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是目前中国第4位的常见恶性肿瘤及第3位的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健康^[1]。原发性肝癌预后不良，5年生存期仅为12%^[2]。超过60%的新诊断肝癌病例处于晚期^[3]，其治疗选择限于使用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化疗药物的姑息治疗。中医药治疗该病能够改善症状，提高机体抵抗力，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1]。周珉教授为江苏省名中医，治疗原发性肝癌经验丰富，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周珉治疗该病方剂，进行数据挖掘统计分析，总结探讨其对该病病机的认识及用药规律，为临床治疗该病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筛选2016年2月—2018年5月笔者跟随周珉教授门诊期间，治疗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癌及胆管细胞癌）患者的中药方剂，剔除同一患者的相同方剂。

1.2 方剂录入

使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V2.50）”（该系统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拥有版权），将方剂规范录入该系统“病例采集”模块中。

1.3 数据规范化处理

参考《中药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年）对中药名进行规范。如蛇舌草规范为白花蛇舌草、焦神曲规范为神曲、云茯苓规范为茯苓等。

1.4 数据分析

数据规范录入“病例采集”模块后，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V2.50）”的“数据分析”模块中的“方剂分析”相关功能进行分析。结合频次统计、组方规律结果，进行药物使用频率、配伍规律相关分析。统计出高频药物，结合临床经验总结分析原发性肝癌用药规律；经多次调试，将支持度个数设置为80，置信度设置为0.9，结合中药组合频次进行排序及规律分析；最后分别设定适宜的相关系数（5）和惩罚系数（2），运用聚类分析法提取组合、发现新方。

2 结果及相关分析 2.1 用药频次分析

共录入176首方剂，涉及中药235味，单味药物应用频数最高152次，最低1次。应用频次大于60次的中药有19味，见表 1。

2.2 组方用药模式及规律分析

根据筛选方剂的数目及中药频次分析结果，结合经验将支持度个数设置为80，从系统中提取22个常用药物组合，共涉及7味中药，见表 2。

由表 2可见，治疗原发性肝癌用药模式中，出现最多的药物组合有陈皮、茯苓，炙甘草、茯苓，焦白术、茯苓及法半夏、茯苓等，结合表 1单味药物频次及该表药物组合频次分析，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组合以健脾益气、祛湿化痰为主，对应方剂以四君子汤、二陈汤、六君子汤为主。原发性肝癌的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方剂中应用党参、焦白术、炙甘草以健脾益气，可见“本虚”以脾虚最常见，应用茯苓、薏苡仁、陈皮、法半夏以祛湿化痰，提示痰湿为“邪实”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治疗上注重健脾益气有利于痰湿的去除，祛湿化痰有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两者相辅相成。由表 1用药频次可见，方剂中常用清热解毒药物如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肿节风、泽漆、赤芍等，养阴药物如南沙参、北沙参、麦门冬、炙鳖甲等，提示热毒及热邪伤阴病机的存在。治疗上体现了紧扣辨证、标本兼顾的理念。

选择支持度个数≥80，置信度≥0.9，对方剂进行关联分析，见表 3，得出34条关联规则，并进行药物关联网络展示，见图 1。

2.3 基于熵方法的新方分析

根据录入方剂数目及不同参数所得数据的预读，设置相关系数为5，惩罚系数为2，对方剂进行熵聚类分析。得出具有潜在规律的新方聚类组合共4组，聚合成4个新方，筛选出其中2个方剂，见表 4。

对上述2个新方进行分析，薏苡仁、炙甘草、山药、麦门冬、炙鳖甲、天门冬、北沙参药物组合偏于益气养阴散结，适宜治疗阴伤较著，但胃气尚未衰败、胃纳尚可的原发性肝癌患者，柴胡、姜黄、香附、薏苡仁、仙鹤草、泽漆、肿节风药物组合则偏于疏肝理气、清热解毒散结，适宜于肝郁较著、热毒郁结的患者。

3 讨论

本文通过数据挖掘对周珉教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方剂进行用药规律分析，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周珉教授对于该病病机演变规律及治疗原则的认识，同时体现了其治疗该病标本兼顾、用药轻灵、养肝护肝的特色。

3.1 清热化湿，健脾养阴贯穿始末

根据本文数据统计，用药频次及药物组合出现频次较高的药物多数归为清热解毒、祛湿化痰、健脾益气养阴等范畴，周珉教授常强调“有是证，但用是药”，上述数据结果反映了其对于该病“湿热痰毒、气阴两伤”的病机认识。周教授认为，湿热为该病核心病理因素，多数原发性肝癌由病毒性肝炎发展而来，经历了典型的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病毒性肝炎发病病因即为感染湿热疫毒之邪气，邪蕴肝脏，导致气血瘀滞，继而发展为肿瘤；另外，部分患者平素饮食不节，嗜食肥甘厚味及酒水，或过度劳倦，脾运失健，酿生痰湿，郁而化热，湿热酿毒从而化生肿瘤。湿邪伤脾，肝病及脾，脾失健运，同时热毒耗伤气阴，上述病理演变导致“湿热痰毒、气阴两伤”的复合病机，因此，清热化湿、健脾养阴治疗应贯穿疾病始末。

周珉教授在治疗肿瘤时尤其注重中焦脾胃功能的固护，因脾为后天之本，一方面，营卫之气的生成有赖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等生理功能，正如“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若脾胃虚弱，胃纳减少，体内水谷精微生成不足，则营卫之气生成匮乏，无法保持机体正常营养，难以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同时脾又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若脾转输功能失司，亦可致全身脏腑气机失于调畅，不利于癌毒等病理因素的清除；最后，由于湿热痰邪为该病核心病理因素，脾运正常则可祛痰除湿，杜绝“生痰之源”，有利于病情恢复。因此周珉教授常以四君子汤合二陈汤作为基础方来健脾益气化痰，用以维持中焦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

3.2 标本兼顾，病证结合

原发性肝癌病理性质属本虚标实，“本虚”主要以气阴两伤为主，病位主要在肝脾，治疗上要求调养肝脾，益气养阴，而“标实”主要集中在湿热、痰、毒、气滞、血瘀等方面，治疗上应清热化湿、祛痰攻毒、行气化瘀等。而临床上患者表现各异，多证杂合，虚实兼夹，周教授认为应评估正邪亏盛的趋势，标本兼顾，权衡治之，辨证治疗的同时结合辨病治疗，深入对疾病的认知以提高疗效。参考巴塞罗那（BCLC）分期标准^[4]，依据机体一般状况、肝功能代偿情况、肝脏肿瘤大小个数、大血管侵犯情况及有无肝外转移，将原发性肝癌西医治疗分为早期外科手术切除、局部消融，中晚期TACE、靶向治疗及终末期对症支持治疗。周教授认为，部分中晚期患者肿瘤较大，但一般情况较好，脾胃功能及肝功能良好，此时邪气较盛，但正气亏损尚不明显，可着重攻邪，加强抗肿瘤治疗，常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仙鹤草、泽漆、肿节风、薏苡仁、酢浆草、山慈菇、猫爪草、白僵蚕、鳖甲、制天南星、蜈蚣、全蝎、莪术、丹参等，主以清热化湿、祛痰散结、行气化瘀等治法，辅以健脾护胃、养阴柔肝治疗。部分患者是在肝癌手术切除后就诊，肿瘤已经切除，毒邪趋势已弱，而术后患者正气亏虚较著，主要表现为气血亏虚、气阴耗伤或脾胃虚弱等，此时宜扶助正气治疗，待正气恢复后适当辅以清热化湿、解毒散结等药物预防肿瘤复发。或患者于TACE治疗后就诊，或正在口服靶向药治疗，或已处于疾病终末期，此时正气亏损严重，加之药毒损伤，多数患者一般情况差，伴有乏力、纳差、呕吐症状及肝功能失代偿并发症如腹水、黄疸、出血等表现，治疗上应暂缓或酌予攻邪，宜加强益气养阴、健脾益胃、疏肝柔肝等治法，恢复脾胃功能，治疗并发症，恢复正气，以图缓治，尽量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延长生存期。

3.3 肝体娇柔，药宜轻灵

周珉教授基于多年临证经验及对于肝脏生理病理的认识，提出“肝既为刚脏，又为娇柔之脏”的观点，用于指导临床实践，从该文数据统计规律亦可窥见其理论特色。肝为刚脏，喜条达、恶抑郁，肝病时往往表现为“肝用太过”，原发性肝癌为邪毒蕴积于肝脏，导致肝气郁滞，故出现胁痛不适、性情急躁等症状，治疗上喜用柴胡、郁金、姜黄、香附等疏肝理气；肝为柔脏，肝体柔软，肝脏具有阴柔、柔和之性，湿热邪毒耗伤肝阴，致肝失柔和，所以治疗肝病“非柔润不能调和”，在疏肝理气或化痰散结治疗时，一方面用药避免过度温燥，另一方面，配合柔肝养阴药物，如南沙参、北沙参、麦门冬、天门冬、白芍、炙鳖甲等，使肝体得柔，肝气自疏；同时，肝又为娇脏，肝脏质地娇嫩脆弱，易被邪侵，包括各种外邪及内邪均易伤肝，周教授认为肝病用药宜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宜和不宜伐，宜柔不宜刚。而肝癌为复合病邪致病，且多由慢性肝炎及肝硬化发展而来，肝脏受损严重，此时治疗用药应轻灵平和，宜用温和、和缓之药，针对肿瘤进行攻伐治疗时，化痰散结、行气化瘀治疗不宜过用久用峻猛刚燥之品，清热解毒不可过度苦寒，攻邪应不忘保肝护肝，刚柔相济。

4 结论

数据挖掘对于传承名老中医经验、总结名老中医思想及治疗疾病规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文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探讨周珉教授治疗原发性肝癌用药规律并结合其临床经验，总结原发性肝癌以“湿热痰毒、气阴两伤”为基础病机，“清热化湿、健脾养阴”治则贯穿治疗始末。同时，根据疾病不同发展阶段及治疗措施，做到标本兼顾、病证结合，用药轻灵，注重柔肝护肝，以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缓疾病进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