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养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中华远古人类伴随着医事活动的产生同时发展了养生理论与实践。繁体“壽”中寓含着丰富的长寿养生文化，象征着生于世间之人，有房住、有工做、有饭吃、不贪心便可长寿。中华传统养生理论与实践汇集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御病治病、强身健体、调养身心等众多理论和实践方法，融合了儒、释、道、医各家的思想精华，内容博大精深。中华养生文化萌芽于上古夏商时期，经历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奠基阶段，初步形成于秦汉时期，于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承前启后，在宋金元时期得以繁荣发展，明清时期略有衰落，于近现代复兴崛起，数千年的发展，数千年的积淀，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渊源需要人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索。溯源探流，在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撷取摄生精华，传承发展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并指导当下养生实践，对于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华夏先民在与自然界长期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不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取类比象的原始保健活动，随着火和酒的发明从而带来饮食养生的萌芽，考古学家从周口店北京猿人所用石器初步推测，其自觉用火的时间大约在50万年以前，通过服用熟食，改善了饮食卫生条件，缩短食物的消化过程，减少疾病的发生，增强营养。酒具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胃肠、润皮肤、制药剂等作用，从繁体“醫”字便可看出古代医和酒有着密切联系，火与酒的出现推动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饮食养生，商朝开国宰相伊尹著有《汤液论》，为首部食疗专著，《吕氏春秋》记载了从甘酸苦辛咸五味食养调摄，《周礼》则记载宫廷设有专门的营养医师，周人随四时节气变化调整饮食口味，并掌握丰富的烹饪技术和食物的有益搭配，并将疗疾食药并用。《吕氏春秋》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描写古人通过模仿自然界动物的姿态活动关节，使气血流通，成为导引按摩术的雏形。此外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的应用为针法养生施治奠定了基础，以卵石熨身以驱寒，以香草艾灸熏灼疗病在当时防治疾病、养生延年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时期《周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蕴含的朴素哲学思想为后世养生理念开启了先河，《易经》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精气为物”等，强调机体生、成、消、逝动态发展规律及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成为后世《黄帝内经》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以人为本思想和遵循人体生、长、壮、老、已自然发展规律养生思想的肇端。《易经》中已蕴含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中和平衡的观念。此外，书中指出自然天地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人作为天地自然的一部分需遵循自然界的规律适时变化，从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境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逐渐渗透到康养摄生之中促进其发展，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提出“养生”（《庄子·养生主》），并提出“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对人生寿夭大限分类限定。道家认为顺应自然是延年益寿的关键，不人为干预破坏事物固有的自然属性而维持其自生、自长、自灭的自然变化规律。老子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诚如《道德经》所载“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将为不死药”，指出人们的思想需要安静、清闲，不应有过多欲望，方能使神志健全、精气内守、延年益寿，其返朴归真的理想状态犹如婴儿之“至朴”，如人最初之性、接近自然^[1]。重视“精、气、神”并将其视为人身三宝，《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又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指出气是构成万物的要素，万物的幻灭包括生命体的死生都源于“气”的凝聚或消散。《庄子》谓：“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指出机体生命的形成源于精，并认为养生需善于寡欲养精，而嗜欲精竭对人体养生形成危害，过度用精，则可导致身心俱疲、形神兼衰。道家将“致虚极，守静笃”作为养生之本，虚静恬淡、少私寡欲、知足者富。此外庄子提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动形之法，成为后世华佗创立“五禽戏”的溯源。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崇尚致中和、仁者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思想，也在淡泊寡欲、怡情雅兴、乐观向上的精神层面给予养生指导，同时其寄情山水，动静自如，张弛有度，饮食有节等养生方法。儒家强调需始终保持平和愉悦的心态，守中庸，致中和，阴阳调合，气血畅通，平和中正，方能达到天人合一。将修身养性与修德重礼相结合，提出“仁者寿”，遵循“爱人”博施济众、与人为善，“修德”守忠信、智仁勇的准则，从而开创道德养生的先河。儒家立君子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从日常行为之礼可见儒家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思想，通过“学而时习之”、“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在学业、礼乐中的忘我投入表现出乐观豁达的心态。此外孔子精通诗书礼乐骑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强调“动静自如，张弛有度”的健身观念，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从智者与仁者，动与静，山与水，乐与寿中阐释动静养生的内涵^[2]。此外法家倡导精气论和虚其欲、思虑静的养生思想，墨家提倡“尊五行而生，逆五行而损”的天人相应观念，杂家强调养生要效法自然，遵循“察阴阳之宜”的顺时养生观点，提出运动在保持精气流通，形神兼备中的积极作用。

《黄帝内经》作为这一时期汇集百家精华的医学专著，系统阐述了人体生命发展的规律和寿夭的原因、宝命全生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医家养生遵循的宗旨，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基础。

《黄帝内经》首次提出“经脉”“经络”“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灵枢·脉度》），指出“络脉”是从经脉主干支横别出、逐层细分、网状分布、遍布全身的细小分支。经脉（络）以行血气为基本功能，按照其功能属性又可分为经络之络（气络）和脉络之络（血络），经络之络运行经气，脉络之络运行血液，共同发挥着气主煦之，血主濡之的生理功能^[3]。“血气之输，输于诸络”（《灵枢·卫气失常》），呈网状分布的络脉通畅是体内气血常相流通的关键，其功能发挥的载体则与（经）气络和（血）脉络密切相关。疏畅气血令其和调通达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疾病包括脉络病变的基本大法，从而达到“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素问·至真要大论》）脏腑安和的养生目标。

“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而“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篇》），气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及经络之气，人生命的始终与气的聚散密切相关。神为生命活动的总称，是精神、意识、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集中表现。《素问·移精变气论》言：“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精气神三者是人之根本，亦是养生之本，三者彼此促进、相互转化。精者，以肾精为重，需积精固肾；气者，气旺不衰，重视气机气化；神者，情志神明，需独立守神。《素问·上古天真论》言“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积精全神”，从而实现“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延年长寿的目的。

《黄帝内经》明确提出“治未病”思想，涵盖了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3个层面的内容，与现代预防医学的三级架构不谋而合：一级预防，在疾病尚未发生时针对致病因素（或危险因素）采取措施；二级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或减缓疾病发展；三级预防，是针对发病后所采取的措施，防止伤残和促进功能恢复，提高生存质量，延长寿命。“治未病”亦成为中医养生思想的重要观点，标志着中医养生的发展已从被动治疗提高到主动预防的水平，并对后世医家养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帝内经》开篇提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强调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适应自然气候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达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养生思想。《素问·宝命全角论》也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进一步指出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顺应四时变换、昼夜晨昏、五气时令变化是养生的重要法则。

《灵枢·营卫生会》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机体发挥生理功能均有赖于谷气的滋养，需以饮食有节、谨和五味为准则。日常起居需有常有节、不妄作劳，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明确提出形神共养，性命双修在养生中的重要作用，形为神之舍，神为形之主，形神两相倚，形与神二者相存相生，达到形神合一^[4-8]。

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其养生方法隐于各篇，突出强调养生需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其在《金匮要略》中指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致病，创立了中医最初的三因学说，认为固护人体正气，抵御外邪侵袭，保持气血流通，“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则疾不易生，提出了“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金匮要略》）的内养正气，外慎邪风，养正御邪的思想。重视固护脾胃、饮食调摄，《金匮要略》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指出脾胃功能旺盛在养生中的突出作用，不仅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重视用药固护脾胃，而且设立专篇论述饮食禁忌，强调顾脾胃、调饮食的养生方法和饮食有节、寒热适中、五味不偏的膳食养生原则，并认为饮食需与自身情况相适应，强调饮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保持脾气充盛达到摄生保健的目的。张仲景继承《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贯穿《伤寒杂病论》始终，其在《金匮要略》开篇即提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使治未病思想不断完善。《伤寒论》设立六经辨证，六经辨证中又有其传变的规律，如循经传、越经传、表里传、合并、并病、直中等，对此仲景均采取积极救治措施，未病先防、防微杜渐，防止疾病传变加重^[9-11]。

华佗禀承《黄帝内经》天人相应、顺应自然，以阴阳为总纲的思想，提出了以形色脉证相结合、以脉证为中心分述五脏六腑寒热虚实的辨证方法。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并与气功结合创造“五禽戏”，每一禽戏归属五行的某一类，主一脏之调养，鹿戏属木，主肝，舒肝、利胆、抑怒，使心平气和而不上逆；虎戏属火，主心，宁心、活血、抑喜，使气敛而不缓；熊戏属土，主脾，补中、益气、抑思，使周身血脉奔注流畅，气舒不结；猿戏属金，主肺，宣通肺气，却悲解忧，使气顺不消；鸟戏属水，主肾，壮腰固肾，镇惊祛恐，使气不下颓，流行周身而不乱，通过动摇形体则使“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并提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指出运动适度，劳勿过极的运动原则^[12]。

董仲舒作为东汉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两汉时期儒家代表性人物，撰写《春秋繁露》，将天地人、阴阳、五行并列作为天道的核心，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以天地人和养气论、阴阳之本中和观、五行相胜饮食观等养生思想。他认为天、地、人是万物的根本，3者互相辅助成为一体，亦是指导养生的重要准则，正所谓“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春秋繁露》）。提出“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强调平意、静神、养气的养生理念，对于从气调摄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倡导儒家中和乃安身立命之本的准则，提出君子怒、喜、忧、惧等不良情绪均是偏离中和所致，对于人体健康无益，需返中、返和，从而达到“美于和”的状态。董仲舒将阴阳五行思想运用于养生领域，指出需顺应天地五行、五方、五气、四季之序以养生的原则。

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中论述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方面的内容近20篇，提出禀赋厚薄定寿夭——养气自守、爱精自保，记载有“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强调体质禀赋的差异对于寿命的影响。以百为数定长短——延寿有方、不死无术，从医学的角度批驳当时长生不老的风气，认为生、长、壮、老、已是人类不可逾越的自然规律，“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无有不死”，不仅是人凡是有血脉的动物都会有生有死，人类也正是在这一自然规律中生存和繁衍。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的《淮南子》，提出形、神、气为人的生命构造的三大要素，倡导形、气、神兼养的养生思想，“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原道训》），所谓“形”是指人的躯体，它是生命的居所，“气”为构成人体的精气，“神”则指人的精神思维，三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均需谨养守护，养精神、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

综上，上古夏商时期养生日益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养生思想以《黄帝内经》为代表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汉时期古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为养生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然科学和古代医学的交融发展为中国养生思想形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平台，成为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