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药理论由王新陆教授首次提出^[1]，即中医在治疗现代疾病时，将传统四诊及现代医学检查收集来的患者信息，利用传统中医理论及现代临床医学方法进行分析，并结合中药药理学等研究结果，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基础之上的微观靶向用药^[2]。在血浊理论体系的构建尤其是辨治血浊证的临床应用中，多次涉及到了援药理论。援药理论是传统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创新，是在传统用药及现代中药药理理论指导下，将影像学、实验室等检查作为中医四诊的延伸，“望、闻、问、切、特、实”，并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援药选用原则把具有明确中药药理作用的“援药”配入传统方剂中，是传统临床整体宏观调整与现代临床局部微观调控的有机融合。

中医学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吸纳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如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等，最初的传统中医学与西方医学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医学体系，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着大量人体解剖学的描述，如《灵枢·经水篇》说道：“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肠胃篇》曰：“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援药理论遵循着中医基础理论最本始的思想轨道，将现代科学知识融合到传统中医药理论中，前期文章已对援药理论做初步解读，文章主要针对援药理论在现代中医临床中应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1 吸收传统中药理论的现代研究成果

中医学的两大重要支柱：医和药，医之本在《黄帝内经》，药之本在《神农本草经》。疾病谱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的变化着，这也促使着传统中医药临床用药思路、理念的与时俱进，但是其根源不能变，中医药的发展，万变而不离其宗，《神农本草经》是中药理论发展的根基。援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尊重传统中医药理论，尊重并吸收现代科学对传统中医药理论的研究成果。

1.1 吸收配伍理论的现代研究成果

古有“十八反”“十九畏”，多是古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沿用至今。援药理论吸收借鉴药物七情配伍的现代研究，中药药理学科学诠释“药物七情”的现代药理作用、毒理作用等，在临床选择应用援药时，可以有目的的选择相须、相使的药物作为援药药对，并对“十八反、十九畏”科学性的重新认识，重新挖掘对临床有益的援药配伍。例如，制何首乌与虎杖药对的配伍便是“相须”的配伍，对于脑小血管病的治疗，二者均含有二苯乙烯类与蒽醌类的成分，研究发现二苯乙烯类对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蒽醌类对脑小血管病微小血管的纤维素样改变等都有着靶向而精准的治疗方向。

1.2 吸收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成果

事实上中药的“四气、五味”不完全代表味觉反应，部分药物的“气、味”是根据临床功效的归类而确定的，中药的“气、味”是用以归纳、总结中药的功效，并推演出临床应用的一种标志。援药利用中药药理学的研究结果及统计分析数据结果，重视对药物“四气、五味”的提炼，这也是援药应用于临床的重要依据之一，例如对动物类药材露蜂房进行分析，露蜂房化学成分复杂，以蜂胶、蜂蜡和蜂房油为主，同时还含有糖类、色素、脂肪酸、有机酸和昆虫激素等微量成分。药理活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在抗肿瘤、抗菌和免疫抑制等方面^[3]。依据此药理活性“气、味”可归于“咸、凉”。而《神农本草经》云：“露蜂房，味苦，平。主惊痫，瘈疭，寒热邪气，癫疾鬼精，蛊毒，肠痔。”《名医别录》云：“味咸，有毒。”《新修本草》谓蜂房“灰之，酒服，主阴痿”。《日华子本草》谓蜂房“治牙齿痛、痢疾、乳痈，蜂叮，恶疮即煎洗”。《本草纲目》言“用露蜂房烧存性，研末，以酒少许调，噙漱之。”治疗“风热牙肿连及头面”。《本草从新》谓“露蜂房，甘，平”。纵观古代医家诸本草对露蜂房描述，气有“平、温、凉”之不同，味有“苦、咸、甘”之异。后世医家在“四气、五味”选择配伍时，应用援药理论对援药进行甄别时，可借助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去更加精准的把握所选援药的“四气、五味”，使得药物在方中恰当的配伍，但如果当现代研究结果对“气、味”研究还存在不确定性时，可以根据比较成熟的药理研究结果去推测可能的“气、味”或“取用去性”，做为靶向援药应用于临床。

1.3 吸收采摘炮制的现代研究成果

古人非常注重药物的采收季节，《千金要方》云：“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歇。”民间谚语“当季是药，过季是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说明了适时采收中药材的重要性。而中药须经加工炮制后才能入药，是中医长期临床用药经验的总结。援药对药物的选择更加细致精准，对不同时期采摘的药物，不同部位的药用价值，不同炮制方法下的药效有着更为精确的把握。例如，青蒿所含抗疟成分青蒿素在七、八月花前叶盛期含量最高，开花后含量下降；薄荷在其开花盛期采收挥发油含量最高，降压作用强，解热、发汗作用最佳。人参蒸制成红参后，增加了人参炔三醇、人参皂苷Rg2等成分，而人参炔三醇有抗癌效果，人参皂苷对多种癌细胞有抑制作用，经现代研究显示，生晒参降低血压作用强于红参；红参抗癌、强心、抗衰老、增强小鼠单核吞噬细胞吞噬功能等作用更强于生晒参^[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炮制的方法与可选择的技术手段层出不求，童应鹏^[5]研究了真空烘干法、普通烘箱烘干法、微波烘干法和冷冻烘干对西红花中主要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微波干燥法具有烘干时间短且原料中化学成分高等优势。援药理论尊重传统采摘、炮制理念，并吸收、借鉴现代药理学等对其的研究成果，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来甄别精选临床应用的中药，继承创新而不离大宗。

1.4 吸收药物剂量的现代研究成果

援药对药物的剂量选择有着更加严苛的甄选度量，药物的药性在一定条件下可由量变导致质变，而且长期使用某些药物，会使体内药物蓄积过多而中毒。近年来，中、西药联用及中、西药配伍在一起制成中成药的现象较为普遍，临床应用中药时难以规避联用的风险，援药理论指导下援药的应用是尽可能的将临床应用中药的风险降至最低。例如某些含有钾元素的中药夏枯草、白茅根等，临床配合螺内酯、氨苯蝶啶等保钾药物时，用量及用药时间的选择宜将临床致高血钾的风险考虑在内。临床应用援药将药物量-效关系进行严密的考量，对于量-效呈正相关关系的药物，常规用量范围内选用；量-效呈负相关关系的药物，注意药量的选择，例如人参干浸膏20 mg/kg，连续口服3 d，可以增强学习记忆力，但如果剂量加大，疗效反而会降低；对于有效量与中毒量间距极短的，严格掌握剂量，高度警惕中毒，如：制川乌、制草乌、蟾酥等；对于剂量不同其作用亦不同的援药，要根据临床目的确定其剂量，例如甘草1~3 g调和诸药，5~10 g抗心律失常，30 g以上具有类激素样作用；对于剂量与双相调节作用密切相关的援药，根据研究的结果应用此类援药，例如人参对中枢神经系统既有兴奋作用又有抑制作用，既有降压作用，又有升压作用。研究认为，人参小剂量可兴奋中枢，大剂量可抑制中枢。对援药药量分析透彻，方可在临床中大胆用之^[4-5]。

2 以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为主体

援药理论中援药选用主要来源于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古代的医药学家根据药物的形、色、气、味及作用于人体产生的效果等判断其阴阳属性、归经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人类的视角不只局限于宏观世界而更加透彻清晰的观察到微观世界的框架结构时，为何不能像古代医家把所见所闻应用于中医临床一样去把这些通过仪器等观察到的现象应用于中医药临床中去，而且传统中药的作用是长期以来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人们从感官中得来，往往带有偏差，中药药理学研究则能证实并纠正偏差，援药便是以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成果为主体，总结出针对不同临床疾病选择援药的规律，特别是针对一些临床有争议的中药，例如《伤寒论》中赤、白芍之争，枳壳的凉、温性之争，可以利用中药药理学等现代研究手段去引导临床应用。另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中药药理学研究，还可以扩大有限中药品种的治疗范围，发现某些中药不曾被应用过的临床功效，或为目前现代医学治疗效果有限，机制尚不明的疾病寻找到相关病理变化为靶点的中药等，如有动物实验发现黄连有明确的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临床上针对部分心律失常的患者，可在传统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病证结合”酌情配伍黄连作为援药以控制心律，达到理想的治疗作用。

2.1 援药选用应立足药物主要成分的药理作用

援药理论是在传统辨证论治体系之上的创新用药思路，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有部分临床中医不加思辨地直接根据中药药理作用罗列用药，这就违背了中医理论“辨”的思想，援药理论在临床应用援药时，要熟悉援药的主要成分及其作用靶点，用药思路明确，靶向清晰，在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之后对疾病的发病机制或临床检验、检查结果等进行分析，特别是针对现代临床的一些无症状疾病，有目的地选择合适的援药靶向配伍到方中，要熟悉援药的成分功效。例如，现代中药药理学对黄连素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黄连素的主要成分黄连素小檗碱通过作用于钾离子通道、钙离子、蛋白激酶、β淀粉样蛋白、胰岛β细胞、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谢产物等靶点而起到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有广泛的抗心律失常的作用，特别是对多种原因引起的室性及房性心律失常有效，且具有正性肌力作用，能减慢心率，使舒张期延长，有利于心脏休息，扩张阻力血管与容量血管，并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前、后负荷，同时还具有保护神经系统、抗焦虑、治疗糖尿病、抗肿瘤等明确的作用^[6]。这就为中医临床辨证基础上选择援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中药黄连和黄柏中均含有黄连素小檗碱，含量略有差异，黄连中小檗碱的含量为5%~8%，而黄柏中小檗碱的含量为1.4%~4%，临床针对黄连素小檗碱的靶点而选择援药时，多以选择黄连为主，必要时也可黄连、黄柏配伍应用，以加强靶向作用。另外，对于临床上的一些无症状疾病，如乙肝病毒携带患者，只有病毒复制量的异常检验结果，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在经过舌脉辨证后，援药的选择配伍便使得整个中药组方有的放矢，可选择药理研究主要成分有明确抑制乙肝病毒复制的援药，如荔枝核、叶下珠、苦参^[7]等。中草药抗肿瘤作用的研究使得不同的药物成分对哪一种癌细胞有抑制作用更加清晰明确，靶向选用援药更加有的放矢，戴逸飞^[8]等对苦寒中药及其天然活性成分治疗肿瘤的作用特点，从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诱导癌细胞分化、抗癌侵袭及抗转移作用、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逆转肿瘤多药耐药性作用、抗信息传递、抑制端粒酶活性以及细胞周期阻滞9个靶点进行分析，建立了抗肿瘤成分-靶点-效果网络图，这对临床援药的应用帮助极大。

2.2 援药配伍可借鉴组分配伍理论的研究成果

单味援药的选用靶向明确，但援药的配伍应用对成分药效会有何种影响，近几年方剂组分配伍的研究逐渐臻熟，这也为援药的临床配伍应用提供了科学参考。组分配伍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以复杂性科学思想为指导，以临床有效的名优中药二次开发为切入点，遵循传统方剂的配伍理论与原则，在基本搞清方剂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组效关系为基础，优化设计，针对临床适应病证，筛选有效的中药处方^[9]。组分配伍研究从中药化学分析数据和药效检测数据中辨析化学组分及其配伍与药效活性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现关键药效组分，揭示中药复杂化学物质体系的药效物质基础，提高中药筛选过程的效率和针对性，克服了以往中药有效组分筛选通常采用活性追踪方法，难以考察各组分配伍的协同作用，往往出现分离得到的化合物越纯其活性越低的缺点^[10]。援药理论借助组分配伍理论的明确研究结果，追溯组分配伍的源头援药，分析组分药效物质和作用机制与目标疾病病变靶点关系，以此为依据而应用于中医临床。如丹参的水溶性组分作用靶点侧重于血管，其扩张冠脉的效应强，而三七总皂苷的作用靶点侧重于心肌，其对缺氧心肌的保护作用强，且丹参、三七有效组分伍用与单用的效应明显不同，明确改善心肌缺血为主效应时，丹参、三七有效组分相伍的最佳比例是10:3至10:6^[9]。由于组分配伍研究多是来源于经典中医方剂的拆方研究，援药理论中的援药配伍可借鉴其研究成果，但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对援药的配伍形成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

2.3 援药选择宜重视现代药理毒理的研究成果

中药的有毒、无毒、十八反、十九畏、禁忌等，强调了中药的不良反应和毒性，虽然中药传统口服给药方式显示中药具有毒性低、不良反应少的特点，但是近年来，随着中药单体制剂和静脉注射剂的应用，中药的不良反应和毒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常见的有肝、肾毒性，过敏反应，胃肠道反应等，中药药理、毒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某一中药的毒性强度、选择性、毒性发展过程以及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可逆，能否防治等。援药理论在援药选择时非常重视现代药理毒理的研究，通过急性毒性实验、长期毒性实验、致突变实验、生殖毒性实验、致癌实验等，确定毒性反应的靶器官，明确毒副作用敏感的指标，确定确切的无毒性反应的剂量，为临床安全选用援药提供科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也明确对中药药品安全性保障进一步提高，制定了中药材及饮片中二氧化硫残留量限度标准，制定了农药残留的检查，建立了珍珠等海洋类药物标准中有害元素限度标准，对柏子仁等易受黄曲霉素感染药材及饮片增加了“黄曲霉毒素”检查项目和限度标准。

2.4 援药应用当注重量效、时效关系研究成果

中药药理作用存在着量效、时效关系，但由于大多数中药，特别是粗制剂的有效剂量范围往往比较窄，中药煎剂口服给药作用的峰效时间、潜伏期以及生物半衰期等是经常困扰我们的问题，但根据中药药理学研究，某些中药有效成分作用的量效关系研究比较明确，如附子强心作用的有效成分去甲乌药碱，心脏强心作用浓度在1×10^-8至5×10^-6 g/mL范围内，心肌收缩力增加达22%~98%。又如黄连素小檗碱在0.1~300 μmol/L范围内，可剂量依懒性的降低兔子窦房结动物电位4相去极化速率，降低慢反应细胞的自律性^[4]。自古以来中药便有“不传之秘在药量”的说法，古代医家也极其重视方剂中药量的应用，援药的应用要考虑现代量效关系的研究，某些中药注射剂或有效成分可通过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显示其时效关系，但单味中药本身又是一个小的复方，成分复杂，1984年日本学者田代真一提出了中药复方血清药理学概念^[11]，其方法主要是指将中药经口服给药后采集血液，将血清分离出来，用含有药物成分的血清进行体外实验的一种半体内实验方法，它是近年来一种适合中药特点的，比较科学的中药药理学实验方法。量效关系研究体现在以含药血清在体外的药理效应来反映中药在机体内的作用，产生的药理效应又与含药血清中的药物浓度直接相关。在一定条件及范围内，动物给药的剂量越大，其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的药物就越多，血清药物浓度就越高，因此所取含药血清的体外药效就越强。时效关系研究体现在不同药物剂量因其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不同，中药进入体内后，血药浓度起效时间、达峰时间亦不同。血清药理学为中药药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故在中药单味药、复方中药量效、时效关系研究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也为援药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3 以现代检查、检验指标为向导

援药理论借助现代检查、检验手段，作为“望、闻、问、切”四诊的延伸，将现代科学仪器观察到人体的的异常变化，运用传统中医理论，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配伍援药靶向治疗。现代检查、检验手段是援药理论形成的重要工具。例如中医临床中大量无症状疾病的涌现，单凭四诊合参，很难把握住疾病的本质，达到好的临床疗效，如非关键部位的腔隙性梗死、2型糖尿病早期、高尿酸血症、颈部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患者可能没有任何临床不适症状，多是在查体时发现。另外，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许多疾病的病因得以揭示且发现新的病理变化，例如磁共振场强的增加，观察到的病变更加清晰，临床上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在体检中发现大面积脑白质疏松的表现，磁敏感加权磁共振发现脑梗死患者有多处脑微出血，全身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并多处狭窄且临床不能耐受他汀类降脂药物的患者，脑梗死的病因是原位的动脉粥样斑块还是身体其他部位脱落的血栓，定位是主干血管还是穿支血管等。现代精准医疗带来的基因诊断，对整个家族谱系的病变有着更加清晰明确的把握，对此将其与中医的治未病相融合也是援药理论的思路之一。只有借助现代检查、检验手段才能将得病的人观察得更加明白，将人得的病观察得更加清楚，而援药的选择应用也更加有的放矢，比如当临床诊断为血管原位的动脉粥样硬化梗死时可加用减少血管壁脂质沉积的虎杖等作为援药，当诊断为身体别处脱落的血栓随血液流动，阻塞到病变责任脑血管时可加用含有凝血酶特异性抑制剂的水蛭作为援药，当脑梗死患者磁敏感加权像发现大量的脑微出血灶时，建议谨慎应用活血化瘀类中药等，而这些如果单纯依靠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很难将其诊别如此明晰。通过现代检查、检验手段发现的微观靶向指标是临床援药选用的主要向导。

4 援药临床应用选用原则 4.1 援药选用宜精而专

临床选择援药宜精而专，往往药专而力宏，针对疾病的病理机制或病理变化，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基础上选择2~3味援药，有目的、有靶向的治疗，药味宜少，明确援药的有效成分和主要的药理作用，根据药物量效、时效关系，选取中药药理研究明确的药物剂量，特别是对于中药药理研究具有双向性作用的药物，可出现大剂量兴奋、小剂量抑制或小剂量兴奋、大剂量抑制的现象。尽量选择的援药对整体方剂的性、味、归经等没有不良作用，这也是援药理论在临床应用选择援药宜精而专的原因之一，使得援药在传统组方中的配伍有助于其临床疗效的提高。而对于目前临床上出现的大量无症状疾病，只是检查、检验指标的异常，援药的筛选意义更加重要，针对微观靶向指标选出药味精、药力专的援药，可专方专药微观指标靶向施治。

4.2 援药应用要安全可靠

援药的临床应用不但要掌握传统中药的用量、用法、配伍、适应病证、禁忌等，重点还要参考现代中药毒性及毒理的研究成果，清楚援药有效成分、阐明药理机制的同时，注重有毒成分、毒性机制的相关研究结果，通过现代药理、毒理学的方法把中毒量与治疗量之间的关系明确清楚，临床应用援药要更加的安全可靠，在立足疗效的同时，对于急性中毒的剂量、慢性中毒的主要症状和针对的靶器官、中毒的主要机制和解毒的办法都要清晰明了，为临床安全选用援药提供可靠的证据。

4.3 援药现代药理研究靶向宜明确

援药的应用不要忽视其差异性即种属差异和个体差异，中药的药理学是实验药理学，是通过研究中药对动物的作用来揭示中药药理作用的机制和物质基础。大多数的中药对人和动物的作用基本一致，其明确的药理作用和作用靶点都临床可鉴，如动物实验发现黄连有抗心律失常作用，丹参对人和动物抗血栓作用一致等。然而，要明确差异性的存在，如丹皮酚对动物有降压作用，但对人类其降压作用无效，人类口服茯苓煎剂可出现利尿作用，但家兔和大鼠灌胃未发现有明显的利尿作用。所以援药的选用在某一时期具有局限性，与中药药理学等的研究进展是密切相关的，要选择药理研究靶向明确且有效的中药为援药，援药群体是变化发展的。

5 援药理论与现代中医临床相关理论的关系辨析 5.1 援药理论与“病证结合治疗观”的关系辨析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想由来已久，病反映的是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而证反应的是疾病病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发扬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诊治特色，要坚持“以辨病为先，以辨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12]。随着中医学的发展，“病证结合”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因“病”的含义不同，病证结合可分为传统病证结合与现代病证结合。前者指中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后者指西医疾病诊断与中医辨证相结合。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卷一曰：“余以为理论当从西医之病名，治疗当宗仲景致审证为宜也。”提出中医辨证当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既采用西医辨病，专病专方专药论治，又以衷中为主，体现辨证论治精神。陈可冀院士^[13]认为现代的病证结合模式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优化模式，即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模式，治疗上提倡中药与西药同用，以提高临床疗效。王新陆教授提出的援药理论坚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现代病证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援药靶向作用”的观点，西医“辨病”并明确治疗靶向后，把具有明确靶向的“援药”作为“辨证”组方“君、臣、佐、使”的补充。针对某些微观靶向指标，筛选中药药理学研究最为有效的中药建立援药群体供临床选择应用。

5.2 援药理论与“微观辨证”的关系辨析

“微观辨证”是1986年由沈自尹首先提出的概念^[14]，即在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侯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辨证微观化奠定基础，简言之，试用微观指标认识与辨别证。援药理论与“微观辨证”的相同点都是借助现代医学检查检验手段，从微观层面去认识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不同点是“微观辨证”同时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去认识机体内部的生理变化，通过解释内在的病理生理微观指标的变化来确定中医的证侯，据证而用药，与《灵枢·外揣》所云：“近者，司内揣外”的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宏观辨证相结合，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观念^[15]。而援药理论是在传统的辨证论治即宏观辨证论治之后根据直接观察到的疾病内在的病理变化，依据中药药理学针对病理变化有明确靶向治疗作用的研究成果选择最为有效的援药，靶向配伍治疗。二者都是对传统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为中医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5.3 援药理论与“微观中药西用”的关系辨析

“微观中药西用”是郑治敬经不断临床摸索，尝试不通过“辨证论治”组方治病总结提出的观点^[16-17]。即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各种辅助科室检查阳性结果(统称为微观辨症指标)，寻找和选用相对有效的现代药理作用的中药进行组方医病。两者均吸收借鉴了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结果，但与援药理论不同的是“微观中药西用”按照西医学理论用药，是针对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各种辅助科室检查阳性结果，再参考教科书、文献对疾病的病因、病机、病理结论，统称微观辨症指标，寻找和选用相对有效的现代药理作用的中药组方医病^[18]。“微观中药西用”最显著的特点是不通过辨证论治，而援药理论是把具有明确中药药理学研究结果的“援药”作为君、臣、佐、使传统组方理论的补充，是传统临床整体宏观调整与现代临床局部微观调控的有机融合。

6 现代“血浊”疾病援药应用

血浊是指血液受体内外各种致病因素影响，失却其清纯状态，或丧失其循行规律，影响其生理功能，因而扰乱脏腑气机的病理现象^[19]。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医病理学概念，一种创新的中医理论，其在现代疾病谱系中有着广泛的临床应用。中医诊治讲究“辨证论治”，而证候是由一组相对固定、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而现代“血浊”疾病临床症状和体征很难用已有的痰、湿、瘀、毒、虚等证候病机“一元论”解释之，如临床常见年轻人出现头脑昏沉、记忆力减退、精神差、思维迟钝、面色晦暗易生斑点、耳鸣、脑鸣、肥胖、疲劳感、情感障碍等，还有现代医学进步所带来的一些无症状疾病的发现，如高血糖、血脂紊乱、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血流变异常、代谢综合征等，仅凭借舌象、脉象，很难在传统中医病机理论中辨证精良。中草药药理的广泛与深入研究，对临床中药理论发展起到佐证与补充作用，恰当使用援药，可直达病所，收事半功倍之效。如临床常用的治疗血脂紊乱的援药有泽泻、何首乌、荷叶、鸡内金、虎杖等，此类药物多含酚类、皂苷类、萜类、蒽醌类、黄酮类等成分，能够有效地起到降低三酰甘油、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其降压、增加冠状动脉流量、加强肠蠕动等功用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心脑血管疾病有重要意义^[20]。

由于中药成分较为复杂，作用靶点较多，中药制剂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的体内过程庞大而繁杂，援药理论作为一种将微观、宏观相结合的传统中医药创新理论，在不断更新科学新进展的同时还待未来进一步的大样本临床观察、实验室研究和大数据研究来完善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