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问题已上升为全球疾病负担十大风险因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22）》^[1]显示：全球抑郁障碍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高达4.8%。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2]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但治疗率显著不足，仅9.5%的患者接受了规范治疗。作为典型的高致残性心境障碍，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已从传统的情感症状扩展至认知功能障碍，且这种认知障碍已被视作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3]。基于整合全球20个队列的神经影像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前额叶皮质灰质体积存在明显萎缩，其结构改变与工作记忆损害呈显著相关^[4]。这种认知功能障碍（包括时间知觉异常、执行控制能力下降等）已被证实是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康复的核心病理机制^[5]。符文彬教授根据多年临证经验创立的“疏肝调神”针刺疗法^[6]已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第三批中医临床适宜技术推广项目^[7]。该法基于“肝主疏泄”理论，通过特定穴位配伍调控肝经气机，在临床实践中展现出独特的治疗优势，但其对执行控制功能的神经调控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选取盐酸氟西汀胶囊和安慰针刺作为对照，规范选穴、针具、治疗者操作，保证治疗的质量控制，观察“疏肝调神”针刺法治疗轻度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估其对执行控制功能的调控效应，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22年6月—2023年12月期间通过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招募90例轻度抑郁障碍患者，符合抑郁障碍诊断标准，年龄18~65岁，男女各45例，按1∶1∶1比例随机分为针刺组、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另纳入30例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研究经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号：IRB-SR-PJ-2022-005），治疗前研究者充分告知受试者该试验的研究目的、过程、方法及相关潜在风险，并于试验前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1.1 分配隐藏与盲法评估

使用SPSS 28.0软件生成90个随机数字，平均分为3组，确定每个随机数字的分组，制作随机数字卡，将随机数字卡和相应的干预措施代码（①代表针刺组，②代表药物组，③代表安慰针刺组）放入不透光的密封信封中。患者按就诊顺序抽取信封进行分组，按1∶1∶1的比例分为针刺组、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每组30例。鉴于本研究干预方法的特殊性，对针灸操作者不设盲，对指标评估、数据统计与分析人员设盲。

1.1.2 样本量依据

根据预实验结果（n=20），针刺组与药物组的HAMD-17评分差异效应量为Cohen’s d=0.6，设定α=0.05（双侧检验）、β=0.2（功效80%），使用G*Power 3.1软件计算得出每组所需样本量为27例。考虑10%的脱落率，每组最终纳入30例。样本量设计以针刺组与药物组的比较为主要效应，安慰针刺组作为次要对照组也设定为30例，以增强研究解释力和组间对称性，总样本量为90例。

1.2 诊断标准

参照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6]与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7]中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至少有2周及以上发作时间，以及至少具备典型症状和其他症状中的各2项或2项以上方可诊断。典型症状：1）心境低落。2）兴趣和愉快感缺失。3）劳累感增加和活动减少的精力降低（稍做事情即觉明显的倦怠）。其他症状：1）集中注意的能力降低。2）自我评价和自信降低。3）自罪观念和无价值感即使在轻中度发作中也应有。4）认为前途暗淡悲观。5）自伤或自杀的观念或行为。6）睡眠障碍。7）食欲下降。

1.3 纳入标准 1.3.1 轻度抑郁障碍纳入标准

1）年龄18~65岁。2）符合轻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3）8分<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17分。4）53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62分。5）未系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患者。6）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3.2 健康人群纳入标准

1）年龄18~65岁。2）无明显精神病症状。3）HAMD-17评分≤8分。4）SDS评分<53分。5）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4 排除标准

1）HAMD-17评分≤8或>17分。2）SDS评分<53分或>62分。3）经专科医生评估存在自杀倾向者。4）既往诊断有精神分裂症、躁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类疾病者。5）正系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患者。6）备孕或正处于妊娠或哺乳期者。7）有严重心、肝、肾等内科疾病或肿瘤者。8）既往用氟西汀治疗无效者。

1.5 剔除脱落终止标准 1.5.1 剔除标准

1）无法按规定治疗或提供资料缺失等影响疗效评价者。2）中途自行更换治疗方法者。3）治疗过程中接受其他相关治疗者。

1.5.2 脱落标准

1）依从性差，疗程中自行退出者。2）研究过程中因病情恶化或出现严重并发症，不宜继续参加研究者。3）失访者。

1.5.3 终止标准

1）研究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或病情加重，不宜继续参加研究者。2）不服从治疗者。3）破盲者。

2 治疗方法 2.1 针刺组

1）针具采用直径0.25 mm×25 mm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针及针刺套管（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2）患者仰卧位，充分暴露施术部皮肤。3）取百会、印堂、合谷（双）、太冲（双），用一次性消毒干棉球蘸取75%乙醇常规消毒。4）将针刺装置粘于受试者穴位处。使用毫针垂直快速拍击进针，将针管移开后，百会向正后方、印堂向鼻尖方向斜刺30 °，进针深度13 mm，小幅度均匀提插捻转3次，以得气为度；合谷、太冲直刺13 mm，小幅度均匀提插捻转3次，以得气为度。5）每次留针30 min，每周干预2次，连续干预4周。

2.2 药物组

盐酸氟西汀胶囊（天津怀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213634）每日20 mg，口服，每日1次，连续4周。

2.3 安慰针刺组

1）采用直径0.25 mm×25 mm一次性安慰平头针及安慰针用套管（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2）患者仰卧位，充分暴露施术部皮肤；选穴同针刺组，用一次性消毒干棉球蘸取75%乙醇常规消毒。3）将针刺装置粘于受试者穴位处。插入安慰平头针，固定针管后，刺手食指拍击针尾，犹如管针进针，但不刺破皮肤。在皮肤表面均匀提插捻转各3次。4）留针时间、治疗频次和周期与针刺组相同。5）出于医学伦理考量，本研究在试验周期结束后为安慰针刺组患者提供为期4周的标准化针刺干预，选穴及治疗频次同针刺组。针具示意图，见图 1。

2.4 健康人组

经HAMD-17量表和SDS量表筛选出30例受试者，采用Eprime 2.0软件，通过精确控制刺激呈现与反应采集（ms级精度），测量其认知功能。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指标 3.1.1 主要结局指标 3.1.1.1 HAMD-17评分

分别于治疗前后及治疗结束后4周采用HAMD-17评定患者的总体抑郁情况，包含睡眠障碍、情感淡漠、抑郁反应、躯体症状4类因子结构。评分越高表明抑郁越严重。

3.1.1.2 SDS评分

分别于治疗前后及治疗结束后4周采用SDS评分评价患者抑郁心理状态严重程度，包含心理症状、生理症状、节律性症状及社会功能4个维度，分值越高表示抑郁心理状态越严重。

3.1.2 次要结局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及治疗结束后4周采用标准化的计算机化认知评估范式，通过E-Prime 2.0程序在统一配置的实验环境下评估受试者认知功能。评估指标包括心理学经典评估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的2-back工作记忆任务（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和执行控制容量范式的正确率^[8-10]，其中2-back反应时越短、2-back及执行控制容量范式的正确率越高，提示大脑执行功能越好。所有测试均由经过培训并取得资质的研究人员操作，测试前进行练习试验以确保数据可靠性。

3.2 疗效评定标准

抑郁临床疗效参照HAMD-17评分减分率^[11]评定。痊愈：HAMD-17评分减分率≥75%；显效：50%≤HAMD-17评分减分率<75%；有效：30%≤HAMD-17评分减分率<50%；无效：HAMD-17评分减分率<30%。HAMD-17评分减分率=[（治疗前HAMD-17评分-治疗HAMD-17后评分）/治疗前HAMD-17评分]×100%。

3.3 安全性评价

治疗过程中记录患者有无出现局部疼痛、头晕、晕针、局部感染、出血、恶心、失眠等不良反应。重点关注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及处理措施。

3.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统计分析均在SPSS 28.0中完成。计量资料用夏皮罗-威尔克正态性检验（Shapiro-Wilk）确认其分布情况，正态分布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组内治疗前后比较中，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采用配对t检验，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威科尔森符号秩检验（Wilcoxon）。组间比较若数据满足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Levene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使用Bonferroni法。重复测量资料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ed-measures ANOVA）。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5 结果 3.5.1 3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过程中3组均无脱落，共纳入90例轻度抑郁患者，针刺组、药物组及安慰针刺组每组各30例。3组基线人口学特征及临床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3.5.2 健康人组与治疗前的针刺组、药物组、安慰针刺组测试情况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健康人组与治疗前抑郁障碍患者组（针刺组、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在各评测指标上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健康人组的HAMD-17评分、SDS评分明显低于抑郁障碍患者组，2-back任务反应时显著快于抑郁障碍患者组，2-back任务正确率和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显著高于抑郁障碍患者组。3组抑郁障碍患者间的各项测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健康人组相比均表现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和更差的认知功能表现。见表 2。

3.5.3 3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点HAMD-17评分和SDS评分比较

治疗前，3组抑郁障碍患者HAMD-17评分及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后及随访时3组抑郁障碍患者HAMD-17和SDS评分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且针刺组评分降低幅度大于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3.5.4 3组患者治疗前后各时间点2-back反应时、2-back正确率、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比较

治疗前，3组抑郁障碍患者2-back反应时、2-back正确率、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治疗4周后，3组2-back反应时较治疗前均降低（P<0.05），2-back正确率及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较治疗前均升高（P<0.05）；针刺组在2-back反应时及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方面均优于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P<0.05）。随访时，针刺组在2-back正确率及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方面均高于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P<0.05），提示针刺组的远期疗效优于两对照组。同时，药物组在2-back正确率及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高于安慰针刺组（P<0.05），提示药物组的远期疗效亦优于安慰针刺组。见表 4。

3.5.5 3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根据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H检验结果，针刺组、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3组的疗效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24.857，df=2，P<0.01），提示至少有两组之间的疗效差异显著。进一步的两两比较显示，针刺组与药物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针刺组与安慰针刺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药物组与安慰针刺组之间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上结果表明3组的疗效等级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且针刺组的疗效优于其他两组，表明针刺干预可能具有更优的临床效果。见表 5。

3.5.6 安全性评价

本研究对“疏肝调神”针刺法的安全性进行了详细评估。在90例轻度抑郁障碍患者中，针刺组30例患者中有2例（6.67%）在针刺后出现轻微局部疼痛，1例（3.33%）出现短暂头晕，症状均在5~10 min内自行缓解。药物组30例患者中有1例（3.33%）出现轻微心悸，自行休息后缓解。安慰针刺组30例患者中有1例（3.33%）在安慰针刺后出现轻微局部不适，症状同样迅速缓解。所有受试者在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晕针、局部感染、出血、其他严重不良反应。3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 讨论

抑郁障碍与认知障碍间存在着极为复杂且紧密的双向联系。研究表明两者不仅频繁共病，更在神经生物学机制上深度交织，显著影响疾病进程及治疗预后^[12-13]。抑郁患者在反应时长、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上存在明显认知缺损，这些缺损在情绪症状缓解后仍持续存在，这表明认知障碍并非仅为抑郁发作的伴随症状，而是一种独立于情绪状态的抑郁核心病理特征，亟待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14]。深入解析抑郁障碍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发展多靶点的干预策略，以期在改善抑郁患者情绪症状的同时，有效维护和提升其认知功能，对于改善患者长期预后和生命质量至关重要。

抑郁症属中医“郁病”范畴，其病机为气机郁滞，病位在肝，但与脾、心、脑息息相关，其发病往往以气郁为先，由肝失疏泄逐步发展为脾失健运、心脑失养、脏腑阴阳气血失调从而出现一系列情绪、躯体及认知症状。《医方论》载：“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疏通，郁于何有?”气机调畅有赖于肝主疏泄，故在治疗上首要以“疏肝”、调气为先。临床数据显示“疏肝调神”针刺法对轻中度抑郁及合并症有效率超70%^[15-18]。针法中太冲为肝经原穴，其性重浊下降，与手阳明大肠经原穴合谷的轻清升散形成阴阳呼应，两穴合为“四关”，一气一血、一升一降以“调气”。百会属督脉为“诸阳之会”，肝经“与督脉会于巅”，百会通过疏通气机导气下行以安神，印堂位居眉心，为“神之门户”可升阳上达以养神，两穴合用以“调神”。“疏肝调神”四穴合用以调气为先、调神为本，标本兼治，以达情绪、躯体及认知多维度治疗抑郁之效。

本研究的基础测试数据显示，健康对照组在量表评分、2-back反应时、2-back正确率及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等指标上均显著优于抑郁患者组基线数据（P<0.01），这一结果为抑郁障碍的执行功能缺损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明确了认知功能损伤为抑郁障碍的核心特征。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通过三臂对照设计，从情绪躯体症状及认知功能两个层面，系统比较了针刺组、药物组和安慰针刺组治疗轻度抑郁障碍的临床疗效差异，结果表明，针刺组的总有效率（86.67%）显著高于药物组（70.00%）与安慰针刺组（40.00%），且在随访时表现出更低疗效回退率及更稳定的疗效持续性。

在情绪躯体症状改善方面，各组在治疗4周后HAMD-17及SDS评分均有明显降低，其中针刺组降幅最显著，随访时，针刺组量表评分仍显著低于基线，而药物组与安慰针刺组则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疗效回退，这种疗效回退现象可能与抗抑郁药物代谢半衰期较短导致的药效波动有关。安慰针刺虽可产生非特异性安慰效应但仅依靠浅表的机械刺激，不能产生经络穴位的特异性作用，故难以实现“疏泄郁滞、调畅气机”的治疗目标，这一发现为区分“针之效”与“穴之功”提供了实验依据，对于需要长期症状控制尤其是存在用药依从性问题的患者（如老年人群、妊娠期妇女），基于经络理论的针刺疗法可提供更稳定的治疗选择。

在认知功能方面，本研究采用聚焦工作记忆的信息动态更新与监控能力的2-back任务，联合量化个体在冲突抑制与认知资源分配中执行控制效率容量范式，多维评估干预方法对患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3组干预对轻中度抑郁障碍患者呈现出差异化疗效模式，且针刺组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程度与HAMD-17评分下降幅度呈明显正相关。虽然3组在治疗期均观察到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能力的短期改善，但终点随访时仅针刺组维持显著认知增益，其2-back正确率仍保持在较好的水平，而药物组与安慰针刺组则皆呈现明显回落状态，这一对照结果排除了针刺单纯安慰剂效应的可能。同时提示，与氟西汀单一靶点抑制5-羟色胺（5-HT）再摄取的作用机制不同，针刺可能通过重塑脑网络功能、调控神经递质、调节边缘系统情绪与认知环路（如边缘系统-前额叶连接）等多靶点、多层次协同作用实现更全面的症状改善^[19-20]，而这种全面性的症状改善可能源于选穴方案的多维作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显示，针刺百会可在显著降低抑郁患者默认模式网络（DMN）与中央执行网络（CEN）异常负向连接的同时增强其背外侧前额叶（DLPFC）与海马区的功能耦合^[21]，这种特异性双向网络重组功能与抑郁患者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功能的改善呈显著正相关。印堂可通过调控微小RNA-219/钙/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Ⅱγ（miRNA-219/CaMKⅡγ）信号通路促进神经功能修复^[22]，太冲可增强前扣带回皮层（ACC）与DLPFC的功能连接以改善抑郁的情绪调节和决策功能^[23]，团队的前期研究也证实“疏肝调神”针刺可通过抑制神经元铁死亡，增加组织抗氧化能力，减少前额叶神经元损伤^[24]。这些发现共同印证了针刺可通过多系统协同调控发挥抗抑郁效应，对于伴有明显认知功能障碍的抑郁亚型，针刺疗法可能比传统药物更具治疗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疏肝调神”针刺法对轻度抑郁障碍患者在情绪症状缓解方面的优势，同时首次通过经典心理学实验范式客观证实了其对认知功能的特异性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为针刺治疗抑郁障碍的“情绪-认知”协同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研究同时发现执行控制容量正确率具备高动态响应及低安慰剂干扰的特性，后续研究将结合更大样本和纵向数据验证其稳健性，以期为针刺疗效预测模型提供数字生物标志物。本研究存在随访时间较短、样本量较少等不足，未来课题组将继续深化针刺改善抑郁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开展更大样本量的亚组分析，结合功能核磁共振，动态观察针刺对脑功能网络的重塑差异，开发基于机器学习的多模态疗效预测系统，为针刺治疗抑郁障碍的临床应用提供更严谨的高质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