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发现了多例不明原因且不明发源地的肺炎病例，并以武汉市为中心，由于交通等社会因素，传染性较强。其病原体于2019年12月12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定为非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新型冠状病毒。截至2020年2月4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4 324例（海南省核减1例），其中，2月4日0~24时新增确诊病例3 887例，现有重症病例3 219例，累计死亡病例49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92例（海南省、湖北省各核减1例），现有疑似病例23 260例，现有185 555例正在接受医学观察。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39例^[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多省中医医院为代表的中医医疗队迅速驰援武汉，中国曾在抗击2003年SARS中取得重大胜利，中医药在该瘟疫期间发挥了辨证施治的重要优势，积累了针对冠状病毒所引起肺炎的宝贵治疗经验。本研究综述了中医药在SARS流行期间的预防、诊治等，并分析了SARS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NCP）的异同，以期有助于中医药在抗击NCP中再创佳绩，早日战胜疫情。

1 瘟疫的预测

中国有关瘟疫流行的预测历史悠久，是古代先贤探索自然规律的预见性智慧，是在预防瘟疫过程中的最先一步。其中，科学性、预见性最强，最为中医业界公认的当属五运六气的预测。

运气是中医根据时令，及当时的天气情况是否符合当时节气物候，而对疾病的治疗做出指导，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做出预测，是非常科学，而并非偶然的^[2]。2003年癸未年为火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在泉之气为太阳寒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辟，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霿，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民病寒湿，腹满，身愤胕肿，痞逆寒厥拘急。湿寒合德，黄黑埃昏，流行气交，上应镇星辰星。其政肃，其令寂，其谷黅玄。故阴凝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故有余宜高，不及宜下，有余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气之化也，民气亦从之，间谷命其太也。”用药方面注意：“以苦燥之温之，甚者发之泄之。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关于疾病爆发的位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癸未、癸丑岁：上太阴土，中少徵火运，下太阳水。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灾九宫”，九宫即南方。此外，有学者认为引起SARS的病毒基因组独特，并且进化时间较长^[3]，在癸未年这一时机方发作流行也并非偶然。

有关疾病的发展态势，中医有其预测理论，这对于适时加强医疗队伍，做好应对病例增加的准备有一定的意义。《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血气虚，其卫气去……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也卒暴。”如SARS期间广州晦朔到上弦病例数明显较其他时间段多^[4]。

对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而言，其发于己亥年终之气，在目前庚子年初之气仍在进一步发展。因厥阴风木司天逢中运土运不及，木克土，乃天刑之年，故己巳、己亥年也因此成为六十甲子年中木强土弱最显著的年份。由此，己亥年终之气是六十甲子年中风热最盛的年份。另一方面，此次瘟疫发于己亥年终之气太阳寒水，气候本应寒冷，却出现“风热偏盛”的情况，武汉当地气温整体较往年偏高^[5]，“冬行春令”，客气少阳相火内蕴，复被寒气阻遏，易出现外寒内热的证候^[6-7]。

2 瘟疫的预防

中医有着独特的“治未病”预防理念和方法。如精神调摄、运动健身等提高人体正气的运动方法，以及饮食调养、针药调养等独具中医特色的预防途径，均是SARS流行期间重要的预防方法^[8]，代表性的预防方剂有以乳香、苍术为主要药物的避瘟丹等经典方^[9]，又有当时中医根据当时疾病特点开具的“防疫方”^[10]。当然，在SARS流行期间出现的“大江南北一张方”的做法则应避免。

对于尚未感染2019新型冠状病毒，但存在暴露的人群，中医药预防最简捷、效果较好的是传统的香薰方法，如苍术、黄柏、艾叶等，均有显著的预防作用^[11]，如无条件，则可制成香囊^[12]，充分发挥中医“避其毒气”的优势^[13]。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SARS还是NCP，在早期预防中，均不必大量使用清热解毒的寒凉药物，应因时因地因人，采用适宜的预防方法，选用合适的避秽药物^[14-15]。而对于密切接触者，则以玉屏风散为主，辅以金银花等清热解毒及藿香等芳香化浊。此外，有关规律、适度、适合适宜的饮食，调养经筋，舒畅情志等，均是预防NCP的必要措施^[16]。

3 新型病毒的病因与辨证

《素问·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而2003年SARS与近日NCP相似程度则更高，具体表现在主要病位、病原体^[17]、发病潜伏期、病毒分类^[18]、亲缘关系、病毒可能宿主^[19]、传染性、症状、影像学等9个方面，见表 1。

而中医对于SARS与NCP，认识上也高度一致，具体表现在疾病归属^[20]、病因病机^[21-22]、传染方式^[23]、体征^[24]、各期疾病特点（均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等4期）^[25-27]及治法治则，见表 2。

整体而言，NCP的病机以湿困脾闭肺，气机升降失司为主，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证型，其疾病传变规律与SARS较为相似，分为初期、中期、极期、恢复期4期。在初期为湿毒郁肺证，病邪首先侵袭肺脏，治法治则则以宣肺透邪为主。中期病入阳明，宣肺与通腑并举。极期则表现为内闭外脱，或热闭，以凉开三宝醒神开窍，或阳气暴脱，以四逆汤回阳救逆。恢复期由于邪气所致气阴两伤，则气阴双补以恢复正气。

4 诊治SARS于抗NCP的意义

中国关于传染病（瘟疫或大疫）的论述较多，在《古书医言》《伤寒温疫条辨》《丹台玉案》《时疫论辨义》《广温疫论》《陈仁玉著菌谱》《伤寒总病论》《温病之研究》《疫疹一得》《泻疫新论》《伤寒补亡论》《伤寒补例》《温疫论》等著作中均有专论或体现，关于瘟疫的病源、传播流行以及发病有着深刻的见解^[28]。在SARS流行期间，这一关于治疗传染病的宝库曾发挥了突出作用，其中的诸多方剂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单味药在SARS的防治中亦疗效甚佳^[29]，如甘草在病毒复制、穿膜等多个阶段均有明显抑制作用^[30]。如在广州，应用中药治疗，患者发热时间缩短为平均退热时间5 d，明显改善临床症状，明显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并改善患者低氧血症，阻断轻证病例疾病进展和传变，多数未向严重证转化，治疗过程中未表现出毒副作用，还缓解大剂量激素的毒副作用。此外，还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31]。

在比较SARS症状与中医已有证型方面，中医临床工作者曾积累了不少归纳性的经验^[32]，梳理出了不少针对冠状病毒的中医理论依据^[33]，整理了大量的典型医案^[34-35]，还有部分抗击SARS的针灸处方^[36]。当然，在认识2019新型冠状病毒过程中，也应强调中医原创思维，将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一以贯之。如关于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造成明显的肝损伤^[37]，为中医辨证提供参考，即应收集肝与肺同病的症状和体征，且在SARS期间，也有中医针对当时的证候提出清化肝火的治疗方法^[38]。

而关于避免对于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失治误治，如发散消导犯劫津之戒^[39]，在辨证施治同时，适当加入抗病原微生物的中药，注意邪正兼顾，顾肺阴、肺气、血络^[40]，将为诊治NCP理清了道路。

NCP以急证为主，以邪盛为主要矛盾，与SARS极为相似，将逐邪作为首要治法，急证急攻^[41]。对于某些特殊的西医辨症，如肺纤维化，SARS流行期间的中医经验也不妨拿来使用^[42]。因肺为主要的病位，而肺与大肠相表里，则在诊治过程中应尤其关注大便的情况，并据此辨别疾病的传变情况，及时调整兼顾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中医证型的处方^[43]。

5 小结与展望

中医在预防医学方面有其独到的预见性和预防效力，既有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又有瘥后防复，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灾害方面，应予以重视。五运六气与关于预测病毒发展的现代数学模型结合，预测疾病的发展、转归情况^[44]。

中医在诊治传染病方面应本着兼顾标本，分清病位，不一定大力攻伐，而给邪出路，在疾病传变时截断扭转，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好中医的“韧性”^[45]。

从中医诊治SARS的经验来看，中医在瘟疫的初期便应介入，在初期取得的效果良好，而中医治疗NCP在山西、黑龙江、陕西、河北等试点省份的治疗结果达90%的良好疗效，与此相符。

NCP虽然可以与某本中医著作对某种“戾气”的描述相近，或与某个方剂所言之证相似，但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引起的新证、急证，如果贸然以某个方剂进行治疗，必然有失偏颇，用某句经典对疾病进行概括，也必然是片面的。中医虽具有辨证论治的优势，而是否兼顾，如何兼顾这种烈性的病原微生物，尚有待讨论。关于治疗此次“寒湿疫”的处方有共性，不同的中医专家组，不同的中医医院却又各具个性，究竟何种处方最为对证，还有待临床疗效这一唯一检验标准。

对于“寒湿疫”的考证需要纵观一切关于瘟疫的中医典籍，综合考量本次NCP的病因病机、发病特点、传变特征，得出全面概括NCP的新证候，这样的瘟疫文献梳理工作亟待完善。

虽然西医认为该疾病是肺炎，但中医认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中医应根据患者的症状与体征综合考量，没必要一味攻伐寒湿，只着眼于肺这单一脏器。

SARS期间中医药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曾发挥较大优势的一次厚积薄发，体现出中医药应对新型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的极大韧性，也表现出标本兼治、整体观在“急证急攻”时的安全性，辨证论治病毒性肺炎体现出中医的精准治疗、个体化治疗。该次胜利反过来，极大地补充了中医治疗瘟疫的一般方法，包括防治手段和对传染源的截断。这些经验在近日NCP中应予以重视，不应重头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