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自上世纪初重现敦煌，几经辗转传至河北张大昌先生手中，而原卷子不幸被毁。值得庆幸的是，张大昌先生的弟子在原卷被毁前曾依照原卷做过抄录，被称为转抄本的资料保存较好，以及后来张大昌先生根据诵记整理成书的追记本问世，才能让今人可以阅览到其珍贵的内容，同时也成为研究《辅行诀》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辅行诀》原卷卷首署字“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马继兴教授从行文书写、药物药量、药物配伍、古籍引用等角度严密考证后，认为此书并非后人造伪，且成书时间不晚于北宋^[1]，从文献价值上予以了充分肯定。原书总共录方60首，并称所记方药皆采自伊尹《汤液经法》，也可以作为研究“经方”的文献资料，并可从中窥探《汤液经法》原书一斑。校勘本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

目前《辅行诀》的研究已获得了一些成果，但有关其药物运用的研究依然比较缺乏，文章将结合王雪苔教授的校勘本^[2]，对书中药物“朮”的运用做以论述。见论浅薄，希望可以对经方药物的研究微有促进。

1 《辅行诀》“朮”所指药物的考证

按照书目顺序《辅行诀》中用到“朮”的有：小补肝汤条后的药物加减，小补脾汤汤方及方下药物加减，大补脾汤，药物五味五行互含文，小玄武汤汤方，大玄武汤汤方总共6处。其中，转抄本中除小补脾汤后药物加减记载为“朮”之外，其余各处均记作“白朮”，而在追记本中，除小补脾汤汤方记为“白朮”之外，其余各处皆记作“朮”。虽然两种版本都有“朮”与“白朮”的共同记录，但判断“朮”所指的具体药物仍然缺乏充足证据，还原文字记录的原貌对药物的辨析具有特殊意义。

1.1 原著“朮”记载的还原

梳理两个版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转抄本：张大昌先生的弟子王子旭曾经按照原卷子进行过抄录，但抄录次序不整，且多有错讹，后来张大昌先生对王子旭的抄本进行过整理，又借与张海洲抄录学习，张海洲的抄本即是所谓的转抄本。考虑当时王子旭抄写原卷时年仅十二三岁^[3]，抄写次序尚且不整，誊写难免错乱，加上当时王子旭尚幼，传统医学基础不劳，难免理解原文时掺杂今人认识，极有可能将“朮”错抄成“白朮”，后面再经他人转抄，存在很大的误抄几率。追记本：张大昌先生在整理追记本时，参考过王子旭的抄本，但主要是根据先前的背诵，默写而成。对于“朮”的原卷记载，身为世代中医，张大昌先生肯定知晓“朮”的古籍记载，以及后世关于白术与苍术的各种主张，然而在参考过王子旭转抄本后仍然多处记作“朮”，可见张大昌先生对自己的记忆是确定的。此外，张大昌先生决定将该书公布于世，必定会本着忠于著作原貌的态度。因此笔者认为，原卷子关于“朮”的记载应以张大昌先生的追记本为准。

1.2 “朮”指后世的赤术（苍术）

《尔雅·释草》^[4]是现存最早有关于“朮”记载的文献，解释为“朮，山蓟。杨，枹蓟”。《素问》《神农本草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两汉及之前的文献均不分苍术、白术，统以“朮”名之。那么《辅行诀》中“朮”应该指的是哪一种？《辅行诀》作者称方药皆采自《汤液经法》，追溯《汤液经法》的年代，那么原书中的“朮”也应该没有白术、苍术的分别，而现有的文献表明提出白术、苍术为两种药物的正是陶弘景。陶弘景的另一著作《本草经集注·草木上品》中^[5]记载“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始将“朮”分为白术和赤术，赤术即今天的苍术。《辅行诀》中用的是赤术还是白术笔者从以下角度分析：第一，药物性味和食用方法不同，白术根甜，宜入丸散；赤术，味苦，宜入煎剂，而《辅行诀》方药大部分水煎服用，所以赤术更符合煎服法的要求。第二，药物产地的记述，《本草经集注·草木上品》记载：“朮……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汉中，南郑现今都属于陕西汉中，而汉中至今仍是北苍术的主要产地之一^[6]。第三，药物的四气，“东境朮大而无气烈，不任用”，说明“朮”贵在气味冲悍，赤术之气更甚于白术，因此，赤术更符合对“朮”的四气要求。第四，根据《辅行诀》药物五味的划分：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主，黄芩为水，黄连为火，术为土，竹叶为金。术为水中之土，白术味甘，赤术味苦，所以，赤术比白术更符合《辅行诀》中“朮”的五味属性。从以上角度考虑，笔者认为《辅行诀》中“朮”应当作赤术解。

2 《辅行诀》用术的证药讨论 2.1 小补肝汤加术

“朮”首次出现在小补肝汤加减法中，“头苦眩者，加朮一两半”。由条文可知此头眩因为“肝虚”，肝血不升，气血不能上养清窍，浊邪难以下行导致头眩难忍。方药由桂枝、干姜、五味子、大枣4味药组成。从五味五行互含的角度分析，桂枝属木中主药，姜为木中土药，姜助木气化源，桂枝升达木气，使肝血得散；大枣味甘，属土中火药，健脾又助肝木之子，治因肝血不足而发诸证。五味子酸收敛肺，制升散之太过，又益气强阴，壮水生木。“朮”味苦，甘温，为水中土药，可入肾水之脏，《本草经集注·草木上品》称其可“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逐皮间风水结肿”。气烈可迅行于外，达于四周。味苦降泻，撤引浊气而出下窍，加用于小补肝汤中，可助桂枝干姜升达肝血，温散表邪，使清阳归于上，浊阴归于下，而达到治疗肝血虚头眩目的。

2.2 小补脾汤用术

小补脾汤与《金匮要略》之人参汤相似，两者药量上略有差异，均由人参、炙甘草、干姜、术4味药组成。小补脾汤主治“饮食不化，时自吐利，吐利已，心中苦饥；或心下痞满，脉微，无力，身重，足痿，善转筋”。“脾德在缓，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缓者，舒也，与“急”相对，脾以缓为佳。脾虚以甘补，甘者缓也，故脾虚因为其“过急”。脾实以辛泻，辛者散也，故脾实因为其“过缓”。小补脾汤药以甘味为主，辅以辛苦之味。方用人参，为土之主药，味甘微温，擅补脾气。甘草属土之木药，补脾气之虚，缓中兼行，免甘药之过缓。参草合而调补脾脏，以降过速之脾气，复其安缓，运化水湿，以顺其性为补。干姜，味辛温，为木中土药，可辛行脾气，《本草经集注·草木中品》谓其：“逐风湿痹，肠澼下利，寒冷腹痛。”可温脾脏之体，化中焦之寒。术则以其味苦气烈，可燥因脾虚而生之湿邪，同时术味苦可入肾，坚肾而利湿，燥湿兼利湿，祛脾之所恶，合干姜温中散寒，与人参甘草共成扶正祛邪之势。

2.3 小补脾汤加减用术

“若脐上筑动者，去朮，加桂四两”，张仲景对“脐上筑动”的解释为“脐上筑者，肾气动也”^[7]，治法同样去术并加桂4两。脾之不健，筑土不坚，易招肾中阴气犯脾胃之地。桂枝升散可助心阳，主上气咳逆，治水汽上泛，而术性悍，苦燥行疾，行于上焦而速达肌肉之外，通畅脾气。术之性散与桂枝之降逆成相反趋向，故去之。

“吐多者，去朮，加生姜三两”，吐多以脾虚湿盛，阻碍中焦升降气机，气逆发为吐，所以借生姜之辛温，宣散水汽，降逆止呕，术行上焦必加重气逆，所以吐者宜去术。

“下多者，还用朮”，一则因脾虚生湿，湿性下流，术气燥上行，可助脾气升举兼可燥湿祛邪，二则坚胃之关门，利水湿从小便而出，所以下利者，仍用术。

“渴欲饮者，加朮至四两半”，渴欲饮为水液代谢失常，津液不润咽喉所致。《黄帝内经·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脾虚致水湿积聚，阻碍脾气通行，不能散精，咽喉不得濡润。术燥湿以健脾，上行津液，无湿邪阻滞，水道通利，津液输布正常，则口渴自然得解。

“腹中满者，去朮，加附子，一枚，炮”，附子性味于校勘本中缺，但转抄本和追记本均以为木中水药。脾实以辛泻，根据小补脾汤主治，此腹满当为脾虚邪实之证。脾气不运，气机郁塞，寒湿内生，故发为中满。邪实已成之时，应以祛邪为主，炮附子辛温善行，破中焦之寒湿，使气机得通，则中满自除。与治脐上筑动去术加桂相似，因为术迅行于外，性过于散，恐有泻脾气之嫌，所以去术，而用炮附子，祛邪而不伤正气。

2.3 玄武汤用术

《辅行诀》用到“朮”的还有“小玄武汤”和“大玄武汤”，治疗肾气不足，虚寒内生，阳气不申，水之下源气化不足诸证。“六神汤”主治“外感天行”之病，所以治病侧重于因外而起或内外兼病。小玄武汤即《伤寒论》之真武汤。用术之意，在于行散经络外周之湿邪，坚肾利水，内合茯苓渗利中焦之水湿，利小便以祛肾邪，使肾中无有邪居，助附子干姜味辛升散，升发阳气，达于四末。大玄武汤为小玄武汤减芍药一两，干姜一两，加人参二两，炙甘草二两。意在培补中焦，筑土预水，安未犯之地。

术在《金匮要略》^[8]中也多有如此应用，如治“湿家身烦疼”之麻黄加术汤；“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之防己黄芪汤；“风湿相搏，骨肉疼烦，掣痛不得屈伸……”之甘草附子汤等。

3 后世关于“朮”记载的演变

自陶弘景始将“朮”从植物形态，药性和应用上区分之后，医籍开始出现“朮”“白朮”“苍朮”分别记载的情况。至宋代，苏颂、林亿等医家主张“朮”应该为“白朮”，在官方主持校订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外台秘要》《千金翼方》等医籍中，林亿等人将原本书中“朮”尽代以“白朮”，如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9]中所记“又如白朮一物，古书惟只言朮，近代医家咸以朮为苍朮，今则加以白字，庶乎临用无惑矣”。从文字中可以看到在宋之前，医家用“朮”应该是更倾向于使用苍术的。由宋代和剂局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亦将张仲景方以“白朮”代“朮”。此一系列举措从国家层面改变了关于“朮”类药物的使用，使得白术成为宋朝社会更普遍的应用对象。

然而，药物应用物种的变更并不会轻易的因为一部分人的观点而改变，之所以做出官方修改必然与当时的医学思想，治疗思路和患者体质极大相关，考虑到气候对人体体质的影响，参考多位学者^[10-11]的研究成果，西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中国气候到达寒冷期，寒冷干燥。寒冷天气之下人体密固，加之当时生产力落后，封建社会人民劳动负荷沉重，肌肉坚实，所以发病多伤寒而表证居多。《辅行诀》《伤寒杂病论》等方书用药药味少、药性悍、用量重的特点也能佐证《辅行诀》所用的“朮”应指的是赤术。到北宋前期，气候相对温暖^[12]，随着经济发展，百姓生活起居发生改变，医疗环境逐步完备，百姓体质也随之发生变化。林亿等人主张使用白术，必然是在当时的医学思想指导下发现白术的疗效更为突出，更适合于临床应用才做出的调整。气候影响体质进而影响用药可以作为从汉代到北宋术的使用从苍术渐变至白术的一种解释。

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之七》^[13]始提出“苍朮”的药物条目，言其“其长如大拇指，肥实，皮色褐，气味辛烈”。条目下也列出了“白朮”，言其“粗促，色微褐，气味亦微辛，苦而不烈”，自此本草学上明确了两者的区别。此后的本草著作如《珍珠囊》《汤液本草》等，均将苍术、白术分条记述，并且多宗寇氏的说法。金元时期李东垣强调脾胃的重要作用，调护脾胃诸方多用白术，其学说影响深远，后世医家结合实践，逐渐形成了以白术为主流的应用现状。

4 小结

从《辅行诀》五味五行划分药物的角度，通过对书中用术的梳理分析了方药配伍的逻辑，在《辅行诀》的用药体系中，味辛皆属木，味咸皆属火，味甘皆属土，味酸皆属金，味苦皆属肾，以五行划分五味，描述药物主要的升降出入趋势，而五行之中再分五行则更加细化了药物的分类，表现了药物更加复杂的动态属性，主次分明。

术味苦，五行属水，水中又分五行，术居土位，苦味在《辅行诀》中可补肾而泻心，土为中焦，故术又能入于中焦。苦味可燥可坚可泻，通常认为，燥、坚、泻是苦味作用的不同方面，而通过对《辅行诀》的梳理笔者认为苦味的不同作用应该是在不同配伍条件下针对不同的脏腑器官而表现的不同效应，脏腑功能的调节能反映出药物对整体的影响，而将这种结论推广到其他的药味之上也同样适用。在《辅行诀》的组方当中，术主要作为辅药，同时具有升和降的特性。在小补肝汤中助桂姜升发清气，降利浊气。在补脾汤中，以苍术辅甘药，通彻脾之外合，燥湿兼外行脾气，又因其速行上焦而虚伐脾阳，故于气机上逆及脾气虚亏时去之。在玄武汤中，取其行散，外走水道，益肾利水，兼清外邪，治水湿邪郁在外周水道而发诸病。

《辅行诀》中可以感受到深刻的“配伍”和“引经”思想的应用，在几十首不同的大小五脏补泻汤中，单味药及对药在针对不同脏腑用药的搭配，以及大小方中药物用量上的差异，尤其是药物五味五行的划分，更是“配伍”“引经”与“五脏”理论的高度结合和发挥，也许正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