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性焦虑症（GAD）是一种慢性精神障碍类疾病，以过度、无法自控的持续性担忧和紧张为典型特征，可伴随心悸、震颤、烦躁不安、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等临床表现，严重影响患病人群的家庭生活、生产力和社会化，使生活质量下降^[1]。据统计，中国城市中GAD的患病率约为2.4%~8.9%^[2]，一项针对中小学生抑郁和焦虑情况的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约6%的参与者有患GAD的风险^[3]，因此，GAD治疗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目前，GAD的西医治疗以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为主。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是治疗GAD的一线精神药物，二线治疗药物包括丁螺环酮、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普瑞巴林等，西药治疗常存在治疗耐药性、药物依赖和停药相关不良反应^[4]。虽然认知行为疗法可提高治疗依从性并减少药物治疗不良反应，但目前尚存在心理治疗普及率低的问题^{[1, 4-5]}。中医药治疗GAD以中药、针灸、推拿、功法导引为主要治疗手段，治疗方案的选择度高，经中医辨证论治实现治疗方案个体化，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低，患者依从性高^[6-7]，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中医药疗法的作用机制和药理学特性尚不明确，一定程度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因此，降低传统药物不良反应、研发新型药物、加大中医药治疗有效性验证、阐明中医药作用机制是未来GAD相关研究的重要探索方向，而动物模型是探索过程中的重要转化工具。本研究从多角度对GAD中西医动物模型进行归纳，分析现有模型的中西医临床吻合度和特点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建立更加完备的GAD中西医动物模型提供依据，进而促进GAD的病理学研究、探求更加完备的临床诊疗方案。

1 GAD的病理机制 1.1 现代机制研究

GAD患者表现出认知和情感上的高反应性，其西医学发病机制尚无定论，现有的病理学假说包括神经递质学说、神经肽学说、神经内分泌应激学说、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学说、遗传学说和解剖学说等。神经递质学说认为GAD的发病与γ-氨基丁酸及其受体减少、苯二氮卓类受体减少或活性降低、五羟色胺降低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多有关；神经肽学说认为胆囊肽与GAD相关惊恐症状有关，可诱发持续性焦虑；神经内分泌应激学说强调边缘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在GAD中的重要作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学说认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水平降低或可作为GAD的生物标志物之一；遗传学说强调GAD具有人格特性的基因遗传性；解剖学说发现前额叶、杏仁核和海马的形态改变与GAD负面情绪调节及焦虑、恐惧情绪的产生密切相关^[8]。Newman等^[9]认为，GAD的情绪和神经生物学失调由发育脆弱性（环境压力、不安全依恋、消极的养育方式）、性格脆弱性（行为抑制）和人际交往压力（对社会威胁和有问题的人际行为的敏感性）引发并持续存在。杏仁核是介导负面价情感反应的边缘结构。有研究发现GAD患者的杏仁核体积更大，因此，患有GAD的个体容易受到情绪和神经过度反应的影响且很难自我调节^[10]。遗传和脑成像研究发现，GAD患者易产生负面情绪反应，这种负情感或“神经质”情绪反应的倾向性基本上是可遗传的，遗传率约为30%，并具有遗传变异性^[11]。

1.2 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中虽无与GAD相对应的病名，但通常认为其属神志病范畴，与“郁病”“不寐”“心悸”“怔忡”“惊恐”“卑惵”“奔豚”“脏躁”“百合病”“灯笼病”等密切相关^[12]。GAD的病因与遗传、体制、情志、饮食有关^[6]，病位在肝，可涉及心、脾、肾^[13]。对GAD病机的论述各家观点诸多。张允岭教授^[14]认为GAD的临床病机兼夹，可见少阳郁滞、厥阴风动、脾虚湿困、营卫失调、阴虚血热或痰热内扰。杜少辉教授^[13]将GAD的基本病机概括为阴阳、水火之气不交，太少之气交合失常，则厥阴肝木受损。张捷教授^[15]以气血失调、神机失用为GAD病机，提出以“通督解郁”针法促进脑部血液循环，恢复人体的自主情绪调控功能。熊航等^[16]的文献分析指出，GAD实证的病机为肝气郁结、肝郁化火或胆热痰扰，虚证的病机以心脾两虚、心肝阴虚、心肝血虚为主，虚实夹杂的病机以肝郁乘脾、心肾不交、肝阳上亢为主。GAD的实验研究常以情绪刺激作为动物模型构建的重要因素，干预措施与中医情志致病因素关系密切，病机病位多与肝有关。

2 GAD的西医诊断标准与中医辨证标准 2.1 西医诊断标准

GAD的诊断标准根据2019年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和2013年颁布《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17]制定：以明显的对多种日常事件的过度焦虑或担忧为主要特征。1）症状持续至少数周，通常为数月。2）不限于任何环境的普遍焦虑（即“自由浮动的焦虑”）或过度担忧。3）症状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生活的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严重痛苦或显著损害。4）伴随症状：①坐立不安、紧张不安或极度紧张；②易怒；③肌肉紧张；④易疲劳；⑤难以保持注意力；⑥睡眠障碍；⑦自主神经活动亢进（口干、汗出、心动过速或呼吸急促、头晕、头重脚轻、上腹不适等）。（注：ICD-11中规定，只要症状与情绪发作无关，GAD可以与抑郁症、恐惧性焦虑症或强迫症一起诊断^[18-19]。）

2.2 中医辨证标准

根据《广泛性焦虑障碍中医证候辨证分型及量化分级标准专家共识》^[20]，GAD可分为心肾不交型、肝郁化火型、痰火上扰型、心脾两虚型、心胆气虚型和阴虚内热型，具体证型及临床症状见表 1。

2.3 临床吻合度评价

在判断GAD动物模型与西医临床症状吻合度时，按照模型评价新方法^[21]对上述各项诊断标准赋值：总分值100%，每符合主要症状1）、2）、3）中1项，赋值20%，每符合伴随症状4）中1项，赋值5.71%。

在判断GAD动物模型与中医临床症状吻合度时，将GAD的中医主症归为：①善恐易惊；②烦躁易怒；③坐立不安；④精神不振；⑤犹豫善忘；⑥咽中不适。次症归为：①腰膝酸软；②心悸；③失眠；④纳差；⑤神疲乏力；⑥便溏；⑦痰多呕恶；⑧两胁胀满；⑨吞酸嘈杂；⑩口干。在判断GAD动物模型的中医临床症状吻合度时^[21-22]，符合1项主症积分10%，符合1项次症积分4%，总分值100%。

3 GAD动物模型与临床吻合度分析 3.1 造模动物的选择

GAD模型所用动物有大鼠和小鼠，包括BALB/c小鼠、Wistar大鼠、SD大鼠、高/低程度冷冻反应Carioca大鼠、Wistar怀孕大鼠等，以SD大鼠和Wistar大鼠为主，多选择雄性。在临床前动物药理实验研究中通常选择鼠类，因其取材方便，基因与人类基因相似度达98%以上，可以模拟人类多种疾病；与小鼠相比，大鼠的垂体-肾上腺系统更发达，应激反应更灵敏，行为表现更多样，情绪反应更敏感，对环境的适应性也较好，故GAD造模常选择大鼠^[23]。

3.2 GAD模型评价指标

GAD动物模型的指标主要有：①一般情况：精神、毛发、体质量、饮水与进食量、饮水次数、二便性状、舌质、舌色、觉醒-睡眠时间及睡眠时相等；②行为学特征：运动次数、易激惹程度、探嗅寻觅活动、修饰行为、躲避行为、撕咬水平等攻击行为、排便次数等；③行为学实验：高架十字迷宫实验、升高的T迷宫实验、旷场实验、明暗箱实验、恐惧增强惊吓反射、僵直反应等；④生化指标：血清皮质酮、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相关激素浓度、HPA轴相关受体基因表达水平等。

3.3 动物模型及其临床吻合度分析

GAD动物模型可分为条件反射模型、非条件反射模型和复合模型，具体造模方法、模型特点和中西医临床吻合度情况见表 2。

4 讨论

精神疾病的动物模型是探索新的治疗方案和更深入地了解疾病的重要转化工具，现有的GAD动物模型包括条件反射模型、非条件反射模型和复合模型3种。GAD动物模型无法体现西医诊断标准中“因症状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生活的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严重痛苦或显著损害”这一人类特有的评价指标，使模型西医临床吻合度降低；中医临床吻合度评价过程中因无法通过现有的模型检验方法探知动物是否存在犹豫善忘、腰膝酸软、咽中不适、两胁胀满、吞酸嘈杂等主观症状，使GAD动物模型的中医临床吻合度评价受限，同时影响动物模型的中医证型辨别。但即使从“不完美”的动物模型中也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依靠动物研究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疾病的好处远远大于劣处。

本研究发现，在现有的GAD相关疗效验证的基础实验中，模型检测指标多选择行为学实验这一检测标准，其中以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旷场实验和明暗箱实验最常见，这3种行为学实验均为焦虑症动物模型的可靠评价指标，但3种检验方法对GAD这一焦虑症具体分支动物模型的检验可信度尚不明确，建议联合一般情况、行为学特征等多项检测指标对模型进行检测。以中医证型为指导的GAD动物模型较少，建议在进行中药汤剂有效性检验的相关基础实验时，将待检验方剂的中医功效与GAD的中医证型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医证型的动物模型。在观察动物行为学特征和进行行为学实验的基础上，通过监测动物精神、毛发、体质量、饮水、进食、二便、睡眠、舌质、舌色等一般情况，结合中医四诊思维评价模型的中医证型，通过模型与药物间中医证型的一致性提高中医疗法有效性的可信度，同时为相关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奠定基础。生化指标检测多见于探究疗法作用机制的基础实验中，虽然GAD的中西医诊断标准均以临床表现为依据，但疾病引起的相关生化指标的变化及药物或疗法治疗GAD背后的生化机制是进一步明确GAD发病机制、研发治疗或预防GAD的新型药物、优化临床诊疗指标的关键。

有研究认为GAD患者的特征是缺乏经验性安全信号，因此需要持续寻找安全性，动物实验发现大鼠无法识别安全信号，它在条件反射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不断焦虑，与GAD患者安全信号不足的观察结果一致^[38]。对不确定性的不容忍，指在情绪、认知和行为层面上对不确定的情况和事件作出负面反应的倾向，已被证明是GAD中枢机制^[39]；不可预测的刺激比可预测的刺激产生更多的焦虑和相关认知、行为和躯体效应^[40]，情景恐惧条件反射模型中的大鼠对每次施加的刺激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提高动物模型构建的有效性，与本研究情景恐惧条件反射模型西医临床吻合度最高这一结果一致。有研究发现情景恐惧条件反射模型具备“自由浮动的焦虑”这一病症特点，虽然动物焦虑情绪的产生与“家庭、健康、财务、学校或工作”等人类特有的认知范畴无关，但该模型同时具备表面有效性、预测有效性和构建有效性，是GAD的可靠动物模型，并不因缺乏该人类特有领域的对应关系而无效^[41]。慢性束缚法和不确定空瓶刺激法的单独或联合应用常用于构建肝郁化火型的GAD中医临床模型^[42-43]，模型易激惹、修饰行为增多与肝郁化火型的急躁易怒、坐立不安等表现相似，但现有实验均存在检验指标单一的问题，建议增加饮水、二便、睡眠、心率、舌质舌苔等一般情况和生命体征的监测，与具备上述临床表现的其他中医证型相鉴别，提高模型与具体中医证型的临床吻合度。怀孕期间社会分离法可获得具有GAD特征的子代大鼠，或可经进一步研究构建高焦虑行为的选择性繁殖大鼠系之一，如现有的罗马高回避和低回避大鼠、高和低焦虑相关行为大鼠以及高和低程度冻结反应Carioca大鼠等^[44]。睡眠剥夺法能够诱发焦虑症状，可通过评估动物的修饰行为（修饰是啮齿动物对压力的第一行为反应）进行验证^[45]。有研究发现“72 h睡眠剥夺+不确定空瓶刺激法”动物模型具备GAD心阴亏虚型的临床表现^[23]，该模型从构建具体中医证型角度出发，通过各项检测指标对证型和病症模型进行双重检验，有效提高了模型的中医临床吻合度。天敌暴露饮水冲突法由天敌暴露模型和Vogel饮水冲突模型结合改进而来，激发动物心理冲突进而诱发焦虑情绪，有研究发现该模型符合GAD肝郁脾虚型的临床表现^[46]。GAD动物模型中少有以某一中医证型为导向的中西医病症联合造模方法，目前GAD造模方法多与中医情志致病因素相对应，从中医药相关实验研究的动物模型来看，GAD中医药相关实验研究应将模型的中医证型与所需验证药物的证型相对应，以此验证中医药辨证论治的有效性，进一步揭示药物对某一类型GAD治疗效果的药理学机制，促进中医药疗法的推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