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随着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隐喻开始被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其本质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1]。在古代，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人们无法直接了解到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所以只能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等切身体验来认知与其具有相似性的人体，如《素问·示从容论》中“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这种认知方式被称为取象比类，中医理论体系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北京中医药大学贾春华教授在中医隐喻认知领域深耕十六载，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的中医语言研究方法，并出版著作《中医学—一个隐喻的世界》^[2]。他认为取象比类为“中国式隐喻”，而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3-4]。故文章从概念隐喻的角度解读“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旨在追溯其认知根源，正确理解病机十九条中五脏病机的内涵。

1 概念隐喻的内涵及对分析“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意义

概念隐喻理论由莱考夫和约翰逊首次提出，为多种隐喻理解模型之一。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它认为隐喻是一类认识思维模式，而非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因此，隐喻的实质并不是个别的隐喻句，应是概念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即用一个概念域的结构去理解和组织另一个概念域^[5]。前者为始源域，后者为目标域，始源域是已知的、熟悉的领域，目标域是未知的、陌生的领域。而中医理论正是以天文、地理、人事为“始源域”，以人体的生理功能、疾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为“目标域”，建构的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理论^[6]。据此，为对“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进行隐喻分析，应以自然界的风、木、树木摇晃之象为始源域，以人体内的气、肝、人体掉眩之象为目标域，首先从树木摇晃之象联系到人体掉眩之象，然后用自然之风去认识人体之气、用自然之木去对应人体之肝，最终构建出此条肝病机的理论形成过程。

2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隐喻分析 2.1 从自然之风认识人体之风

“掉眩”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掉，摇也”“眩，目无常主也”，在《黄帝内经》中则被引申为肢体动摇、头目眩晕的病证。人与天地相参，古人观察到风吹树木导致的树干摇摆、枝叶晃动的现象与人患疾病时产生的肢体动摇、头目眩晕的症状相似。因此，设想人体内部亦应存在类似自然界的“风”，才能产生这类动摇之象。《金匮要略》言“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清代陈修园在《金匮要略浅注》中注此句道“风即气，气即风，所谓人在风中而不见风是也。若五脏得和风，则元真通畅……否则一失其和，则为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可见，“人体之风”即是人体之气。自然界之风有利有弊，因此人体之风也应分为正气与邪气两类。虽“诸风掉眩”中的风应属邪气，但知常才能达变，故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病机，下面从正反两方面由自然之风认识人体之风。

2.1.1 自然界和风与人体正常气机

自然界中的风按照强度大小被分为13级，其中4级风被称为和风，仅具有轻微的力量，只能吹起尘土、纸片等物质，无害而有益。和风与万物生长息息相关，正如《素问·气交变大论》中“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荣”。相反，若缺少这种和风，则万物不生，如《素问·本病论篇》言“厥阴不迁正，即风暄不时，花卉萎瘁”。人体之中亦存在这样一份类似的与生息有关的和风，如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言“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同时，他还认为人如自然一样，需要风才能生存，“风止则气绝”。清代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言“天地之间，空中转运之大气，即风也”，揭示了自然界中风的本质为空气的流动。而人体中气的运动在中医上被称为气机，所以人体之“和风”即是人体正常气机，如肺气宣降、脾气上升、胃气下降等。这些正常气机是人生命活动的根本，一旦停滞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止，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2.1.2 自然界强风与人体异常气机

自然界中5级风被称为劲风，6级风被称为强风，两者分别可使小树、大树摇动。7级及以上的风破坏力则更甚，可折断树枝甚至使树木连根拔起。这类强劲的风会损害自然环境，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少阳司天之政，风乃暴举，木偃沙飞”。在患病的人体之中亦存在这样有破坏力的风邪，如《备急千金要方》言“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即失调的风气会让人体患病。前文已提及人体之“和风”是人体正常气机，相反，人体之“强风”即是人体异常气机，尤指气机逆乱，如肺气上逆、胃气上逆、肝气上逆等。《素问·举痛论》中说“百病生于气也”，人体气机逆乱会导致多种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论》认为肺、大肠两经之气上逆胸中犯肺会导致“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脾胃升降失常，下部逆气上犯会导致“腹满䐜胀，支鬲胠胁，下厥上冒”；《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苑于上，使人薄厥”，即肝升太过，血随气上会导致薄厥。

2.2 肝属木的隐喻认知根据

五行学说属于概念隐喻，在研究时应将其置于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不仅要看古今中医学家如何应用，更要去探寻他们这样配属和应用的依据，以揭示其中蕴含的生物与文化原因^[7]。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其隐喻认知依据共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字义角度来看，肝字由肉和干组成，肉表示其为肉体组成的一部分，干为象形字，本义为盾，其甲骨文上像盾牌之饰，竖像其柄，横像盾面。而据考证，先秦时期的盾牌材质多以木质和藤条为主^[8]，因此肝属木，其质像木。第二，从古人对肝解剖形态的认识上来看，《难经·四十一难》中说“肝独有两叶……亦应木叶也”，《难经·四十二难》则认为“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释名·释形体》也言“其体状有枝干”，这些都说明古人认为肝脏如树木一样有叶子、有枝干，因此肝属木，其形像木。第三，从肝的阴阳属性来看，《素问·金匮真言论》以天之阴阳应人之阴阳，认为在天“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在人“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而“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鸡鸣至平旦是一个由阴转阳的过程，故肝之属性也为阴尽阳生。此外，在《黄帝内经》中也有肝为“阳中之少阳”和“肝为厥阴”之说，然少阳为阳始，阳始由阴尽；厥阴为阴尽，阴尽则阳发^[9]。总而言之，肝的阴阳属性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本质皆为阴尽阳生，蕴含生发之意，而《说文解字》言“木，冒也。冒地而生”，树木也有生发的性质，因此肝属木，其性像木。

通过各方面比较，古人认为人体之中的肝脏与树木最为相似，既然自然界的风是作用于树木而现摇摆晃动之象，那么人体气机逆乱就是影响到肝脏而现掉眩之象，因此得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结论。

2.3 诸风皆属于肝

基于概念隐喻，医者从观察到自然界强风吹拂树木会使树木摇摆晃动的现象，类比认识到人体气机逆乱影响到肝脏会使人体动摇眩晕，见表 1。《素问·至真要大论》在病机十九条后提出了“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的治疗原则。张介宾在《类经》中言“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中也认为“病机者，根于中而发于外者也”。由此可知，症状仅是疾病的外在表象，而病机才是疾病的内在本质，是发生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这一命题中，掉眩仅为“诸风”外在表现之一，是用于举例说明“诸风”的。正如自然之“风象”除了树木摇摆还有树木倒伏、来去迅速、游走不定等^[10]，人体之“风象”除了掉眩亦有昏仆倒地、突发突止、痛处不定等。所以，此句重点应在于病因与病位，即“诸风皆属于肝”。

3 风疾可从肝论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结合文章所述的肝病机来分析，此处的“有者”指风在人体内异常运行并在外部表现出来，而现“风象”的一类疾病，如眩晕、中风、风痹等；“无者”指风在人体内异常运行但尚未在外部表现出来，虽无“风象”然其病机同是气机逆乱的一类疾病，如咳嗽、呕吐、奔豚气等。因此，“诸风”所指的疾病不仅限于外现风象的疾病，而是包括所有病机为人体气机逆乱的疾病，此类疾病均可从肝论治。肝体阴而用阳，体阴主藏血，用阳主疏泄，将气血运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若肝藏血功能失调，必然会影响到疏泄功能，导致人体气机异常。所以在治疗时不可偏执于气，疏肝理气的同时也应调畅肝血，正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如唐宗海《血证论》治疗眩晕时用逍遥散加川芎、青葙子、夏枯草，方中柴胡疏肝理气，当归、芍药、川芎调补肝血，茯苓、白术补气健脾，青葙子、夏枯草明目退翳；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疗中风时用镇肝息风汤，方中茵陈、川楝子、麦芽清肝舒郁，白芍柔肝养血，怀牛膝补益肝肾，龙骨、牡蛎、龟板益阴潜阳；张仲景《金匮要略》治疗奔豚气病时用奔豚汤，方中甘李根白皮归肝、心经，平肝降逆、清热宁心，当归、芍药、川芎养血调肝，葛根、半夏、生姜升清降浊；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治疗咳喘时，用紫苏理气平肝，白芍养血补肝，香附、郁金、炒牡丹皮行气活血，瓜蒌仁、枇杷叶、半夏、橘红化痰止咳^[11]。由此可见，无论实证虚证，古代医家治疗风疾均是着重从肝入手，或调肝脾，或调肝肾，或调肝心，或调肝肺，皆不离肝脏。

随着西医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疾病的种类日渐增多。然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是病机属气机逆乱的疾病，就可视为风疾，在治疗时也多以调理肝脏为主。如韩新民教授认为儿童抽动障碍为肝失疏泄，五脏气机失和所致，治以调肝为重，兼顾他脏，新病当平肝止动，熄风化痰，久病当柔肝养阴，健脾滋肾^[12]；田静教授认为胆碱能性荨麻疹的发病与肝失疏泄、气血相搏有关，用药以疏肝理气药物为主，如柴胡、佛手、郁金等^[13]；国医大师伍炳彩认为失眠多因五志过极，扰乱气机，当从肝论治，虚者宜补肝养血、兼顾脾胃，实者宜疏肝泻热、除烦安神^[14]；名老中医杜长海认为反流性食管炎的主要病机为肝失条达、胃气上逆，应疏肝理气、和胃降逆，并自创和胃降逆颗粒，临床效果较好^[15]。

4 风药可用于调肝

风药的概念最早来源于金代张元素的《医学启源·药类法象》，书中指出羌活、藁本为太阳经风药。而后其弟子王好古、李杲等发挥了这一理论，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指出“风升生，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味薄则通”，李杲于《脾胃论》中言“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清代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总结道：“凡药之质轻而气盛者，皆属风药，以风即天地之气也”。因此，风药是具有风的特性的一类药物，味薄质轻，能调节气机升降出入以恢复体内风气之常态^[16-17]，即“和风”。风与肝关系密切，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风气通于肝”。既然诸风疾都归咎于肝，那么若使风气正常运行，则肝的功能也会恢复正常。在自然界中，当风力由强风变成和风时树木就会停止摇晃，且此类和风还有助于树木生长繁殖。因此在人体中，风药不仅可梳理逆乱之气机归于正道以治疗气逆，还可促进肝木条达升发以治疗气滞、气陷，从而使肝主疏泄、主升发的功能恢复正常。

历代医家在治疗肝失疏泄、升发不及诸病时多用风药。如治疗肝失疏泄、气机逆乱导致的中风时，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所用大、小续命汤皆重用麻黄、桂心、防风、独活等风药取汗，开皮肤、脏腑之玄府以梳理逆乱气机归于正道^[16]；治疗肝气郁结、气滞津停导致的痰湿证时，元代朱丹溪在《金匮钩玄》中提出“以二陈汤加酒芩、羌活、苍术散风之药，行湿最妙”；治疗肝气不升、血随气陷导致的胎漏时，明代武之望在《济阴纲目·胎漏下血》中言“漏胎用风药，亦是升举肝气，使血不漏则胎自固，不但疏风已也”。综上，不论是肝病引起的气、水还是血的运行失常，均可用风药来治疗。

风药理论一直沿用至今，用于治疗多种与肝有关的疾病。如国医大师徐景藩认为多数泄泻患者存在性格急躁、焦虑抑郁、失眠易怒等症状，其病机与肝之风火密切相关，故在治疗中重视风药的运用，取其健脾胜湿祛风、升举清阳畅风、条达肝气宁风、开通玄府疏风之功，常获良效^[18]；倪青教授认为甲亢主要与肝脏相关，其病机早期以肝郁气滞为主，中期以气阴两虚为主，后期以痰瘀互结为主，故在治疗上紧扣“风气通于肝”理论，配伍风药分期治疗甲亢，临床效果满意^[19]；范平主任认为心悸的病位在心肝，病机为脏腑阴阳失调、阳气亢逆，肝风内动，风袭心脏，故在治疗上结合脏腑辨证，把养肝疏风理念贯彻始终，用风药疏风以顺肝用，补药养肝以合肝体，最终达到“阴平阳秘，肝平悸定”的治疗目标^[20]。

5 讨论

在古代，由于脏腑功能难以通过肉身感知，所以人们常基于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同步性、相似性创造恰当的隐喻，来认识和形成脏腑相关概念及命题^[21]。文章基于概念隐喻，以自然界的风、木为始源域，以人体为目标域，追溯原始中医思维，重现了“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理论的形成过程，认为“掉眩”仅用于举例说明风象，此句中心思想应为“诸风皆属于肝”，即风疾可从肝论治。同理可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其余4条五脏病机的核心应分别为诸寒皆属于肾、诸气皆属于肺、诸湿皆属于脾、诸痛皆属于心，对应的临床意义分别为寒疾可从肾论治、气疾可从肺论治、湿疾可从脾论治、痛疾可从心论治。贾春华教授认为，要想研究中医学，就必须清楚中医学的语言；而要明白中医学的语言，就必须对其进行透彻分析，明白这一语言如何生成和使用^[22]。因此，从概念隐喻视域下重新解读五脏病机条文，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其内涵，而且也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