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悸包括惊悸和怔忡，是以患者自觉心中悸动、惊慌不安，甚至不能自主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心系病证。西医中各种器质性与非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心律失常以及心功能不全等，以心悸为主症者，均属于其诊治范畴，如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房颤动等。心悸是心血管疾病中的常见病证，其发作多与情志波动和劳累过度有关。因此，在当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精神高度紧张的环境下，心悸的发病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成为中医心血管疾病的重点防治对象。中医药在心悸病防治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和疗效。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数据挖掘技术在中医心悸病经验的整理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无数宝贵经验和新的药物配伍规律相继进入视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应用这些成果需要去溯本追源，全面去探析古人对疾病、药物的认知和使用经验。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百家争鸣、新学肇兴的学术氛围里中医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心悸病的病因病机和治法用药也在此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因此，梳理宋金元时期医家们对心悸病的辨治经验，明确心悸病在该时期内的证治与发展特点，有助于更加充分地认识心悸病证，有利于临床经验的挖掘和推广。由于北宋和南宋金元时期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医学发展方向有差异，故分为两部分进行梳理。

1 北宋时期 1.1 理论发挥

北宋的医学发展多承晋唐之遗风。魏晋南北朝之际，名学盛行，“循名责实”和“辨名析理”等名学思想对医学影响颇深，“类分”的思想方法贯穿于中医理、法、方、药的不同层次^[1]。如王叔和使用“类例相从”的研究方法对脉学进行整理，编纂出《脉经》，又以六经及可不可汗、吐、下三法为分类依据重新整理了《伤寒杂病论》；皇甫谧则“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经要”^[2]，将针灸文献整理成《针灸甲乙经》；陶弘景“分别科条，区轸物类”，使用复合分类法对《神农本草经》中药物进行重新归类和补充，编撰完成《本草经集注》。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类分”思想在中医学中十分盛行。隋唐时期，“类分”思想仍占据医学活动的主要地位，不仅医籍的编撰更加重视分门别类，而且临床医学的分科也更趋成熟。如成书于隋朝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其先按内、外、妇、儿进行分科，再按疾病、证候进行分类，并运用《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理论进行串解，构建出系统化的临床医学体系。虽然晋唐之际医学发展有新的提高，但是隋唐之后为五代乱世，长期的战乱中断了医学的发展，医籍的流通也遭到巨大破坏。北宋建国之后，诸帝留心医药，拯医药于危亡之中，对医药学书籍的编写、校勘等医学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3]，使得晋唐之际的医药学成果得以传承，宋代大型官修方书以及本草学巨著多在此期完成。这些方书多以参录前朝医学典籍，辅以访求所得效验方编纂而成，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医家个人研究和著述也多参合晋唐诸家之说，并附有个人发挥阐释，如《南阳活人书》《小儿药证直诀》等。由于北宋时期医学的发展注重对前代医学理论和经验的整理和传承，因而此期内医学发展多有晋唐之际的特点，不仅医籍的编纂更注重分门别类，疾病证候的分类也更趋于精细。心悸病的证治规律亦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1.2 病因病机 1.2.1 不唯毒与风，兼亦时气热

北宋时期医家对心悸病外感病因有新的补充。晋唐时期，心悸病在病因方面的论述详见于《诸病源候论》，散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此期内医家对心悸外感病因的认识主要为风邪和风毒。其中有关风邪病因的相关记载可见于《诸病源候论·风病诸症》“风惊邪候”“风惊悸候”“风惊恐候”“风惊候”等篇，其病机多为心气、心血不足，风邪乘虚内侵而发作。风毒病因有关的论述可见于《诸病源候论·脚气风经五脏惊悸候》，其发病为风毒乘脏虚而入，与神气相搏所得。

北宋之际，除风邪、风毒之外，医家对心悸的外感病因又有了极大的扩展，时气热毒、热邪等外感病因亦被屡次提及。如《太平圣惠方·治时气谵言诸方》^[4]载：“夫时气热毒攻心，则心神烦乱，阳气大盛，遂则谵言，目赤心烦，不得睡卧，精神惊悸，言语失常。”又如《太平圣惠方·治热病发狂诸方》^[4]述有：“热邪攻于心络，则心神烦乱，或咏或歌，或言或笑，精神不守，言语失常，惊悸不安，弃衣而走，此皆热毒之气，壅滞心胸，致令发狂也。”

由上可知，除风邪、风毒之外，北宋时期医家认识到时气热毒、热邪等外感病因亦可导致心悸发作，并且这种认识的提出明显早于刘完素所倡导的“火热论”。

1.2.2 寒热旧有六，虚实新加三

除新增入时气热毒、热邪等外感病因之外，北宋时期心悸病相关脏腑辨证亦有新的拓展。晋唐之际，《黄帝内经》《中藏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医家典籍已经指出心悸有关的脏腑辨证有心虚寒、小肠虚寒、心小肠俱实、肝实热、胆虚寒、胆实热6种类型^[5]。北宋时期，医家们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展，补充了心实热、心中风、肾虚3种类型。有关心实热的论述可见于《太平圣惠方·治心实泻心诸方》^[4]中“夫心实则生热，热则阳气盛，阳盛则卫气不行，荣气不通，遂令热毒稽留，心神烦乱……喜笑，恐悸”。有关心中风的阐释记载于《太平圣惠方·治心脏中风诸方》^[4] “夫体虚之人，腠理疏泄，风邪外伤，搏于血脉，入于手少阴之经，则心神颠倒……忪悸汗出，恍惚不安，此皆风邪伤于心经，致有斯候，故曰心中风也”。肾虚型心悸病的相关描述见于《太平圣惠方·治虚劳不足诸方》^[4]，文中载肉苁蓉丸一方，其主治云“治虚劳，肾气不足，梦与鬼交，心多忪悸，头目昏闷，四肢少力，不欲饮食，宜服肉苁蓉丸方”。此外，《圣济总录·肾虚》亦有“补肾汤”用于“治肾虚忪悸恍惚”。

由上可知，在晋唐时期已有的6种脏腑辨证的基础上，北宋医家们又新增了心实热、心中风、肾虚3种，丰富了心悸病相关的脏腑理论，为后期心悸病病因病机的阐发奠定了基础。

1.2.3 循名以责实，推类可辨病

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分类更加多样化，他病致悸的种类繁多。晋唐时期“类分”的学术思想在医界盛行，医家根据疾病不同特性对疾病进行分类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由于当时医者对心悸病的病因病机认识有限，因而多使用心悸的伴发疾病作为分类依据，以便于记录、整理和阐述，如伤寒心悸、虚劳心悸等。北宋时期，医学发展多承晋唐之遗风，除前代医籍中提到的伤寒、虚劳、气噎、谷疸、霍乱、金疮、发痈内虚之外，《太平圣惠方》中又增加了时气、热病、急劳、风痫、传尸、骨蒸、惊黄、伤折、小儿惊风等心悸类型。其后，《圣济总录》中又补入肝痹、肺疟、气黄、寒癖、心劳、肾劳、脉极、骨极等其他疾病导致心悸的记载。如《太平圣惠方·治急劳诸方》^[4]中所述：“夫急劳者，是血气俱盛，积热在内，干于心肺，脏腑壅滞，热毒不除之所致也。其候恒多躁热……心神惊悸。”又如《圣济总录·肝痹》中茯神散“治肝痹多惊悸，神思不安”。

由上可知，北宋时期医家对心悸病的认识更加广泛，他病致悸的种类也得到了极大扩展，由感染、高热、脱水、贫血、出血、外伤等病因引起的心悸症状都被明确提及，这种繁杂的分类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期医家对疾病分类的改革。

1.3 治法用药 1.3.1 通药治专病

北宋时期心悸病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太平圣惠方》首次记载了心悸的通用药物，如“人参、茯神、龙齿、柏实、沙参、龙胆、羚羊角、桔梗、远志、银屑、紫石英、金屑”（《太平圣惠方·诸疾通用药·惊悸》）^[4]。此类通治心悸的药物多被《神农本草经》或《名医别录》所收录，并且条文中有针对心悸病症的功效记载。它们多为历代临床实践经验所得，具有极高的临床价值。在现代数据挖掘工作中此类药物的解读需要格外留意，因为个别药物的主治功效存在古今的变迁。

例如，桔梗的古今药源未发生改变，均为桔梗科植物桔梗的根，其在《神农本草经》^[6]中的功效记载为“味辛，微温，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依据文献可以看出，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期桔梗有治疗心悸、胸痛的功效，并且其对咽喉病症的治疗作用尚未被发现及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进行整理，在《名医别录》^[7]中增录了桔梗的功效，即“利五藏肠胃，补血气，除寒热风痹，温中，消谷，治喉咽痛，下蛊毒”。至此桔梗对咽喉病症的治疗作用才首次被本草著作提及，但文中依旧强调桔梗有“补血气”的作用。由此可知，在魏晋之前桔梗应该主要用于心悸、胸痛等病症的治疗。这种用法在汇集历代名方的《太平圣惠方》中仍有保留，如“治心气不足，恍恍惚惚，朝差暮甚，惊悸，心中憧憧，胸满，不下食饮，阴阳气虚，脾胃不磨，不欲闻人声，宜服熟干地黄散方”（方中有熟干地黄、当归、龙骨、人参、甘草、桔梗、黄芪、桂心、半夏、茯神、远志、枳壳、白术，共13味药物）（《太平圣惠方·治心气不足诸方》）^[4]。

然而，随着宋代《伤寒论》研究热潮的兴起，书中将桔梗用于肺系及咽喉病症的用法也广为流传，其宣肺、利咽、祛痰、排脓的功效逐渐成为本草著作记录的主流，最初对心悸、胸痛的治疗作用反倒随时间而淹没。清代时王清任创立血府逐瘀汤，用于“治胸中血府血瘀之症”，桔梗列于方中。王清任在方中加入桔梗的真实用意虽未明言，但极有可能并非后世理解的“宣肺”或“载药上行”，而是对《神农本草经》中桔梗治疗心系病证功效的直接应用。对于此类用法，现代经方大家胡希恕先生亦有将桔梗用于胸胁刺痛的经验^[8]，可资佐证。除此之外，沙参、龙胆草等药物功效的古今差异亦与桔梗相类似，暂不赘述。

由上可知，北宋时期心悸病的通用药物开始被提出，此类药物有良好的临床效验。但是因为个别药物的药效存在古今变迁，所以对于古方中药物功效的正确解读须参看古籍本草中相关记载。

1.3.2 群方齐荟萃

北宋时期方书盛行，心悸病的治疗方剂也越来越多。晋唐时期医学发展注重实际用药经验的积累，理论探讨不多，因而经方、本草发展迅猛，方书大量涌现。正如谢观在《中国医学源流论·唐宋学说之异》^[9]中所说：“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北宋时期医学发展多承晋唐之遗风，因而集历代之大成的方书亦有不少，如《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太平圣惠方》收录了两汉以来迄于宋初的各代名方、效验方，共载方16 834首，其中治疗心悸的方剂达百余首。《圣济总录》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广泛征集宋代民间及医家所献医方，共载方2万首，治疗心悸的效方多达200余首，基本上对宋代以前心悸病证有关方剂作了全面的总结^[10]。

然而，这些大型的方书也存在一些弊端。与晋唐时期一样，北宋的方书亦多讲求方药和病症相对，较少关注疾病病因病机的探讨。繁杂的方药反让医者临证时无所适从，影响疾病的诊疗效果。此类情况也间接促进了南宋金元时期医家对疾病病因病机的关注和研究。

1.4 讨论

北宋时期医学发展多有晋唐时期的特点，心悸病的证治规律亦呈现出相似特征。在心悸病的病因病机方面，北宋时期医家开始认识到时气热毒与热邪在心悸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新增入心实热、心中风、肾虚3种脏腑辨证的类型，他病致悸的种类也得到了极大丰富。在心悸病的治法用药方面，北宋时期治疗心悸的通用药物被正式提出，心悸有关的名方和效验方多数亦被收入官修方书中，广泛地继承晋唐时期医疗经验，并又对其进行增补。正是北宋对晋唐时期的医学成果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继承，使得医家对心悸病病因病机、治法用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发展，促进了南宋金元时期病因病机的探究和发挥。

2 南宋金元时期 2.1 理论发挥

北宋初期，宋初诸帝重视医药发展，多次搜访医书，积极开展医书的编修、校勘、刻印工作，使得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得以恢复。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设立，大量医药学典籍经过校勘之后在社会上重新开始广泛流通，为医学的传播带来极大便利。其后，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又对医学教育进行了大力改革，医学三舍法施行，医学教育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北宋后期，官药局制度的确立以及《和剂局方》的颁行更进一步推动了医疗事业的发展。此外，北宋中后期理学盛行，儒家学子受“医乃仁术”等理学思想的影响，多“留心医药”，甚者“弃儒从医”。“儒医”队伍的出现和壮大加速了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医者们更将儒学对经典的态度、治经的方法等学术风气援引到医学研究当中，加上运气学说提供的丰富材料，重视经典理论阐发、提倡运气学说与学派争鸣在南宋金元时期广泛出现^[11]。因此，在经典医籍广泛流传、医学人才素质普遍提高、社会医疗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大力推行医疗事业以及理学盛行等一系列因素下，晋唐之际盛行的“类分”思想逐渐退出医学主流，本经典、重求理的研究风气成为医界新的风尚，病因病机理论得到充分发展，心悸病相关的病症名称、疾病分类、病因病机以及治法用药亦得到更深入的总结和阐释。

2.2 病因病机 2.2.1 诸般名与症，一病以贯之

南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相关的病症名称开始由繁杂转为简约，医家对心悸病的论述更加注重其内在的发病机理，逐渐突破北宋时期以伴见疾病而分类的模式，开始使用内在病机对名称相异的心悸病症进行串联和解读，并以统一的病名进行论述。因此，南宋金元时期他病致悸的分类方式逐渐被取代，如风惊悸、伤寒心悸、脚气风经五脏惊悸、霍乱心腹筑悸、虚劳惊悸等，转而使用更加规范的命名和分类方式，如“悸”“心悸”或“惊悸”等。

以伤寒心悸为例，在北宋至南宋初期，出现在伤寒病证中的心悸症状被统称为伤寒心悸。医籍中亦将伤寒伴见心悸之病归为“伤寒心悸”以示区别，如《圣济总录》中单列“伤寒心悸”和“伤寒后心悸”等病名。在这种分类模式下，伤寒心悸的病机阐释亦多与六经相关，如许叔微在《伤寒百证歌·心悸歌》^[12]（公元1132年）中对伤寒心悸病进行了总结，其曰“伤寒心悸有多端，大抵三阳不一般。仲景云悸证有八九皆属三阳”。由此可知，南宋初期许叔微仍沿用六经辨证法论治伤寒心悸，而忽略不同病症名称下内在病机的相似性。

然而，随着南宋中后期经典理论的阐发以及医学争鸣的出现，心悸有关的内伤及脏腑病机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阐释，医家们对心悸的发病机制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医者们逐渐突破以病因分类的模式，开始按照内伤或脏腑病机对心悸病进行重新分类。如南宋中后期，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悸》^[13]（公元1156年）中开始使用内伤病机阐释伤寒心悸病，其言“心悸之由不越二种，一者气虚也，二者停饮也”。成无己对伤寒心悸的论述不仅打破了以六经阐释伤寒病症的窠臼，还突破伤寒心悸和内伤心悸的界限，将两者在病机上进行串联与贯通。这种打破伤寒和内伤杂病的壁垒，使用内伤病机阐释伤寒病症的研究方法，正是南宋金元时期医学发展本经典、重求理的具体体现。这种研究方法和分类方式使得医家能更加全面认识心悸的病因，归纳心悸的发病机制，并进一步总结出系统性的治则治法和用药规律，极大地提高了临床诊疗效果。

除病名更具规范之外，心悸病中惊悸与怔忡的区别也在南宋时被医家提及，如陈无择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惊悸证治》^[14]中载：“夫惊悸与忪悸，二证不同。惊悸则因事有所大惊，或闻虚响，或见异相，登高涉险，梦寐不祥，惊忤心神，气与涎郁，遂使惊悸……忪悸则因汲汲富贵，戚戚贫贱，久思所爱，遽失所重，触事不意，气郁涎聚，遂致忪悸。”陈无择所言“忪悸”即为“怔忡”，亦有医家称为“怔忪”“心忪”“心忡”等，这些名称多为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的俗语，是心悸的另一主要相关病名^[5]。

由上可知，南宋金元时期，在本经典、重求理的学风影响下，医者们对心悸相关病机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和探究，认识到相异病名之间病机的相通性，因而打破心悸病旧有的命名和分类方式，并进行重新整理和阐释，使其更具有规范性。

2.2.2 汇通古与今，各证辨分明

南宋金元时期，心悸病不仅在命名和分类方式上更加规范，其在病因病机方面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扩展。剖析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医家对心悸病病因病机的论述与《黄帝内经》以及运气学说相关。北宋中后期，由宋代校正医书局校勘完成的《黄帝内经》再次刊刻流通^[15]，此时理学家构建的新“天人合一”观也正在朝野盛行。理学这种从哲学高度重塑天人关系的思辨活动促进了医者对《黄帝内经》中经典理论的阐释和发挥。在此影响下，有识医家们纷纷苦研《黄帝内经》和运气学说，探求书中义理，并把个人体悟与其相结合以阐发新说。在这种本经典、重求理的学术氛围里，医者们突破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理论与时方效验之间的界限，将两者进行有机融合，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如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滋阴降火”等学说。在这种新学肇兴的局面下，心悸病的病因病机亦被医家们所提及，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火热与阴虚：火热之邪可诱发心悸的认识早在北宋时期已被医家所提及，南宋金元时期这种认识更被河间学派刘完素进一步完善。刘完素依据《黄帝内经》中病机理论和运气学说，发挥火热病机，指出心悸与火热之邪相关，如《素问玄机原病式·热类》^[16]“惊，心卒动而不宁也，火主于动，故心火热甚也”以及《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16]“心胸躁动，谓之怔忡，俗云心忪，皆为热也”。除此之外，刘完素认识到“阴虚”可出现火热偏亢，诱发心悸发生，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热门》^[16]“夫肾水真阴本虚，心火狂阳积热以甚，以致风热壅滞……惊惕虚汗，或健妄心松”。

阴火与脾胃虚：金朝中后期，李东垣宗《黄帝内经》《难经》等诸经之旨，提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学术观点，认识到“脾胃为元气之本，阴火为元气之贼”，并将脾胃盛衰与阴火理论用于疾病病机的阐释。李东垣认为心悸病的发生是脾胃气虚之后，阴火炽盛，灼伤营血所致，诚如《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17]中相关记载“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气日减，心包与心主血，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

气郁与痰涎：南宋初期陈无择继承、发展《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的病因学理论，提出“三因学说”，将心悸病的内因归为气郁与痰涎，即“惊悸，则因事有所大惊……惊忤心神，气与涎郁，遂使惊悸，名曰心惊胆寒，在心胆经……忪悸……触事不意，气郁涎聚，遂致忪悸，在心脾经（《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惊悸证治》）^[14]”。元朝时，朱丹溪及其门人认识到血虚在心悸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其进一步发挥，归纳为“盖因血虚，肝生血，无血则木盛，易惊，心神忤乱，气与涎结，遂使惊悸”（《丹溪手镜·惊悸》）^[18]。

血虚与痰饮：南宋中期名医杨士瀛对《黄帝内经》中气血、脾胃理论多有发挥，指出血虚和痰饮是心悸病的重要病理因素。杨士瀛在其《仁斋直指方·惊悸方论》^[19]中阐释为“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血一虚，神气不守，此惊悸之所肇端也……心虚而郁痰，则耳闻大声、目击异物……心为之忤，使人有惕惕之状，是则为惊；心虚而停水，则胸中渗漉，虚气流动，水既上乘，心火恶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状，是则为悸。”即心血虚为心悸病发生的根源，痰郁或水饮上乘是心悸病常见的致病因素。其后，元朝的朱丹溪继承了血虚与痰饮可致心悸发作的观点，并依据临床经验将心悸病的病因与其相应的病证特点进行梳理，如“惊悸者血虚……怔忡者血虚；怔忡无时，血少者多；有思虑便动，属虚；时作时止者，痰因火动。瘦人多因是血少，肥人属痰，寻常者多是痰。真觉心跳者是血少……假如病因惊而得，惊则神出其舍，舍空则痰生也”（《丹溪心法·惊悸怔忡》）^[18]。

由上可知，南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病因病机得到了极大扩展。在病机方面，火热、痰饮、气郁、气血虚衰、阴虚等常见病机均被医家所提及；在病位方面，心、脾、胃、肝、肾、胆等脏腑都有涉及。

2.3 治法用药 2.3.1 博杂返约简

南宋金元时期，方书中对心悸病相关的方药记载由北宋时期的庞杂转向简约，方剂数量受到大幅压缩，临床效验得以明显提高。

北宋时期，政府重视医药事业的发展，组织编纂了《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等大型方书。虽然这些方书收录了两汉至宋初的各代名方、效验方，但因其方药繁杂，只讲求方药与病症相对，不对病症的寒热、虚实进行精确的分析，故而临床应用反让人无所适从，为人所诟病。诚如南宋陈无择所言“或曰现行医方山积，便可指示，何用此为？殊不知晋汉所集，不识时宜，或诠次混淆，或附会杂揉，古文简脱，章旨不明，俗书无经，性理乖误。庸辈妄用，无验有伤”（《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序》）^[14]。

南宋金元时期，在理学的影响下，本经典、重求理的学风开始在医界盛行，医家们对病因病机的重视和发挥亦达到空前的程度。在病因病机学的不断发展下，不少医家对方书进行简化和压缩，即“采古人可用之方，裒所学已试之效，疏其论治，犂为条类……以备卫生家缓急之需”^[20]。例如，北宋后期官修方书《圣济总录》收录心悸病相关的处方共有9个门类，其中包括13个病症，共计有88首方剂^[21]；相比之下，成书于南宋后期的《严氏济生方》仅列有7首治疗心悸病的方剂，其中《严氏济生方·惊悸论治》下只列温胆汤和远志丸共2首，《严氏济生方·怔忡论治》后附有益荣汤、龙齿丹、茯苓饮子、排风汤、寿星丸共5首。虽然《严氏济生方》中心悸病相关的治疗方剂仅有7首，但是温胆汤、远志丸等名方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可见其临床疗效之高。南宋金元时期的其他方书亦呈现与此相似的情况，如《仁斋直指方》《东垣试效方》等。

由上可知，南宋金元时期，在病因病机理论指导下，医家方书对心悸病方药的收录更趋精简，更加注重方药的临床效验。

2.3.2 用药重次第

南宋金元时期，随着病因病机学的不断发展，医家们对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转归等规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在治疗方面，医家处方用药更讲求标本缓急之法，注重处方用药的次第问题，以提高诊疗效果。

如金元名医李东垣认为心悸病的发生是脾胃气虚之后，阴火炽盛，灼伤营血所致。治疗时，可在补益脾胃之气的基础上“加辛甘微温之剂生阳气，阳生则阴长……以当归和之，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17]，若“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17]，若“气浮心乱，以朱砂安神丸镇固之则愈”^[17]。李东垣将朱砂安神丸称为“权衡法”，可见此法乃“镇阴火之浮行”的治标之法，而治本之法仍“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17]。

此外，南宋金元时期医家们对用药次第的重视亦值得学习和反思。南宋金元时期医家不过分关注疾病的证型，而是重视病机的主次、缓急关系。在标证不明显的情况下，采用治本之法；在标证微显的情况下，采用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的方法；在标证明显，则采用权衡法，先治其标，再治其本。这种随病机而调整的方法使得医者用药活泼且灵动，对疾病的整体把握也更了然于胸。

由上可知，南宋金元时期，在病因病机理论指导下，医家们对心悸病的遣方用药更趋精准，注重处方用药的次第问题。古人对病机的重视以及治法用药的灵活调配值得今人反思与学习。

2.3.3 法药集大成

南宋金元时期，中医的发展达到空前的水平。在理学的影响下，本经典、重求理的研究方法成为医界的主流，新学肇兴与学派争鸣也广泛出现。在这种研究氛围里，心悸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治疗用药也得到极大的丰富。

刘完素发挥火热病机，创立“玄府学说”，在心悸病的治疗方面使用防风通圣散、大金花丸和当归龙胆丸。防风通圣散重在表里双解，透散拂郁之热；大金花丸重在苦寒直折，清解热毒；当归龙胆丸则清热补益兼施，标本并重。李东垣倡导“脾胃论”，强调脾胃气虚和阴火上浮在心悸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创立补中益气汤、黄连安神丸、朱砂安神丸三方治疗心悸病证。补中益气汤侧重补益脾胃之气以治本，黄连安神丸和朱砂安神丸则偏重镇纳浮行之阴火以治标。陈无择则认识到“痰涎”在心悸病发病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首列温胆汤来治疗心虚胆怯、气与涎郁的心悸病症。严用和认同“心虚胆怯”可致心悸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进行发挥，创立远志丸、归脾汤等方药以宁心壮胆治疗心悸。除此之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录的牛黄清心丸、二陈汤、人参养荣汤等经典名方亦可用于心悸病的治疗。

由上可知，南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治法用药得到极大丰富。学派争鸣使得医家在心悸病的治法用药上趋于多元化，各种治法及其代表方被纷纷创立，不少经典名方至今仍活用于临床。

2.4 讨论

南宋金元时期，医家们受到理学的影响，采用本经典、重求理的研究方法对心悸病的病因病机进行探究和阐发。在心悸病的病因病机方面，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火热、痰饮、气郁、气血虚衰、阴虚等常见病机亦被医家所提及，

在心悸病的治法用药方面，医家对心悸病相关方剂的收录更趋精简，用药中也多注意标本缓急之法，讲求用药的次第问题，表里双解、清热、补气、滋阴、化痰等治法更被后世医家广泛应用于临床。

3 小结

综上所述，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在此期内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在病因病机方面，医者们认识到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他病致悸的种类也得到极大的扩充；在用药方面，心悸病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重视经典理论的探究和阐发，学派争鸣，心悸的病因病机及治法用药亦得到极大的扩展。在病因病机方面，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怔忡和惊悸的区别也被提及，学派争鸣中有关火热、脾胃气虚、血虚、痰浊等病机得到充分阐发。在治法用药方面，医家们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完善了心悸病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的部分用药功效存在古今变迁，在挖掘和整理古人用药经验的时候需要给予足够重视，其次，古人对疾病病机的认识以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深入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