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李瑶, 张涛.
- LI Yao, ZHANG Tao.
- 《覆载万安方》的《伤寒论》柴胡剂研究
- Study on Shanghan Lun bupleurum agent of Fu Zai Wan An Fang
- 天津中医药, 2024, 41(8): 1018-1022
- Tianjin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4, 41(8): 1018-1022
- http://dx.doi.org/10.11656/j.issn.1672-1519.202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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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24-04-25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首次提出《伤寒论》柴胡剂的概念,即包含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6首方剂。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第一批)》中没有涉及到《伤寒论》柴胡剂,在第二批中收录了柴胡桂枝汤。虽然目前小柴胡汤和大柴胡汤已经上市生产,但其他《伤寒论》柴胡剂在临床依然运用广泛、疗效确切、具有明显特色及优势,因此对其标准化、科学化、产业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柴胡剂相关文献对古代经典名方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为柴胡剂关键信息的挖掘提供基础依据。
《覆载万安方》成书年代存在争议,具体初稿及定稿日期也无从考证,根据书中花押及朱点的时间记载,应是从日本正和年间(1312—1316年)至1331年完成[1-3]。《覆载万安方》是日本医家梶原性全(1265—1337)给其后代家传的专业性医学全书。该书以汉字编写,共62卷,约70万字,引用各类书籍约300部,是梶原性全继《顿医钞》之后的又一部医学著作,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发展及大量医籍的不断传入,《覆载万安方》的内容较《顿医钞》更加丰富。《覆载万安方》作为家传本,成书之后约400年间未曾流布外界,直至冈本氏发现,并献上手抄本至幕府才得以流传。书中引用大量中国唐宋医籍,不乏对伤寒之证以及张仲景理法的收录,还有根据作者自身经验进行的注记。
以“柴胡”为关键词对《覆载万安方》全书进行检索,排除柴胡的加减运用及重复论述之处,书中明确药物组成的含有柴胡的方剂有138处,共96方(因引用自不同的书籍,故不排除同方异名),分布在不同的卷中。梶原性全引用的书籍有《活人事证方》《类证活人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陈氏方》《亲验方》《易简方》《究原方》《普济本事方》等,这反映出镰仓时代日本汉方医学已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景象[4]。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医心方》极少出现《伤寒论》柴胡剂,仅小柴胡汤出现1次,而镰仓时代(1185—1333年)的《覆载万安方》在治疗疾病时开始慢慢重视对柴胡剂的运用,整理发现柴胡剂在伤寒卷中运用较多,时至今日柴胡剂的运用仍然广泛。因此研究《覆载万安方》中柴胡剂文献的记载,可探究《伤寒论》在日本镰仓时代的传播状态及对柴胡剂的理解运用情况。
1 《覆载万安方》中《伤寒论》柴胡剂征引情况《覆载万安方》中含有柴胡的方剂共96首,以柴胡命名的有16首。其中梶原性全只纳入了4首《伤寒论》柴胡剂,即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汤和柴胡加芒硝汤,没有纳入柴胡桂枝干姜汤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伤寒论》柴胡剂为现代临床常用方剂,在日本医籍中不乏传承。在《覆载万安方》中,小柴胡汤出现44次,大柴胡汤出现12次;柴胡桂枝汤出现1次;小柴胡加芒硝汤出现1次,《覆载万安方》中柴胡剂大多分布在伤寒卷,且4首《伤寒论》柴胡剂共同出现在“卷第七·伤寒中”篇里,相较《医心方》中柴胡运用较少的情况,《覆载万安方》开始逐渐重视柴胡剂治疗伤寒类疾病,其收录的范围更广。见表 1。
方证思想源于张仲景,即《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而日本的汉方医学也尊崇张仲景,以“方证相对”为其临床处方准则[5]。在《覆载万安方》第五十五卷“论小柴胡汤”一篇中梶原性全载录《翰良方》中论述小柴胡汤服之必愈的5证,其对应的症状无外乎5类:“一者身热,心中逆或呕吐者可服;二者寒热往来者可服;三者发潮热可服;四者心烦胁下满,或渴或不渴,皆可服;五者伤寒已瘥后,更发热者可服。”梶原性全认为以上5证,但有1证,更勿疑便可服,服之必瘥。大柴胡汤对应的症状有:日晡发热;发热腹硬;发热烦躁、大便秘、小便赤;伤寒数日不大便。柴胡桂枝汤对应的症状为谵语,发汗多,亡阳。柴胡加芒硝汤对应的症状为胸腹满而呕,日晡发潮热。在《覆载万安方》中,梶原性全对《伤寒论》柴胡剂的收录来自于《圣济总录》《易简方》《究原方》《伤寒一览方》《类证活人书》《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名医说》《孔氏家传方》。但不是单一地摘自某本医籍,而是综合相关书籍和根据自己的临床思维灵活化裁,具体表现在“伤寒中·伤寒谵语”中的大柴胡汤(引自《究原方》),治疗寒邪气结在里,寒热往来,大便秘等症状。为了使后代灵活掌握伤寒谵语的证治,作者在其后又纳入《伤寒一览方》做对比,“若是三阳合病谵语,口中不和,面垢遗溺,不可下,需用白虎人参汤;有胃实谵者,病人身热汗出,大便燥硬,用承气汤。又有身热下利谵语者,是热毒居于肠胃,竹叶石膏汤主之;有妇人热入血室谵语者,速用小柴胡汤”。《伤寒论》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但在镰仓时代的日本并未出现六经辨证的思想,《覆载万安方》虽纳入《伤寒论》的方剂,且多引自大量其他医籍,因此梶原性全仍然是重视方证相对的理论及临床思维模式。
2.2 重视煎服法的灵活运用《覆载万安方》中引用的4首《伤寒论》柴胡剂服法众多,有去滓温服、去滓热服、水沉冷服、极冷服之、更微沸温服,见表 2。去滓温服对应大柴胡汤;去滓热服对应小柴胡汤及大柴胡汤;水沉冷服对应小柴胡汤;极冷服之对应小柴胡汤;更微沸温服对应小柴胡加芒硝汤。温服为最常见服法,温服和胃益脾。热服利于祛寒活血,在《覆载万安方》中治疗寒邪气结在里。水沉冷服引用自《究原方》小柴胡汤,用以治疗伏暑烦躁发渴。若患者出现躁闷之象,小柴胡汤需放水沉冷服,可见梶原性全已经掌握水沉冷服可以解烦的功效。极冷服之引用自《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提到极冷服之治疗伏暑烦热极效。更微沸温服是针对柴胡加芒硝汤,与《伤寒论》“更微煮沸,分温再服”相同。整理各煎服法的出处发现梶原性全是直接引用并保留了这些医籍中原有的煎服方法,具有文献学意义。
《伤寒论》中随证化裁是张仲景常用之法,其特点是运用某个经方针对核心病机,加减药物以针对重要兼症[6]。整理《覆载万安方》中4首《伤寒论》柴胡剂发现,梶原性全重视方剂的加减化裁,且其运用化裁方法的也是随证化裁,如作者引《究原方》小柴胡汤治疗伏暑烦躁,随证加减体现在“若渴,去半夏加人参、栝楼、赤茯苓各一两;腹痛,去黄芩,加赤芍药三两……若嗽加五味子三两,干姜二两”。《究原方》现已亡佚,原书内容不可考,《覆载万安方》引《究原方》小柴胡汤加减化裁的内容对比《伤寒论》略有不同,这可能是梶原性全转引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保留部分加减运用,这也代表梶原性全认可临床实践要根据病证灵活加减化裁。
梶原性全引用《普济本事方》(简称《本事方》)中的大柴胡汤治疗伤寒大便不通,即许叔微“仲景云: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三服而病除,大黄荡涤蕴热,伤寒中要药”。《本事方》记载众多许叔微对张仲景理论的阐发和补充。观《覆载万安方》收录大柴胡汤的情况,药物组成均含有大黄,在截取《本事方》片段时梶原性全注意到其引用王叔和“若不用大黄,恐不名大柴胡”及姚僧垣“不用大黄,必无瘥理”之论。目前研究对于“大柴胡汤是否含有大黄”的问题[7-8]仍然存在争议,《覆载万安方》的收录中可间接反映出梶原性全赞同大柴胡汤必有大黄的理论。
2.4 关注到汉唐与宋元的剂量差异在《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用量是8两,观《覆载万安方》原文可见梶原性全在收录本方时不仅只摘录条文,也进行了剂量的对比,作者收录了《活人书》中的小柴胡汤发现,柴胡在《活人书》中的用量为8两。但柴胡在《易简方》中的用量为2两。《活人书》为较早研究《伤寒论》的著作之一,在伤寒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肱在研究《伤寒论》时,各条文及方药的纳入与仲景原文相合。而《易简方》中柴胡用量为2两,《易简方》为宋代王硕所撰,原书早佚。推测王硕撰写《易简方》时是按照当时宋朝的剂量以及用药习惯,宋元时期是历史上中药剂量最小时期,在当时就有“古三今一”(汉唐与宋元剂量比为3∶1)的说法,有研究也指出日本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的药物用量从整体水平上为汉唐时期的1/5-1/3[9],通过梶原性全在书中载入的剂量来看,梶原性全关注到了东汉与宋元的剂量差异,并且运用在日本当时的剂量换算中。
《覆载万安方》“伤寒下·伤寒后余热”中大柴胡汤治伤寒余热,汗出如疟状,日晡发热,脉实者可下。但未明确写出其出处,对比相关书籍可知此处与《圣济总录》原文重叠,因有学者考据《覆载万安方》的体例是参考了《圣济总录》,以及伤寒卷中《圣济总录》的引用量最大[10],推测此处大柴胡汤证治可能出自《圣济总录》[11],但是药物用量稍有不同,《覆载万安方》用量较小。
对于剂量的运用情况,在《覆载万安方》中梶原性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升者,今世大建盏一盏也。斗二升,则十二盏,今此汤药已十六两,以十二盏水煎,至六升,去滓以后再煎,沸至三盏,分为三服,一盏药既当六两……今日本倍医,药才一二钱匕,然称古方,如此甚参差。”日本镰仓时代建盏盛行,乃宋朝时期由日本僧人交流带回[12]。宋代的许多医书如《太平圣惠方》《活人书》等都用到“盏”作为计量单位,有学者[13]考证9件宋盏发现其容量为304~919 mL之间,可以看出宋朝“大盏”的最大容量将近1 000 mL,进一步结合宋代官修医书考证当时“一大盏”折合为宋时的“一升”,合今702 mL。可见梶原性全重视药物的用量要足够,用古方、守古法,这也为当今临床用药提供一定参考意义。
3 仅见4首《伤寒论》柴胡剂的原因纵观《覆载万安方》伤寒卷中柴胡剂的收录引用情况,6首柴胡剂梶原性全只收录了4首,其中几乎都间接引用《伤寒论》的内容,由此推断梶原性全十分重视柴胡治疗外感疾病的运用,可见在日本镰仓时代医家对张仲景方药的重视。
但另外两首柴胡剂(即柴胡桂枝干姜汤和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内容无论在伤寒卷或是其他卷中都没有被直接或间接引用。究其原因,可能是梶原性全没有完整看到《伤寒论》,或者《伤寒论》在传入日本之时另有他名。在公元733年,日本歌集《万叶集》中就收录了山上忆良所作的一篇《沉疴自哀文》,其中提到了张仲景等在世良医,可见当时张仲景之名在日本医家之中盛传[14]。到公元984年,《医心方》中大量引用了隋唐时期医书,其中明确有“仲景”的文段共有14处,引用的书籍也只是《张仲景方》和《张仲景药辨诀》,而没有出现《伤寒论》。《伤寒论》在日本的初版发行是由曲直濑玄朔一门完成的,以此为开端,直到幕府末期,许多版本的《伤寒论》都在日本进行了校刻[15]。有学者[16]指出尽管当时的日本已有中国宋版《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传入,但作者并没有直接照搬原书原文,书中的相关内容大多摘录于前人运用经方的经验总结。《覆载万安方》中提到《伤寒论》共15次,只有第7篇枳实栀子汤的内容与宋本《伤寒论》一致,其余之处皆来自其他书籍或与《伤寒论》内容有差异。郭秀梅[17]曾将《覆载万安方》中涉及《伤寒论》的条文与《金匮玉函经》《千金方》《外台秘要》所载的伤寒论片段进行对照并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相关条文进行勘比,发现其龃龉之处甚多。可见,梶原性全并没有见整本《伤寒论》,这也解释了日本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众多医家不知《伤寒论》,但知有张仲景的现象,也说明了张仲景思想在日本的传承发展较为多元化,对当今经方的研究仍具有文献学意义。
4 临床意义《伤寒论》中柴胡剂主要用于少阳病及其兼证。在《覆载万安方》中梶原性全引用的医籍片段,大多是根据自己的中医思维及长期的临床经验来选取,书中柴胡剂的适应证与《伤寒论》中稍有差别,小柴胡汤除运用于少阳证外,还有外或坏证虚烦一切证、伤寒潮热及伏暑烦躁发渴;大柴胡汤除运用于少阳兼阳明里实证外,在治疗里实证时的运用与小柴胡汤相同,还可用于治疗伤寒余热;柴胡桂枝汤及柴胡加芒硝汤的适应症与《伤寒论》一致,见表 3。综上所述,现有柴胡剂的运用不仅可从现有医籍中提炼,还可从《覆载万安方》等巨著中收录的亡佚书籍中搜寻整理,再经后世各医家不断实践总结,如此丰富和扩展了小柴胡汤及大柴胡汤的应用范围,并对现代柴胡剂的方证研究及临床运用仍有启发性。
《覆载万安方》作为日本镰仓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医籍,更包含了梶原性全的个人学术思想,在中日医学领域具有极大的研究空间。通过对《覆载万安方》伤寒卷中柴胡剂的梳理研究,可以推测梶原性全没有亲阅宋本《伤寒论》,都是间接引用。从梶原性全在自己经验和感悟基础上选纳的医籍条文和私注中可探究他对于柴胡剂运用的见解:重视方证相对、重视煎服法的灵活运用、重视方剂的加减化裁并关注到汉唐与宋元剂量差异。《覆载万安方》综纳医书甚广,其中柴胡剂的引用出自《活人书》《究原方》《易简方》等,在内容上是继承及发展了《伤寒论》中柴胡剂的运用,但在当时的日本并未形成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仍是方证相对思想。研究《覆载万安方》柴胡剂不仅为古代经典名方的发展提供文献信息,且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小柴胡汤除目前广泛应用于少阳枢机不利的相关病证外,还可治疗外或坏证虚烦一切证、伤寒潮热及伏暑烦躁发渴;大柴胡汤还可用于治疗伤寒余热等,这也扩大了当代柴胡剂的临床应用范围。
| [1] |
王文娟, 肖永芝. 《覆载万安方》经方内容探析[J]. 环球中医药, 2017, 10(4): 457-461.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7.04.016 |
| [2] |
梶原性全. 郭秀梅, 回颖校注. 覆载万安方校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20.10: 1.
|
| [3] |
赵秋萍. 《覆载万安方》研究[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 2004: 17-18.
|
| [4] |
杨晶鑫. 镰仓时期的日本医学[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5(1): 149-150. |
| [5] |
平马直树, 王晓明. 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J]. 中医药导报, 2019, 25(9): 1-2, 6. |
| [6] |
陈毅恒, 许二平, 谢忠礼. 经方化裁方法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9): 5244-5248. |
| [7] |
甘树炯. 《伤寒论》大柴胡汤应无大黄[J]. 中医杂志, 1987, 28(2): 68-69. |
| [8] |
童增华, 韩文. 《伤寒论》大柴胡汤必有大黄[J]. 青海医药杂志, 1988, 18(6): 7-9. |
| [9] |
崔衣林. 经方50味药物在历代日本汉方医家中的用药剂量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 29-30.
|
| [10] |
王娇. 《万安方》引录六种亡佚医书考略[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8: 1.
|
| [11] |
赵佶敕. 王振国, 杨金萍校. 圣济总录第3册[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832.
|
| [12] |
陈宁. 陶瓷概论[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 248-265.
|
| [13] |
苑祯, 马然, 张林. 宋代方剂煎服法中"盏" 的量值研究[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9): 738-741. DOI:10.3969/j.issn.1006-2157.2019.09.007 |
| [14] |
孙士超. 《沉疴自哀文》笺注[J]. 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 2013(1): 148-157. |
| [15] |
王翠翠, 杨东方, 杨兴亮, 等. 日本江户时期学者研究宋本《伤寒论》简史[J]. 中医药导报, 2020, 26(2): 35-37. |
| [16] |
王文娟, 肖永芝. 《覆载万安方》经方内容探析[J]. 环球中医药, 2017, 10(4): 457-461.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7.04.016 |
| [17] |
郭秀梅. 《覆载万安方》所载《伤寒论》片断简介[J]. 中医文献杂志, 2000, 18(3): 46. |
2024, Vol.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