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初，大疫横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截至2020年4月2日，中国防治新冠肺炎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全球形势严峻，疫情已传播到世界二百多个国家^[1]。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2]，据统计，中国自西汉至清末有500余次疫病流行^[3]，古代医家在防治疫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汤药之外开辟了香佩、烟熏、药枕等诸多预防治疗手段。香佩疗法是将芳香性药物装入小布袋或荷包内，佩戴在身上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从古沿用至今。该疗法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甲型H1N1流感中医药预防方案》的推荐用法^[4]，现代临床试验也证明了辟秽香囊具有抗甲型、乙型流感，H7N9型禽流感和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病毒的作用^[5-7]。由湖北省武汉市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居家预防推荐方案》也推荐使用香包用于预防新冠肺炎^[8]。笔者旨在对古代香佩疗法辟疫的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挖掘、整理，客观总结香佩预防传染病方用药规律，为香佩疗法预防新冠肺炎的用药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范围及检索策略

以《中华医典（第5版）》《中国基本古籍库》《瀚堂典藏》为载体，查阅民国以前香佩防治疫病的方剂，检索香囊相关检索词“香囊”“香佩”“荷包”“绛囊”“香包”“辟瘟囊”“香袋”“绛袋”“幐”“容臭”“香缨”“帏”“佩”“戴”“带”等，疫病相关检索词“瘟疫”“疫疠”“瘟疠”等。阅读检索结果并摘录有关辟疫香佩类的词条。

1.2 纳入标准

1）结合语境筛选将检索结果，符合香佩类防治疫病的方剂予以纳入。2）同一著作中的重复出现的方剂只选其一。3）同方异名者，取其常用名。同名异方者按不同方剂予以纳入。

1.3 排除标准

条文中有辟疫香佩类相关记载，但无具体方药的排除。

1.4 数据提取和统计方法

将纳入的方剂录入Excel 2016软件，提取以下指标：方名、出处、朝代、作者、药物名称。为方便分析，整理所有药物的功效、性味，标准参考《中药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十三五规划教材，对于不便分类的药物统一归为其他类中。采用SPSS 23.0软件对药物数据进行因子和聚类分析，其中因子分析选用主成分法，参考特征根≥1，累计贡献率t>85%提取公因子，经最大方差旋转后对结果进行解释。聚类分析采用变量聚类，选取使用频次≥7次的药物作为变量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书目和方剂

此研究共涉及书目56部，其中东汉2部，东晋1部，唐代4部，宋代9部，元代1部，明代13部，清代25部，见表 1。共纳入方剂47首，有些方剂被历代古籍转载，引用次数最多的是务成子萤火丸（16次）、老君神明白散方（13次）和太乙流金散（12次），见表 2。此外有17个单味药方剂用于香囊辟疫，包括女青、马蹄屑、无患子皮、雄黄、马骨、臭丸、兰香、大黄、阿魏、松脂、艾叶、草蜘蛛、预知子、东行桑根、蟾蜍、朱砂莲、辟瘟草等。

2.2 药物频次

所有方剂中共包括193味中药，中药总使用频次714次。药物主治功效分类结果表明，药味最多的是清热药共27种，其次是活血化瘀药18种，见表 3。将药物按照在方剂中使用频次排序，频次最高的味药为雄黄38次，占总频次的5.32%，应用于80%的方剂中；朱砂29次，占4.06%；鬼箭羽17次，占2.38%。排名前30的药物占总频次的48.88%，见表 4。

2.3 药物性味

整理归纳使用频率≥7次的药物性味，药味以辛味药为主，占45%。药性整体偏于温热。其中温（13次）、热（4次）、大热（2次）。寒、微寒、平性使用频次分别为6、2、3次。药味辛、苦、甘、咸、酸、涩使用频次分别为21、10、7、4、3、1次。

2.4 药物因子分析

对高频药物（频次≥7次）进行因子分析，经Bartlett’s球形检验P < 0.05，KMO检验统计量值为0.741，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且因子分析效果好。选择选择最大方差法旋转，当提取前9个公因子时，累及贡献率达到85.64%。根据载荷系数大于0.5的原则，提取9个公因子，见表 5。

2.5 药物聚类分析

对高频药物（频次≥7次）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到聚类方4种，见表 6。

3 讨论

关于疫病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称“疾年”^[9]。疫病有其漫长的流行史，中国古代疫病的流行有3个高峰时期，大致年份为汉代、宋代以及清代^[3]，在与疫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中，香佩避疫由来已久，早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就有“有草焉，名曰熏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靡芜，佩之可以已病”的记载^[10]，唐代孙思邀在《千金要方》中亦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等^[11]。香囊避疫的发展由初步认识到理论建立，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先秦时期、秦汉至隋代、唐宋元时期、以及明清时期^[12]。有关香佩类辟疫方的记载，除却汉代方书较少以外，宋代以及清代均远高于其它年代，这得益于医学教育及机构的完善、外来香药的不断输入等，促使许多香囊辟疫方的用药组成逐渐成型，并被多次流转记载在各本方书中，诸如务成子萤火丸、老君神明白散方、太乙流金散^[13]等，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传世之方。

通过频次分析，古方中频数最高的3味药分别是雄黄、朱砂、鬼箭羽。雄黄在古代常用于辟秽化浊，预防瘟疫，《神农本草经》称其有“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之功。有研究表明雄黄纳米微粒在体外有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复制和直接灭活病毒的作用^[14-15]，进一步证明雄黄在呼吸道传染病中的预防作用。朱砂早在《黄帝内经》就记载有“解毒辟秽之功”，《太平圣惠方》更是收载了诸多配伍朱砂的辟秽解毒方剂。雄黄主要成分为二硫化二砷，朱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二者均有毒性，这两味药在内服药、烟熏剂中均不宜过度使用^[16-17]，但香囊作为安全性较高的外用手段，能做到保其杀毒辟疫功效而不伤正气。鬼箭羽具有活血、解毒、杀虫的功效，《本草述》言之为“专功于恶疰及中恶气之毒以病于血者”，目前用于调节免疫、抗过敏、抗肿瘤、降血糖等治疗，更有研究证明鬼箭羽对流感病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8]。

本研究药物性味分析表明，香囊配方中以辛味药为主，整体偏于温热，药物种类数以清热药位居榜首，清热解毒和清热燥湿药较多，辛味药能散、能行，温热药能散寒、利水，清热药可防邪气入里化热，主要配伍能够发挥抵御寒、热、湿、毒等邪气的作用。《经验良方全集》认为：“瘟疫者，其病与时气寒热等症相类，乃天气不正之气，感而受之。”当前流行的新冠肺炎同样是感受时气，以“湿”为病机核心，在不同地域的症、证特点“同中存异”^[19]，疾病多有寒湿郁肺证/湿毒郁肺证/疫毒闭肺证/肺脾气虚证的转归^[20-22]。由此可见古代香佩的用药原则和规律可用于目前新冠肺炎的中医证型。

通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高频药物中公因子类型与药物分类一致。F1为攻毒药，体现了疫病中疠气与寄生虫的致病特点。F2为祛风湿药，提示风邪与湿气交杂的致病环境。F3为温里药，提示正气内虚。F4为平肝息风药可清泻心经、肝经热毒。F5为泻下药，大黄苦寒可泻湿热与热毒，巴豆辛热，主峻下冷积，提示疠气既有热性也有寒性。F6为活血逐瘀药能活血行气，提示热毒可致血凝气滞。F7为安神药，两味皆重镇安神，朱砂可清心，龙骨可平肝，提示心肝火旺烧灼心神。F8为化湿药，提示脾湿气重。F9为驱虫药，提示香囊可促进寄生虫排除体外的重要效果。由因子分析结果可知，香囊治疗疫病的高频药物以攻毒杀虫，祛风除湿，芳香化湿，补虚泻滞，清湿热毒等功效主要。

聚类方主要分4类，C1由活血化瘀药、解表药、补虚药、开窍药、化痰止咳平喘药、化湿药、清热药、温里药、平肝息风药、泻下药、驱虫药，此方在攻毒杀虫的同时注重补虚解表，兼以清热驱虫；C2单纯由攻毒药组成；C3为祛风湿药，提示疠气兼夹风湿邪气；C4为安神药物。后三聚类方同时也在因子分析中出现，提示攻毒药、祛风湿药、安神药是香囊辟疫的要3类主药。其中祛风湿药以乌头、莽草、天雄等祛风寒湿药为主，取其辛热之性驱逐寒湿，安神药以朱砂为代表，取其解毒攻邪之性。

以上研究结果证明香囊能“避邪气”提供了有力证据。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香囊用于新冠肺炎患者愈后防复和提高免疫力，并且被广泛运用于健康人群防疫中^[23-25]。最新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西医结合康复指南（第一版）》^[26]也将佩戴香囊纳入居家预防方案。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无症状感染患者更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全面复工和逐步复学更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佩戴香囊作为预防病邪的有效举措，将对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古代香佩疗法防治传染病用药以辛、温药居多，用药以清热药、攻毒药、祛风湿药、安神解毒药为主，解毒攻邪，温化寒湿，配合清热药以防邪毒化热。方药适应证与新冠肺炎的相应，对香佩疗法防治新冠肺炎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