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浊”两字首见于《灵枢·逆顺肥瘦》：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清代医家张志聪注：“其人重浊，则气涩血浊。”纵观医学史，对“血浊”论述的医家不多，相关的中医学文献也比较少，但对“浊”论述的文献较多，比如“痰浊、瘀浊、湿浊、精浊、肾浊、淋浊、浊气、浊毒”等^[1]。这种情况从王新陆教授重新提出“血浊”概念发生转折，他在继承中创新，在发展中创新，在《脑血辨证》一书中赋予了“血浊”更加丰富的内涵^[2]，并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血浊”在现代疾病谱系下作为一种全新的中医病理学概念^[3]，其义为各种内外因作用于血液，使其打破正常生理状态或改变循行规律，脏腑气机被扰乱的一种病理现象。也就是说，血浊不限于血液流变异常，也包括循行障碍，存留有害代谢产物等等。

1 血浊“前世”之形成的危险因素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以前致病因素多考虑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等，而今精神因素、不当生活方式、环境问题等致病相对更加显著，这些因素皆能造成血浊^[4]，同时也使疾病谱系显著变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脂、血液及免疫系统疾病等复杂疾病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5]。

1.1 精神因素与血浊

精神因素即情志，情志致病的关键在于导致气机失调。情志包括“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源于生活境遇、工作压力等等，当前处于信息化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竞争激烈，这都增加了情志刺激的强度和深度^[4]。《中医基础理论》^[6]认为情志刺激持久而过度强烈，会打破人体的生理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的极限，从而使身体原有的脏腑经络气机受损，最终导致疾病发生。正如《素问·举痛论篇》提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可见情志自和、安然舒畅，有助于维持正常生理机能；如若情志失调，将干扰体内气机循行，气机不畅浊气亦不畅，浊气积聚，血浊乃成。

1.2 不当生活方式与血浊

不当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失当和劳逸失调。血液生成的基本物质是水谷精微，《灵枢·决气》指出：“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因此饮食不足、过多、不净、偏嗜均可影响血液循行与成分，其中若进食不净食物，既会造成脾胃受伤，也会让污浊之邪进入血液，如此日久，血浊即成。可见饮食失宜与血浊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4]。在劳逸方面，《素问·宣明五气》提到：“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由此可见，“五劳”的产生是某种活动过“久”。又《素问·举痛论》说：“劳则气耗。”可见过劳过逸均可导致气机紊乱，紊乱后浊气汇集，继而导致血浊的产生。

1.3 环境问题与血浊

《黄帝内经》的“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整体，相互影响。当下环境污染已然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环境污染影响人体健康，因此成为新的致病因素。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源和土壤中皆存在多种有害物质，这些污染因素作为外邪，或从皮毛、或从口鼻、或从官窍，侵入人体，直接影响脏腑气机，造成血浊。

1.4 其他致病因素与血浊

如先天因素，张景岳的《类经》提到：“夫禀赋为胎元之本，精气之受于父母者是也。”陈复正的《幼幼集成》提到：“胎弱者，禀受于气之不足也。子于父母，一体而分，而禀受不可不察。”若父精或（和）母血浊而不清，则胞胎自带浊邪，这就是先天所禀之血浊。再如医药因素，用药精当可起沉疴；用药不当，或者导致他病发生，或者因用药超量、药物失效、用药周期过久，影响正常脏腑气机，使药中浊邪沉积，生为血浊^[4]。除此之外，王栋先^[7]通过调查600余份冠心病心绞痛、脑梗死、2型糖尿病的病例资料，采取大样本病历资料回顾性研究方法，得出结论：体质、年龄、形体、烟酒史也是形成血浊的危险因素。

2 血浊“今生”之成为致病危险因素

血浊一旦产生，便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害，小到直接影响血液成分和血管内皮，大到间接影响心脏和其他器官组织。这与中医理论一致：血浊形成后，沉积并损伤脉道，并导致痰、湿、瘀、毒等病理产物的形成。血浊已成，令津液、气机循行不畅，各自生成痰湿与血瘀，痰湿血瘀一旦生成又会加重血浊的程度。毒是多种因素所致的病理产物^[3]。这些病理产物相兼杂糅，致病情加重。更进一步将会腐蚀脏腑，影响五脏六腑之功能。王新陆教授总结多年临床经验，确立化浊行血法是为血浊证的基本治法^[8]，基本治疗方选化浊行血汤。

2.1 血浊与血液成分异常 2.1.1 血浊与血脂异常

血脂包括胆固醇、三酰甘油等，其中一种或几种脂质水平异常便形成高脂血症，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中医学中并无“血脂”之称，但有类似论述，如《灵枢·五癃津液别》提到：“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再如清代医家张志聪《灵枢集注》曰：“中焦之气，蒸津液化，其精微溢于外则皮肉膏肥，余于内则膏脂丰满。”可见古今对“血脂”的理解大致相同^[9]。而《素问·通评虚实论篇》提到“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的“膏粱之疾”是指西医学的代谢性疾病，如高脂血症等。众多文献认为血浊与血脂异常具有同一内涵，因此化浊行血可改善血脂。席加秋等^[10]将化浊行血汤用于30例高脂血症患者，采用临床对照试验，得出结论化浊行血汤可以显著降低高脂血症患者的血脂水平，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2.1.2 血浊与血糖异常

从中医角度看，“糖”属甘，甘属土，因此血糖的异常可归属于脾土的功能异常。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平素过食肥甘厚腻，脾胃运化失司、受气取汁功能受损，使食滞中焦，水谷不化精微而化浊，行于脉中，成为血浊，而血浊黏滞秽浊，积于脉中，内阻气机，阻滞津液的正常循行，水谷精微输布障碍，日久蕴热或化热，耗气伤津，津亏液少，或胃阴不足，则出现口干舌燥、口渴多饮、消谷善饥等症状；血浊内蕴，耗伤气阴，日久阴损及阳，则致阴阳俱虚，脾肾阳虚清气不升，精微下注，则出现尿多浑浊、尿有甜味等症状，而发为2型糖尿病^[11]。血糖本是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来，然血浊内蕴致津液输布代谢失常，血脉瘀滞而再生瘀浊，形成恶性循环，以致血糖居高不下，黏滞秽浊，伏留脉道，滞涩不散，阻碍气机，影响脏腑功能，故病程缠绵，难于速效^[12]。张风霞等^[13]将化浊行血汤用于40例2型糖尿病患者，通过临床对照试验，发现化浊行血汤能明显降低血糖、血脂、糖化血红蛋白，改善胰岛素抵抗，而且无药物不良反应，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剂。由此可见，血浊内蕴是2型糖尿病的重要病理环节。

2.1.3 血浊与血小板异常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为西医学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可与“血瘀”“血证”“虚劳”“积聚”等对应，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使血液成分浑浊，甚至诱发循行混乱，故中医学“血浊”范畴包含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4]。

2.1.4 血浊与血清炎症因子

血清炎症因子与多种疾病相关，以2型糖尿病为例，其普遍存在胰岛素抵抗，抵抗的原因之一为慢性炎症反应。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伴有多种炎症因子如C反应蛋白（CRP）、白介素-6（IL-6）等的升高，在减少炎症反应的情况下能改善胰岛素抵抗。张风霞等^[15]将化浊行血汤应用于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患者，通过临床对照发现化浊行血汤治疗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疗效确切，其机制可能为降低了血清炎症因子的水平。由此可见血清炎症因子符合血浊内涵，将化浊行血法用于伴有血清炎症因子改变的其他疾病具有较强指导作用。

2.1.5 血浊与血尿酸异常

高尿酸血症为现代病名，中医无相应的病名，该病以关节红、肿、热、痛反复发作，关节活动不灵活为主要表现，这与中医学“痹病”一致。于磊^[16]将清化血浊法用于原发性无症状性高尿酸血症，选择60例原发性无症状性高尿酸血症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对其进行系统的临床研究，最后发现清化血浊法对原发性无症状性高尿酸血症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由此可见血尿酸异常也符合血浊内涵。

2.2 血浊与动脉粥样硬化

各种致病因素可以导致血浊的发生，而血浊是动脉粥样硬化诸病机产生的基础，因此血浊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枢纽。痰湿瘀毒在血浊基础上生成和演化，交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损伤脉络导致动脉硬化发生，严重可造成脉络瘀阻^[17]。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周永红等^[18]通过动物模型实验，发现化浊行血颗粒既可调控血脂，也可保护血管内皮。因此，清化血浊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避免疾病累及多个脏器的关键。

2.3 血浊与五脏六腑

血浊形成，可扰乱脏腑气机，引发多种疾病。如血浊影响脑则脑神失调，致善忘痴呆，麻木肢瘫；影响心则致心烦多梦，心悸易惊；影响肺则致喘促气逆；影响肝则致胀痛瘕积；影响脾则致胃胀呕逆，食少纳呆；影响肾则致阳痿遗泄，腰膝酸软等，可见血浊致病变化多端^[19]。王新陆教授运用血浊理论，更新了对冠心病的认识，提出冠心病的治疗应“治本不忘其虚，治渐不离其浊，治标不外痰瘀”，创制参红五圣丹、化浊行血汤为主方证治冠心病，取得了良好效果^[20]。周立群等^[21]将化浊行血汤用于35例血浊证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患者，研究结论为化浊行血汤联合常规药物治疗血浊证TIA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患者的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含量，改善患者的血液流变学指标，有推广应用于临床的价值。于磊^[22]将化浊行血汤用于60例偏头痛患者，研究结论为化浊行血汤可以有效缓解并治疗偏头痛。

3 结语

以上讨论了血浊的“前世今生”，血浊作为一种病理学概念，涵盖血液成分异常、流变异常，存留有害代谢产物等等。血浊是疾病的枢纽，与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血浊理论的现代内涵已成为中医学界共识。王新陆教授与众多学者以大量临床实践为基础，以确切的临床疗效为准则，从多角度、多层次完善血浊理论，使之可以与传统的辨证治疗方法互补互用，达到对防治疾病的主动性、规范性与准确性的目的，为临床提供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