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是敦煌医学著作之一，于1908年在敦煌藏经洞出土^[1]，被认为是南朝梁陶弘景的学术结晶。《辅行诀》以五脏苦欲补泻为理论特色，以五味体用化合组方^[2]，后世多将《辅行诀》组方理论总结为“以味成方”^[3]，而在“诸药五味五行互含文”章节中记载“经云：主于补泻者为君，数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从于佐监者为佐使”的组方规律论述^[4]，既与《黄帝内经》中“君臣佐使”组方思想暗合，又与五脏苦欲补泻理论一脉相承。“主于补泻者为君”是否是《辅行诀》核心组方理论，这种结构与形式如何体现五脏苦欲补泻和五味体用化合？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实证研究法辨析“主于补泻者为君”，有助于解开《辅行诀》组方理论奥秘，旨在丰富方剂学处方法研究。

1 “主于补泻者为君”源流考

“诸药五味五行互含文”是《辅行诀》全书论述理论体系最集中的篇章，介绍了被陶弘景称为“诸药之精”的桂枝、旋覆花、人参、五味子、地黄等25味药的用药规律，并附“汤液经法图”一幅，阐述了药物的五味五行属性及其体用化合对于五脏补泻的证治作用。

1.1 “主于补泻者为君”句为原卷内容

《辅行诀》一书中对于其组方理论并无系统阐述，仅“主于补泻者为君”一句或是指导其组方的原则，因此考究本句是否为原卷之语直接影响到对该理论的溯源和对《辅行诀》组方理论的研究。《辅行诀》孤本原卷经守洞道士王圆箓辗转至河北威县张偓南，传至张偓南之孙张大昌（字唯静，1926—1995年）^[5]。张大昌自1948年始悬壶济世，活跃至20世纪90年代初，行医轨迹主要分布在河北威县邵梁庄及南镇村，著有《张大昌医论医案集》。据《辅行诀》资深研究学者钱超尘考^[6]，《辅行诀》原卷未流传，仅由张大昌本人及少数门人传承，直至1966年原卷被毁，1966年以及1973年张大昌两次以“赤脚医生”的名义将该书抄本寄赠给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目前所见抄本均源自张偓南，现存最早抄本为1965年范志良抄本，目前研究多以197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打印本为底本。各抄本之间内容增减各有不同，但主体内容公认为“五脏虚实病证方”“五脏泻方”“救诸劳损方”“诸药五行五味互含文”“天行病经方”“五脏卒死方”。“主于补泻者为君”句辄出自“诸药五行五味互含文”篇，该句在目前存世的所有抄本均有载录。由此，可认为“主于补泻者为君”句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所载内容。

1.2 “经”者为《黄帝内经》

在“诸药五味五行互含”篇中，先从《神农本草经》以及《桐君采药录》介绍当时医学界对中药及用药规律的认识，随后引伊尹《汤液经》并言辅行诀一书辑录《汤液经法》所载经方60首，总结归纳出基于五味五行互含的25味药的用药规律。“经”者为谁？探究“主于补泻者为君”句中“经云”对明晰组方理论源流有重要意义。

1.2.1 “经”为医经

“诸药五味五行互含文”篇中，所引《神农本草经》《桐君采药录》两书均为成书于战国至汉代的本草类书籍，而《汤液经法》一书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一部方药类书籍。其中，《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是3本医著中唯一达到“经”级别的医著^[7]。《神农本草经》首次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欲遏病补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神农本草经》的“君、臣、佐使”用药将以养生或成仙为目的中药认为是等级高或顺序在前，即君药；以阻遏疾病发生发展、扶助正气为目的中药为性质、等级在两端之间，即臣药；以治疗疾病、祛除邪气为目的中药为等级低或顺序在后，即佐使药。

《神农本草经》以绝对治疗目的（养命、养性、攻病）论“君臣佐使”，是一种集合概念^[8]。而“主于补泻者为君”句“补泻”贯穿始终，是运动的，且基于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的，与《神农本草经》三品三级的“君臣佐使”体系非匹配的。同为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集注》主张用方剂中药物之间数量比例来区别君药、臣药、佐使药^[9]，对于药物的补泻作用强弱、药物与病证的作用关系并没有阐述。可见，“主于补泻者为君”句所引之“经”内容与《神农本草经》不同，初步排除“经”为《神农本草经》的可能性。《辅行诀》全书多处使用“经云”，如“辨肝脏病证文并方”中“陶弘景云：肝德在散。经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酸泻之，辛补之”。本书原卷署名“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陶弘景（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456—536年），所著录存世书籍有《本草经集注》《养性延命录》等。《本草经集注》尚未见引《黄帝内经》原文，而《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原文引述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中“黄帝问岐伯曰：余闻上古之人……故半百而衰也”段。由此可见陶弘景所撰医书中，除引《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之外，未见辑录或引述其他医经内容，“主于补泻者为君”句所言“经”非系《神农本草经》，则“经”为《黄帝内经》可能性大。

1.2.2 “经”非《桐君采药录》《汤液经法》

《桐君采药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药物学专著，陶弘景称其“桐君更增演《本草》”，内容上以记载中药性味、毒性及植物类药在不同月份或季节的外形特征、采收的时令及必要的加工以及简要药性、七情中所畏、所恶和所使特征为主^[10]。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已明确记载《桐君采药录》“记其花叶形色，今已不传”^[11]，未见组方理论相关描述，故排除其引述的可能性。《汤液经法》又称《伊尹汤液经》，记载365首方剂对应周天365度，其中最核心的是五脏虚实病的补泻方，陶弘景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抄录了24首五脏（六脏）大小补泻方。《汤液经法》原书在唐代已散佚，考据民国杨绍伊所辑复的《汤液经法》可知该书尚无组方理论的论述^[12]。

另外，《说文解字》云“经，织也”，段玉裁注称“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经书”是传统的权威性著作的统称，指汇集了恒常道理的著作，这些著作所蕴含的道理，被人们视为天地之间的常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载“医经七家”，《黄帝内经》在列其中^[13]，而《汤液经法》载于“经方十一家”之列，表明《汤液经法》非医经之书。《汤液经法》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医著，其崇《道德经》中的“道”和《黄帝内经》中的医理为理论之基^[14]。笔者认为，陶弘景所言的“经言”应为引述或化用医经之书。因此“经”也非系《汤液经法》。

综上所述，“主于补泻者为君”句应援引自《黄帝内经》。

2 “主于补泻者为君”组方理论探析 2.1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出自《黄帝内经》，是一种根据五脏体用特性不同，再用相应的药味去纠正其阴阳五行以恢复本脏的体用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治法，被《医宗必读》评价为“用药第一义”^[15]。在现存抄本中，张大昌在“辨五脏病证并方”各篇中对其五脏病机的论述均作了源流考证^[16]，发现《辅行诀》继承了《黄帝内经》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在其每篇“辨五脏病论”中对五脏苦欲也均有所阐发（见表 1）。

五脏应天气对五时，各有其对应的生理特性，如“肝德在散”，其中“德”的隐喻来于道家，《庄子·天地篇》云“物得以生谓之德”，指出德是物的特性。肝的自然状态即生理特性为升散。“欲者，是本神之所好也”，顺其生理特性，则为“欲”^[17]。苦者，是本脏之神所恶也”，违背其生理特性，即有碍其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则为“苦”^[17]。

陶弘景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脏气失偏所致的“或有夙疾，有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例，服药数剂，使胜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所谓“脏气和平”就是五脏的体用相对平衡^[4]。所谓“用”是顺五脏“欲”的方面，是五脏气化活动的表现；“体”是脏腑气化活动的物质基础，体和用任何一方有余和不足，都是失其常度而为淫害，都会使“脏气不和”而致病。陶弘景的辨证是以用虚为虚，以体虚为实，当疾病的病情发展加重、影响其他脏腑时，需要借助各脏腑的体用来治之。补充本脏相应的“体”就用其“体”对应的味^[18]，同理，补充本脏相对应的“用”就用其“用”对应的味。张介宾在《类经》中将此总结为“顺其性为补”^[19]。

2.2 “补泻”贯穿疾病认识、治疗始终

君臣佐使理论源自《素问·至真要大论》，言：“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者为使。”《辅行诀》“主于补泻者为君”和《黄帝内经》“主病者为君”所蕴含相同的医理，在此基础上，“补泻”贯穿疾病认识、治疗始终。《本草汇言》指出“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为君”，《医学入门》认为“主治病邪者为君”^[20]，而现代对中医术语“君药”的阐释为：君药是针对主病、主证或病症的主要方面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其专门针对病症的主导病机或主证^[22]。由此可见历代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病”即主要病证或主导病机。“补泻”是相对于主要病证的虚实而言，其根本逻辑均是选择对于主要病证的虚实、主导病机的邪正盛衰起主要治疗效果的药物为君药。不同的性味对相应五脏的虚实病机产生不同的补泻作用，而性味的确立又建立在药物对于不同病证起到的具体治疗效果的基础上。《辅行诀》提出“味、形者，禀天地之气化成，皆以五行为类，又各含五行也”。《辅行诀》将五味按照《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五脏的“欲”分属五行，即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士，酸属金，苦属水，此五味再分列出木、火、士、金、水五行，论述25味药精^[23]。

《辅行诀》的组方逻辑为：从疾病的虚实病机出发确立补泻方法，根据补泻原则选择对应药味，从药味中择取功效最合适病证的药物组合成方。而最能够治疗病证的药物亦是主此病治疗中补泻基本方向的药物，系《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理论中的君药，即陶弘景所言“主于补泻者为君”。

2.3 以小泻肝汤为例探析“主于补泻者为君”组方理论运用

小泻肝汤为“治肝实病，两胁下痛，痛引少腹，少腹迫急，或欲呕”者方^[4]。陶弘景认为凡病皆因正气亏虚所致，提出“体虚为实，用虚为虚”的脏腑虚实辨证法则，作为对五脏病进行虚实归类，即脏体虚可出现实证的表现，脏用虚可出现虚证的表现。“肝实病”时甲木之阳暴张，其本质是肝体虚^[24]。肝主疏泄，升发调达为之用，指肝具有疏通、调达全身气机，气通而不滞、散而不郁之功。肝主藏血，血为之体，指肝有贮藏血液，调节血量，防止出血之功。肝用则是建立在肝体的物质基础之上，肝体又有赖于肝用的对外表达，只有肝体肝用的相互协调制约，肝才能在机体中行使正常的生理功能。肝体不足时，肝血失于濡养，筋脉拘急刚燥急迫，故出现肢体麻木、抽搐拘挛、屈伸不利、疼痛等症。肝用不足时，肝失调达，疏泄失常，气血逆乱，多出现因肝气郁结导致的胸胁，少腹部的胀痛及悲伤欲哭、闷闷不乐等症状。肝体不足时，胃受冲气而上逆则欲呕。“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以及“酸泻之，辛补之”则是援引《素问·脏气法时论》的论述^[25]。肝之体味为酸（金），用味为辛（木），化味为甘（土）^[26]。在本方证中，肝体不足而寒邪着之而为瘀，首要治疗目标为补肝体虚，予以味酸助肝体^[27]。

小泻肝汤以“枳实（熬），芍药，生姜各三两”组方。枳实、芍药均为酸味，“味酸皆属金……枳实为水，芍药为木”，即枳实为金中水，芍药为金中木。生姜为辛味，“味辛属木……生姜为火”，即生姜为木中火。方中以枳实、芍药泻肝以治肝体虚为主要药物，其中，芍药因属金克本脏（肺金克肝木）而木同本脏（兼得甲木之气）可“主于补泻”为君药。《神农本草经》谓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26]。芍药主泻肝，以柔肝体通血脉，散恶血以缓痉挛止腹痛，有辛味之功，为治疗肝体虚的要药。《神农本草经》谓枳实“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胁风痛，安胃气，止溏泄，明目”^[26]。枳实既味酸助芍药泻肝实，又可行气助芍药开瘀血，同用“三两”，因“数量同于君而非主”，为该方臣药。木中火生姜温胃止呕，辛味以补助肝用，承平体用，克而不伐监制酸收过度，为本方之监者，且同用“三两”，为本方另一臣药。可见枳实、生姜虽同为臣药，枳实酸泻为辅佐之臣药，生姜辛补为监制之臣药。全方酸辛同用，以酸为主，承平体用，共奏助体泻肝之功。

3 小结

该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实证研究法辨析《辅行诀》“主于补泻者为君”理论，认为“主于补泻者为君”句为原卷所载内容，系援引《黄帝内经》之语。“主于补泻者为君”和《黄帝内经》“主病者为君”所蕴含相同的医理，在此基础上，“补泻”贯穿疾病认识、治疗始终。《辅行诀》的组方逻辑为：从疾病的虚实病机出发确立补泻方法，根据补泻原则选择对应药味，从药味中择取功效最合适病证的药物组合成方。“主于补泻者为君”组方理论特点为在《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理论的基础上以味成方。辨析“主于补泻者为君”是对《辅行诀》医理的溯源求真，是对其组方用药理论的梳理与发掘，有助于解开《辅行诀》组方理论奥秘，为丰富方剂学处方法研究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