽不止，导致饮食亦日渐减少。他医诊断，认为是病后体虚所致，以温补法进行治疗，然“滋阴潜阳，久服不效”。王孟英诊时发现患者虽有虚损，然外感余邪并未清除，余邪留于肺，阻碍气机肃降而致咳。虽有正虚，然图滋补，于祛邪无补。王孟英遂先开药清除余邪，后补其虚，患者不久便康复如初。

此案是虚人外感后，久咳不愈。他医只是看到了患者平素虚弱，故一味的进行补虚，并没有看到仍有余邪伏在肺脏。王孟英极力反对医者治疗年老体弱之人采取舍病顾虚的做法，曾云：“凡病未去而补之，则病处愈实，未病处必愈虚，以未病处之气血，皆挹注病处也。”余邪未清，导致肺失宣肃故而久咳不愈。治疗虚人外感的病症，要确认病邪完全祛除后，方可进行滋补，不可在病邪留恋在体内时，只顾补虚，这样病必不除。治病必求于本，然标未除时，须先祛其标。医者若只是看到虚人外感后咳嗽，而未辨别外感邪气祛未祛除，一味滋补，可反生他患，甚至诸症蜂起。

5 结论

王孟英虽为温病大家，并非只用寒凉药物，温补一法其亦常用之。邹云翔^[11]为此专门发表文章为王孟英辩护，他列举了12个王孟英运用温补和用反佐法治疗的病例，详细地论述了王孟英运用温补法的规律。可见，王孟英虽痛斥滥用温补之非，但他并不排斥温补之法，有人曾对其所遗留下的医案做过统计，用附、桂、干姜之方，有19案^[3]。可见，药贵对证，王孟英绝无成见。正如王孟英所云：“温补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废也，第用较少耳。世之医者，眼不识病，仅知此法，可以媚富贵之人。动手辄用，杀人无算。岂非将古人活世之方，翻为误世之药，可不痛恨耶!”^[12]彭景星曾评价王孟英治病：“擅长凉润清解，然亦善用温法。”^[13]然一味蛮补只会使气机更加滞塞，加重病情^[14]。温补之法亦不可过早应用，如若不经仔细辨证，只是依据经验就做出结论，遂而处方用药，误诊误治的几率便大大增加。临床误诊虽不可避免，但如若在临症之时全面分析，四诊合参，便可在最大可能上减少其的发生，从而提高临床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