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浊”是王新陆教授在《脑血辨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1]，是指血液受体内外各种致病因素影响，失却其清纯状态，或丧失其循行规律，影响其生理功能，因而扰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换言之，西医学中的血液成分改变、血流动力学异常以及血液循行障碍等皆可称之为血浊，如高血脂、高血糖、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血压等均属于血浊范畴，血浊是现代疾病的病理基础，一旦形成，扰乱脏腑气机，百病丛生^[2]。血浊理论是王新陆教授立足于当代临床，对现代中医临证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提炼并总结后提出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医面临的疾病谱系变化、诊疗手段变革以及现代中药药理学进展等中医药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开拓性”理论。对研究者如何进行中医现代化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榜样性的参考和启示。

1 血浊理论是现代疾病谱系变化的必然进程

中医的基础理论不能脱离中医的临床而独自发展，严格来说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临床的总结，中医基础理论源于临床并最终服务于临床。临床实践是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重要依据，而血浊理论正是结合现代临床实践发展而来的符合中医固有规律的理论。血浊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继承创新，是为了适应现代疾病谱系变化而提出的新的“中医理论”。

中医是一门临床医学，疾病谱系的变化是临床医学发展的源动力，它推动并决定了中医辨证理论体系的沿革。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开病位、病性辨证之先河。东汉医家张仲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常见病因进行总结，创立了辨治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及开创内伤杂病辨证论治之先河。明清时期，温热疫病流行，医者以伤寒施治，病死率高。经过众多医家的不懈努力及大量的临床实践，明确认识到温病不同于伤寒，伤寒的辨证体系已不适应疾病谱系的变化。于是《温疫论》《温热论》应时而出，创立了全新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体系，丰富了辨证学的内容。

世易时移，现在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现代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远超以往。城镇化率的提高，使得人们在远离自然的同时，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亦渐退其次。但工作节奏的增快，使得精神紧张，情志致病明显上升；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无节，过度肥胖使内伤杂病发病率逐渐上升；兼之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抗生素滥用等各种因素，使得人类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易接触更多的有害物质。所以，现代疾病多由精神情志社会心理因素、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三大致病因素引起，导致疾病谱系发生了改变，糖尿病、高血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血液及免疫系统疾病、遗传及代谢性疾病等复杂疾病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而且这些疾病早期多呈隐袭起病，往往只有实验室指标的变化，而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改变。这给中医临床提出了如何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挑战。

面对疾病谱系的变更，新的病种不断出现，古方今病已不适宜，临床治疗及理论亟待创新与突破。王新陆教授认为：新的时代，必须整合传统中医理论，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结合临床实际，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更好地适应现代临床，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血浊理论应运而生，为现代疾病的诊治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王新陆教授认为，当代疾病有着共同的病理基础，那就是致病因素污浊血液，使血液失去其清纯状态，变得浑浊、混乱并使血的循行发生障碍。精神因素致病的关键在于其可导致气机失调。气滞、气逆、气陷、气闭、气脱等所有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失常均可导致血浊。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劳逸失度和饮食失宜。作为神气产生物质基础的精、气、血、津、液，均来自于饮食，饮食无度，饱饥无常，偏嗜肥甘，兼之生活节奏紊乱，起居无节，好逸少劳，均易化痰生浊。人体处在环境污染之中，污染物质由呼吸、饮食、皮肤进入体内，随血液循行，如果这些侵害超出了机体的自清能力，累积过多，必然会导致血浊的产生^[3]。

因此，血浊理论是在目前疾病谱系变化及饮食、精神、环境、不良生活方式等新的致病因素影响下，导致现代疾病谱系从原来的简单病、外感病发展为当代的复杂病、心身疾病的系统理论。而疾病谱系的变化必将引发中医辨证体系自身的变革，这种变革是血浊理论创立的内在源动力。血浊学术思想的产生是中医学发展规律及疾病谱系变革的必然结果。血浊理论的创立为现代疾病诊疗提供了新的指导思路。

2 血浊是适应西医学诊疗技术发展，对中医四诊的扩延和补充

自从16世纪末期（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Janssen和Z·Janssen父子制作了第1台复式显微镜后，1665年英国人Robert Hooke通过显微镜第1次描述了植物细胞的构造。之后经过英国N·Grew、荷兰A·Leeuwenhoek和J·Swammerdam等的努力与工作，显微镜逐渐被广泛应用，人类的视觉由宏观进入微观，动植物体内的细微结构被逐渐揭示出来。而且随着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发展，临床医生也开始利用化学分析的检验方法来协助诊断，逐渐建立了血、尿、便三大常规的检验方法^[4]。19世纪X射线的发现，造就了现代影像学的飞速发展。西医学也由最初视、触、叩、听的传统四诊逐渐扩延到了更加客观、更加精确以及可定量、定性的现代影像学、微观医学及实验室检验医学。

而且随着“西学东渐”“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的思潮盛行，中医也面临着“西医学”的冲击和挑战。但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整体、系统、功能出发的中医与以“机械论”“还原论”等为指导通过解剖观察、动物实验来验证的西方医学截然不同。中医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理论语言来描述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指导个体化的诊疗实践活动^[5]。中医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尝试充分证明“中医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医西化”，即固执地用西医生物医学的模式，对中医进行研究和改造是致命错误，不仅是研究思路方法的错误，更是医学科学研究者情怀与境界的问题^[6]。而且研究的成果也不能为中医所用，未能提高中医的诊疗效果和临床水平。

所以，目前中医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很多的困境。一方面西医学的发展，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临床诊疗手段；现代药理学的进步，使得研究者对于中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现代临床诊疗手段和中药药理学成果，与中医理论不兼容，无法进行“拿来主义”而应用。同时，新时代临床诊疗的需求，又使得中医临床医师无法回避西医学的疾病诊断、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药理学结论等。

长期从事一线临床工作的王新陆教授，从中医临床实际出发，仔细研究当代疾病谱系及中医临床困境后，创造性且大胆地将西医学检测手段应用于中医临床，延伸了中医传统望闻问切的“触角”，提出了立足于西医学诊疗手段的“血浊理论”，使古代文献中抽象的“浊”有了具体而实在的意义——实验室检验指标的客观变化。即“血浊”是立足于现代检验指标基础上的“中医辨证理论”，是一种全新的中医病理学概念，将西医学中的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同型半胱氨酸等实验室指标的异常均纳入血浊范畴，使现代检验/诊断医学与中医具有了一个切实的结合点，同时创立了化浊行血汤（路路通、虎杖、荷叶、焦山楂、决明子、赤芍、酒大黄、何首乌、制水蛭）等一系列临床行之有效的方药，促进了临床疗效的提高，实现了中医现代化。同时血浊理论的提出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可行路径，把宏观医学与微观医学有机结合，为中医科研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与空间，为中西医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依据^[7]。

3 基于现代中药药理学发展而提出的援药理论，使血浊理论的“理法方药”趋于完备

随着西医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药进行更加深入研究，使得中药学逐渐分化形成了中药药理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等多级学科，学科分化促进了中药基础研究向着更加纵深方向进展，研究内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也诞生了很多临床用之有效的新药，如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提取工作，就得益于中药的现代化研究。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录了诸多在现代药物分析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诸如中药质量控制方面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在检测技术储备方面，建立了中药材脱氧核糖核酸（DNA）条形码分子鉴定法、色素测定法、中药中真菌毒素测定法、近红外分光光度法、基于基因芯片的药物评价技术等指导方法。使得中药在标准化、定量化等方面有了质的飞越。

中药的现代药理学成果虽然丰富，但同样面临研究成果无法为中医理论所用、与中医进行良好融合、并有效指导和辅助中医临床实践的困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些成果均是在西医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诸如采取分离提纯单一有效成分进行相应化学分子的研究，以及对提纯成分进行相应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的研究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中药的药效，扩展中药的药效学范围。但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内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理论无法融洽，更不能纳入中医理论的辨证论治体系。从而使得目前对中药的基础研究与中医临床严重脱节。

王新陆教授提出的“援药理论”就是在现代科技环境下对中医药理论创新提出的新思路。所谓“援药”，即支援、支持、援助之药物，定义为经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证实，可直接作用于确切靶器官，对主病、主因、主症有明确治疗作用，配伍到方中能起到缓解症状或改善实验室检查指标的药物，与君、臣、佐、使共同成为方剂的重要组成部分^[8-9]。

援药理论是将中药药理学研究结果应用于中医临床的思维突破，是“血浊理论”的延伸。“血浊理论”成功扩展了中医的四诊，从而可以将现代科技检查这双“眼睛”观察到的疾病“症状和体征”以及疾病更深层次的病理结构改变纳入中医理论范畴，为进一步临床应用中药的目标靶向提供了中医理论支撑。所以，“援药”完全不同于中药传统的四气五味和归经理论，而是依托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对中药靶点的“再认知”“精确化”的深层探究。例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牡丹皮、徐长卿中的丹皮酚具有抗恶性肿瘤作用，且以对抗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作用更为显著^[10]。中医辨证治疗肝癌、食管癌、结肠癌等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患者时可视情况选用牡丹皮、徐长卿。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对这类中药靶向治疗的应用已不少见，但是一直以来，缺乏系统的思维将其上升到一种新的中医药理论层面。精准的靶向作用是援药理论的点睛之笔。

所以，中药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药现代化遇到的困境、研究成果中医如何拿来应用的问题促使“援药”理论诞生，而一脉相承的“血浊”“援药”理论体系是解决中药现代化进程中困境的初步尝试！“血浊”有利于“辨病论治”，发展中医“疾病学”。“援药”有利于吸纳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而基于“血浊”“援药”理论的“化浊和血汤”，可以参见《关于血浊理论在现代疾病谱系中作用与地位的探讨》^[7]，在此不再赘述。

4 血浊概念的提出，为现代疾病谱系下中医药“治未病”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撑

“治未病”是中医几千年来的优势特色以及未来中医临床的重点发展方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行健康中国战略，也提出：中医药大有可为，除了提高中医医疗水平，在预防疾病方面，中医治未病服务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将“治未病”提到了中医发展战略层面。然而在疾病早期，往往症状隐袭，依靠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通常无法见微知著，甚至无证、症可辨，而基于现代诊疗技术基础上的“血浊理论”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血浊”是各种现代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形成之后又能作为继发性致病因素，加重其病理变化，是诸多现代疾病的病理枢纽。许多现代疾病，诸如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症、高脂血症等，均具有血浊证的特征。清化血浊可以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目的，集预防、治疗于一体，具有非常重要的预防医学意义^[11]。

综上，“血浊理念”的纳入，可以扩延中医四诊范围，充分利用现代诊疗手段，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而援药理论，又可以进行明确“病因治疗”“靶点治疗”。这既是对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继承、创新，也有助于深入研究中医学“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寻求防治现代疾病的新途径，为探求更有效的方药开拓思路，从而提高临床防治现代疾病的效果。

所以，血浊是应现代疾病谱系变化而提出的新的“中医理论”，用“血浊理论”指导中医临床可以纳入检验医学等更多的现代诊疗手段，扩展中医四诊范畴，配合“援药理论”，实现了适应现代临床的“理法方药”完整的系统，为指导治未病提供了良好的时代落脚点，为中医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典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