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三字经》是清代医家陈修园的著作之一。陈念祖（1753-1823年），字修园，福建长乐人。其早年丧父，自幼跟随祖父学习经史，兼习医学，后因家境贫苦，决意“半治举子业，半治刀圭家”。中年以后入仕途，曾在直隶保阳（今河北保定市）、磁县、枣强等地为官，“究心民瘼”。大部分医学专著是他任职期间撰写的，蕴含着儒家与中医学术交融的智慧，对当前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兹从3个方面探讨其传统文化特性。

1 仁者大爱，为而不为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1]《医学三字经》发扬了儒家仁爱的思想，从另一个角度也体现了陈修园个人治学与指导后学的“有为与不为”原则。

“仁”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历代医家济世救民，不乏仁爱之心。陈修园为官不忘行医，为普及医育，将学医与行医心得融入《医学三字经》。但他又不计名利，将此书托名叶桂之作。伪书在中医古籍中并不少见，最为主要的原因是真实作者欲借古人之名提高著作的影响力。《清史稿》云：“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当时叶桂已名扬天下，陈修园唯恐学医者误入歧途，借此引领后学，“入门正则始终皆正”，符合《论语》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想，可谓用心良苦^[2]。

“仁”体现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童蒙养正，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人们。《三字经》《弟子规》等著作将儒家文化巧妙融入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成人也常会把他们作为提高修养、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国际交流的文化纽带。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小引》中说：“童子入学，塾师先授以《三字经》，欲其便诵也，识途也。学医之始，未定先授何书，如大海茫茫，错认半字罗经，便入牛鬼蛇神之域。余所以有三字经之刻也。”^[3]此书编著目的就是为了后世学医者找到读书入门之津梁，犹如在茫茫大海之中精准的指南针。此外，他编著的《时方歌括》《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都是重在医学普及。由此可见陈修园对中医教育与传承的殷切期望。

仁者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儒家倡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2]。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内科杂病部分留下不少警示后人的文字，体现出他对社会上不良医风和庸医的批判，彰显了“仁”的思想。如论伤寒瘟疫，指出“医人先当医医。以一医而活千万人，人不过千万人许耳。救一医便救千万医，救千万医便救天下后世无量恒河沙数人耳。余所以于医者脑后，痛下一针”^[3]。此说源于清代温病大家吴瑭编写《医医病书》的思想。

2 儒风文韵，启蒙医者

儒家《三字经》是儿童启蒙必读之书，三字一句，和合音韵，让儿童易诵、易记、易懂，篇幅短小，内容丰富，知识面广，概括性强，从先秦至明清梳理出清晰的纲目，典故史料极为丰富，记载了古代文坛名家、文学经典、古代名人读书求学经历等内容。《医学三字经》共四卷，主要内容集中在前两卷。陈修园采用儒门《三字经》的形式把从魏晋以前到明清时期的医学源流以及各种常见的内科杂病呈现在读者眼前。作为一本启蒙医书，看似浅显，实际上同样蕴含着浓厚的中医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陈修园非常巧妙地将中医学和中国文化中的儒学结合起来，三字一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启发后人学习中医如何择善而从、治学得法，让人们在念诵之余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流传千年的传统中医。

如中风篇，从“人百病，首中风”至“固气脱，参附功”，取-ong为韵，描述了中风的最基本病因病机和分类以及治疗方药；后半部分从“顾其名，思其义”至“填窍法，宗金匮”，取-ei为韵，阐发了《金匮要略方论》以知晓诸家对中风的认识和主张，由于病因内外的本质不同，提出中风和类中风的概念。再如暑证篇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从“伤暑症，动静商”至“杂说起，道弗彰”以-ang为韵，说明暑证的分类、症状以及相应的方药；从“若精蕴，祖仲师”至“方两出，大神奇”为后半部分，取-i为韵，都是以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为主讨论暑证。《医学三字经》论述其他病症亦如此，每病证陈修园都采用1到2个，或3个韵脚。他灵活运用音韵的特点，让学者既便于诵读，又能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

3 尊崇经典，发皇古义

儒家重视经典，数典忘祖可谓大逆不道。《医学三字经》诸多篇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点，即陈修园在学术上遵承经典，以《黄帝内经》和张仲景的思想为指归。三字文之后还有注释敷陈，让人们念诵《医学三字经》时，自然而然“念念不忘祖”。陈修园指出学医者“理不本于《黄帝内经》，法未熟于仲景，纵有偶中，亦非不易矩矱”^[3]，借助儒家重经的思想表达了他治学的基本主张。

3.1 溯本求源，宗尚《黄帝内经》

作为一位“儒医”的陈修园很清楚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核心，所以《医学三字经》中描述和立论的技巧在于能够用儒家思想来比喻经典的重要性。在医学源流部分他特殊强调《黄帝内经》“医门此书，即业儒之五经也”^[3]。事实正是如此，《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确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相当于儒家的四书五经，都是传统正宗的经典。史实证明，当中医学发展到学术争鸣的高峰阶段——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都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依据来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李东垣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所论脾胃的不少篇章中创出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脾胃论”；刘完素以《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讲的病机十九条为基础而提出“火热论”；朱丹溪又从《素问·太阴阳明论》中所述的阴阳概念倡导“阳有余阴不足论”；张子和以《素问·评热病论》所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根据提倡攻邪三法，即是汗法、吐法、下法^[4]。可见《黄帝内经》不愧为中医学发展之根本。

《医学三字经》论述内科杂病共有32种，分23篇，从中风第二到小儿第二十四。其中一大半是直接以《黄帝内经》为理论依据的。陈修园把中风在内科杂病中排列第一“人百病，首中风”，而不是其他病证，即引用《黄帝内经》说明原因，“风为百病之长也”^[3]。再如论咳嗽，陈修园首先根据《素问·咳论》所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进而发挥为“肺为气之市，诸气上逆于肺，则呛而咳。是咳嗽不止于肺而亦不离于肺也”^[3-4]。论伤寒瘟疫篇，陈修园指出“仲师于太阳条，独挈出发热不恶寒而渴为温病，是遵《内经》人伤于寒，则为热病；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之三说也”^[3]。仲师即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尚且如此，因而更加凸显出《黄帝内经》的重要性。此外，《医学三字经》最后部分还从《黄帝内经》里选取脏腑十二官作为中医基础知识。由此可见，陈修园论任何病证都把《黄帝内经》理论作为第1个论证依据。

3.2 辨证论治，取法仲景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在《黄帝内经》影响下建立理法方药体系的一部重要著作，将中医理论紧密结合到临床实践。陈修园指出“仲师，医中之圣人也。儒者不能舍至圣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3]。他认为《伤寒论》不仅用于诊治外感病，还可以指导诊治各类疾病。其著作《伤寒论浅注》云：“是书虽论伤寒，而百病在其中。内而脏腑，外而形身，以及血气之生始，经俞之会通，神机之出入，阴阳之变易，六气之循环，五运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济，寒热虚实，温清补消，无不悉备，且疾病千端，治法万变，统于六经之中。”^[5]《医学三字经》论内科杂病的23篇、32类病证，几乎都融入了《伤寒杂病论》的理法方药。如隔食反胃篇阐述治法方药，曰：“冲脉不治，取之阳明。张仲景以半夏降冲脉之逆，即以白蜜润阳明之燥，加人参以生既亡之津液，用甘澜水以降逆上之水液。古人之经方，唯仲景知用之。《金匮要略》明明用半夏，后人诸书，皆以半夏为戒，毁圣之说，倡自何人，君子恶之。”^[3]又如消渴篇指出《金匮要略方论》可以补充《黄帝内经》之不足，曰：“能食而渴者，重在二阳论治，以手太阳主津液，足太阳主血也。饮一溲一者，重在少阴论治，以肾气虚不能收摄，则水直不趋，肾气虚不能蒸动，则水不能上济也。不能食而气冲者，重在厥阴论治，以一身中唯肝火最横，燔灼无忌，耗伤津液而为消渴也。《金匮要略》论消渴，开口即揭此旨，以补《黄帝内经》之未及，不必疑其错简也。”^[3]其先论《黄帝内经》所言消渴，后提出《金匮要略》用六经论述消渴的病因病机。类似例证在《医学三字经》中比比皆是，经过初步统计，发现23篇采用将近200首处方，其中张仲景方占了一半。

陈修园赞赏后世医家对张仲景的补充发展。《医学三字经·痢症第六》云：“喻嘉言《医门法律》中议论，甚见透彻。喻嘉言《寓意草》中，如麻黄附子细辛汤及人参败毒散等案，却能补《金匮要略》所未及。”^[3]此外，他融入自己的临证经验，师古而不泥，希望后人能够“取法上，得慈航”。

3.3 用药明性，肇自神农

陈修园用药上独尊《神农本草经》，认为“明药性者，始自神农”，在他看来“《神农本草》药止三百六十品，字字精确，尊法用之，其效如神。”^[5]《医学三字经》介绍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曰：“仲师出而杂病伤寒专以方药为治，其方俱原本于神农、黄帝相传之经方，而集其大成。”^[3]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辨证是吸收、继承前人的理论基础，论治是采取先贤所记载的药物、本草功效运用到临床中。而《神农本草经》为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与《黄帝内经》时代相同，奠定了本草基础的一部药书。对研究经方而言，《本草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参考医药类的书籍，正如陈修园所说：“上古圣人所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其药悉本于《神农本经》。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3]本草是治疗疾病的工具，犹如读书人的四书五经一般，而陈修园认为“用药者不读《本草经》，如士子进场做制艺，不知题目出于四子书也。”^[5]对于当时医学界所推崇的《本草纲目》陈氏指责为“杂收诸说，反乱《神农本经》之旨”^[3]，此说虽有偏颇，却可以体现出陈氏在指导用药方面独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

3.4 探求医理，辅以《易经》

陈修园不仅专心研究医学，亦能通晓四书五经，并将两者融会贯通，成为其诸多著作的特色。《易经》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五经之一，陈修园借鉴《易经》思想指导治疗疑难杂症。如《医学三字经·胀满蛊胀》曰：“单腹胀，实难除，山风卦，指南车，易中旨，费居诸。”^[3]单腹胀属于难治病, “又名蛊胀，其症状特点为四肢不肿，单独腹胀如鼓，故名单腹胀。”^[6]《寓意草》谓：“从来肿病，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腹肿胀则为难治。”^[7]陈修园参考《易经》蛊卦以取类比象。蛊卦上为艮卦，为山、为土，下面为巽卦，为风、为木。蛊胀的病因属于土木“两情不相通也”，又曰：“人身中胃属艮卦，不欲其一向苟止。肝属巽卦，不欲其一向卑巽。”^[3]故治疗蛊胀应该注重于胃与肝的调整。又如《医学三字经》中的《阴阳·识一字便可为医说》与《脏腑·肝说》亦可见其采用《易经》理论解释自己观点的特点。

岐黄大道，传之久矣，《医学三字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文以载道，此言不虚。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继承和发扬的重要方面包括如何做到以文化人。《医学三字经》体现了陈修园儒医合璧、以文化人的思想境界和医学素养，在“一带一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对于推动国际间文化交流、中医药国际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