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中国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发展。基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GLOBOCAN 2022项目数据及多源癌症登记信息预测，2024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达324.66万例，死亡169.90万例，疾病负担持续攀升^[1]。化疗仍是多数实体肿瘤的一线治疗方案，但其缺乏靶向特异性，在杀伤肿瘤细胞时会损伤正常组织，尤其影响代谢活跃的造血和免疫系统^[2]。

研究表明，化疗药物可通过干扰免疫细胞有丝分裂、诱导淋巴细胞凋亡等破坏宿主免疫稳态，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进而削弱抗肿瘤免疫，增加感染风险，降低生活质量，是影响疗效与预后的关键因素^[3]。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带来新契机，但治疗相关毒副反应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限制了其广泛应用，而针灸以其调和正邪、调节免疫的独特机制，或可成为重要补充。

近年来，针灸在肿瘤综合治疗中优势显著，能有效缓解化疗相关不良反应，如消化道反应、周围神经病变及骨髓免疫抑制^[4]。针灸通过诱发穴位微损伤，激活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免疫；刺激特定穴位激活神经，信号入中枢后调节神经炎症及离子平衡，从而改善化疗神经毒性、促进免疫恢复并协同增效。例如，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后联合温针灸，可提升白细胞介素（IL）-2、自然杀伤（NK）细胞及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减少不良反应^[5]；胃癌化疗患者接受针灸后，CD3⁺、CD4⁺及CD4⁺/CD8⁺T细胞比值升高^[6]。这均体现了针灸在减轻化疗免疫抑制、增强免疫功能方面的临床价值。尽管针灸改善化疗后免疫抑制的机制研究取得部分进展，但细胞分子机制及信号通路调控网络等仍需深入探索。本文综述近年相关研究，系统整合其作用机制（见图 1），为针灸在化疗中缓解免疫抑制、改善患者预后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与方向指导。

1 化疗诱导的免疫抑制 1.1 发病机制

化疗诱导的免疫抑制机制复杂，其在发挥抗肿瘤作用时非选择性杀伤快速增殖的免疫细胞，导致T细胞、B细胞、NK细胞等数量减少及功能受抑^[7-8]；同时引发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微环境失调，干扰免疫细胞极化方向，如通过抑制IL-12/干扰素-γ（IFN-γ）轴削弱辅助性T1细胞（Th1）型免疫应答及抗肿瘤免疫监视功能^[9]；此外，Toll样受体4（TLR4）/核因子-κB（NF-κB）等信号通路介导的过度炎症反应可导致免疫耗竭^[10]，而化疗药物对肠黏膜屏障的损伤会诱导肠道上皮细胞凋亡，引发促炎因子级联释放，形成菌群失调与免疫紊乱^[11]，这些环节均与针灸干预的潜在靶点密切相关。

1.2 中医病因病机

基于中医经典理论，化疗相关免疫抑制的病机可溯源于正气虚损与邪毒内侵的交互作用。《素问·刺法论》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阐释了机体防御功能与疾病发生的动态平衡关系，与现代免疫稳态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外证医案汇编》提出“正气虚则成岩”，肿瘤遵循“虚－瘀－痰－毒”的传变规律：正气不足导致气血运行失畅，形成瘀血内阻；气化失司则津液输布障碍，酿生痰湿；痰瘀互结为癌毒形成提供病理基础^[12]。从免疫学角度看，正气虚损的本质是机体免疫监视功能受损，无法有效“识别－清除”异常细胞。化疗药物作为“药毒”，其双重效应体现在祛邪（抗肿瘤）与伤正（免疫抑制）的动态博弈中，虽然其能够清除大部分邪气（即癌细胞），但同时也损伤机体正气，致脾胃运化功能受损，水谷精微运化失常，气血生化乏源，累及肾精，终致气血阴阳俱虚。这一系列病理变化最终表现为乏力、纳差、贫血、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等免疫抑制的临床症状，中医将其归属于“虚劳”的范畴^[13]。针灸可双向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正气，抑制癌邪，发挥扶正抑癌作用，为改善化疗相关免疫抑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2 针灸干预化疗引起的免疫系统抑制的机制 2.1 调节免疫细胞功能

化疗药物可显著抑制免疫细胞的增殖、活性及功能，而针灸可通过多靶点调控拮抗此类损伤效应，从而改善细胞免疫状态。

2.1.1 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平衡

T淋巴细胞作为适应性免疫的核心效应细胞，其亚群平衡对抗肿瘤免疫至关重要。化疗可导致T细胞亚群失衡，表现为Th1/Th2/调节性T细胞（Tregs）比例失调及CD8⁺T细胞毒性功能抑制^[14-15]，形成免疫抑制性微环境。近年研究表明，针灸可能通过“免疫稳态重构”多靶点逆转上述抑制。在重塑Th1/Th2细胞极化平衡方面，朱涛等^[16]对环磷酰胺（CTX）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模型中，麦粒灸通过上调Th1转录因子T盒子转录因子（T-bet）、抑制Th2转录因子GATA结合蛋白3（GATA3）活性，显著纠正Th1/Th2细胞免疫失衡，提示针灸可调控关键转录因子网络恢复Th细胞的双向调节功能。在抑制Treg细胞功能方面，田叶红^[17]在CTX诱导的4T1乳腺癌荷瘤小鼠模型中，针刺联合化疗显著降低脾脏及肿瘤微环境中CD4⁺ CD25⁺Treg细胞数量，减轻局部免疫抑制，同时提升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改善免疫器官功能。在恢复CD4⁺/CD8⁺T细胞动态平衡方面，对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化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艾灸联合穴位注射显著促进患者外周血CD4⁺/CD8⁺T细胞比值回升^[18]。对于顺铂化疗的宫颈癌患者，针灸同样有效恢复CD4⁺/CD8⁺T细胞比值动态平衡^[19]。王敏^[20]在结肠癌小鼠模型中发现，针刺组引流淋巴结中CD8⁺T细胞的颗粒酶B（Gra B）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针刺可通过调控该Gra B表达发挥免疫调节作用，这不仅体现细胞数量恢复，更优化了细胞功能及整体免疫状态。

综上，针灸通过协同重塑Th1/Th2细胞极化平衡、抑制Treg功能、恢复CD4⁺/CD8⁺T细胞比值，逆转化疗诱导的T细胞失衡（见图 1a）。尽管当前研究（动物实验侧重Th/Treg平衡机制，临床研究侧重CD4⁺/CD8⁺T比值变化）揭示了针灸作用的复杂性，但深层次分子网络机制仍需深入探索。

2.1.2 激活NK细胞

NK细胞作为固有免疫的核心效应细胞，其功能在化疗后显著受损（分化异常、增殖受阻及凋亡增加），导致抗肿瘤免疫力下降^[21]。针灸能增强NK细胞介导的抗肿瘤效能，逆转化疗相关免疫抑制（见图 1a）。Saraswati等^[22]研究证实，Ⅱb–Ⅲb期宫颈鳞癌患者经顺铂化疗中，电针联合化疗显著升高外周血NK细胞比例，其机制可能与诱导IFN-γ和β-内啡肽分泌、促进CD94-NKG2C结合、上调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及抑制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1）活性有关，从而增强NK细胞对靶细胞的识别与杀伤。Zhang等^[23]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发现，电针干预后可能通过抑制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及其分泌的环氧化酶/精氨酸酶1等免疫抑制因子，解除NK细胞的活性抑制，同时上调穿孔素、Gra B等，增强其增殖、活化及肿瘤杀伤能力，重塑免疫微环境。Huang等^[24]在CTX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模型中，电针显著提升脾脏/胸腺指数、增加乳酸脱氢酶及酸性磷酸酶活性，促进脾细胞增殖并增强NK细胞毒性。

研究表明，肿瘤来源的环鸟苷酸-腺苷酸单磷酸可通过激活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通路增强NK细胞功能^[25]。Wang等^[26]在结直肠癌小鼠模型中发现，电针灸不仅增加肿瘤浸润NK细胞数量，还激活STING通路，提示其可能通过该通路调控NK细胞活性。

综上，这些研究揭示了针灸通过调节NK细胞功能增强抗肿瘤免疫的潜力，其机制可能与STING通路激活相关，为针灸应用于化疗后免疫抑制提供了新理论依据。

2.2 调控细胞因子网络

细胞因子作为免疫调控的核心介质，在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塑中具有双向调节作用。针灸通过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细胞因子发挥双向抗肿瘤作用：促进Th1型细胞因子[如IL-2、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释放以激活巨噬细胞和NK细胞，同时抑制Th2型细胞因子（IL-4、IL-6、IL-10）以减少促炎及免疫抑制（见图 1b）^[27]。刘海伟等^[28]发现在CTX诱导的S180肉瘤小鼠模型中，针灸上调血清IL-7、IL-18，减轻化疗免疫抑制。林国华等^[29]使用火针治疗接受紫杉醇联合顺铂或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化疗方案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升高血清IFN-γ水平并降低IL-4，提示其可能通过Janus激酶（JAK）/信号传导和转录激活蛋白（STAT）信号通路调节Th细胞分化平衡。姜帅等^[30]发现接受顺铂化疗的鼻咽癌患者联合针灸后，血清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降低，表明针灸可靶向抑制TGF-β通路及肿瘤血管生成。

2.3 调控信号通路 2.3.1 调节NF-κB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反应

NF-κB通路过度激活是化疗诱导炎症因子风暴的关键机制^[31]。针灸可通过多途径调控该通路，减轻炎症。Zhang等^[32]在Wistar大鼠模型中，针刺干预上调穴位局部组织NF-κB p-p65和p-p50表达，进而调节下游IL-1β、IL-6等细胞因子。Feng等^[33]证实电针通过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负向调控NF-κB信号，减轻炎症、氧化应激及细胞凋亡。此外，Wang等^[34]证明针刺可调控微核糖核酸（miRNA）-93介导的TLR4/髓分化因子88（MyD88）/NF-κB级联反应，显著降低血清TNF-α、IL-6水平。Zhang等^[23]观察到电针足三里可特异性抑制肿瘤局部NF-κB下游的促炎因子（如IL-1β、TNF-α），同时维持抗炎因子IL-10的基础表达，这可能是针灸减轻化疗炎症并发症的重要机制（见图 1c）。

2.3.2 调节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

MAPK通路参与调控炎症、氧化应激等过程，其主要分支[P38-MAPK、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MAPK等]在肿瘤中作用复杂^[35-36]。针灸可调控该信号网络以影响肿瘤微环境。Pearson等^[37]研究表明针灸的机械刺激可通过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1（TRPV1）通道激活神经信号，调控MAPK信号网络。且基因表达谱显示针刺诱导差异基因在MAPK、B淋巴细胞受体及TLR通路呈现显著富集。Dhar等^[38]研究发现，电针刺激通过激活P38-MAPK通路，调控活性氧（ROS）/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轴，抑制促炎因子释放及氧化应激损伤。此外，针刺对ERK-MAPK通路的负向调控可逆转肝癌细胞异常增殖，提示其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潜力^[39]（见图 1c）。

2.3.3 调节JAK2/STAT3信号通路

JAK2/STAT3通路是细胞因子信号转导的核心，参与调控免疫应答等过程。赵莉等^[40]发现针灸干预可显著下调JAK2/STAT3通路关键蛋白磷酸化水平，针灸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后，血清TNF-α、IL-6、IL-8及JAK2、STAT3磷酸化水平均显著降低（P < 0.05），提示其通过抑制该通路拮抗病理性细胞凋亡。张雪等^[41]在麦粒灸干预Lewis肺癌小鼠模型中，可降低肿瘤组织IL-6及STAT3表达，抑制肿瘤生长并提高生存率，机制与调节肿瘤相关炎症微环境相关。上述证据表明，针灸通过靶向JAK2/STAT3通路调控炎性因子网络（见图 1b），可能是逆转化疗所致免疫抑制的重要分子机制。

2.4 调控肠道免疫紊乱

肠道作为重要的免疫器官，容纳了机体70%~80% 的免疫细胞^[42]。化疗药物可破坏肠道菌群-免疫稳态，导致菌群失调和内毒素释放，激活TLR4/NF-κB通路，上调TNF-α、IL-1β、IL-6等促炎因子，引发CD4⁺T细胞异常活化及巨噬细胞过度杀菌^[43-44]。针灸可下调促炎因子，上调抗炎因子，重建炎症稳态；降低肠上皮细胞的凋亡及肠道通透性；调节梭杆菌等特定菌群丰度以恢复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45-46]（见图 1d）。孙晖等^[47]发现，结直肠癌术后患者温针灸足三里、三阴交后，CD4⁺/CD8⁺T比值升高，肠道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数量增加，血清IL-6降低，且CD4⁺/CD8⁺T比值变化与免疫调节性菌群丰度相关，提示针灸可能通过“菌群－免疫轴”发挥作用。尚明华等^[48]证实，针刺足三里可提升针对5-氟尿嘧啶（5-Fu）化疗导致的胃肠黏膜损伤模型的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激光和电针足三里可保护occludin蛋白，减轻腹泻及肠黏膜炎^[49]。水野海腾等^[50]在CTX化疗荷瘤大鼠中发现，麦粒灸能增加派伊尔结面积，恢复肠上皮淋巴细胞百分比，逆转黏膜免疫抑制状态。

3 结语

化疗后免疫抑制是恶性肿瘤治疗的重要挑战，影响治疗实施并降低患者生存质量。针灸在改善化疗所致免疫抑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通过调节免疫细胞、细胞因子网络及信号通路，恢复免疫稳态，减轻不良反应。与免疫药物相比，针灸具有不良反应少、患者依从性好等优势，成为化疗的有效辅助治疗。

研究显示，针灸通过协同调控T细胞、NK细胞等功能与平衡，重塑促炎/抗炎细胞因子网络，抑制过度活化的NF-κB、JAK2/STAT3等炎症信号通路，调节MAPK通路，并修复肠道免疫屏障及微生态。其临床价值体现在：1）降低感染风险：通过提升免疫功能，减少感染发生率及严重程度，抗生素使用和化疗中断。2）提高生活质量与耐受性：缓解癌因性疲乏、改善食欲和体力，提升化疗耐受性，保障足剂量疗程化疗。3）潜在的增效减毒：维持免疫功能的同时缓解化疗不良反应，为后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治疗创造有利的免疫微环境，实现协同增效。

然而，当前研究存在局限：机制研究碎片化，多靶点交互网络及信号通路调控未系统阐明；对肿瘤内在生物学机制关注不足；缺乏运用单细胞测序等前沿技术解析免疫细胞异质性的跨学科研究。未来研究应聚焦：1）用系统生物学解析针灸调控的分子网络，重点关注JAK/STAT、NF-κB等关键信号通路。2）结合单细胞组学、空间转录组及质谱流式技术，解析针灸介导的免疫微环境重塑图谱。3）开展针灸联合免疫治疗的机制研究，探索协同增效的潜在靶点，并探索个体化精准针灸方案在化疗联合治疗中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