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症状期下肢动脉粥样硬化（LEAD）属于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若合并代谢或肾脏异常则符合心肾代谢综合征（CKM）Ⅲ期标准，此时泛血管疾病进展风险高^[1]。尿微量白蛋白（MAU）升高是早期肾损伤及血管内皮功能碍的标志，参与动脉硬化进程^[2]。然而，在当前CKM框架下，从中医角度对“代谢-血管-肾脏”交互损伤的阐释仍显不足，缺乏基于证素辨证的系统研究，现代医学干预中也未充分重视中医证素的指导价值。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16例无症状期LEAD患者，按MAU水平分组，比较中医证素分布差异，分析其与肾功能指标的相关性，并通过Logistic回归筛选MAU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旨在从CKM Ⅲ期整体病理背景出发，探讨中医证素在肾损伤中的作用机制，为中西医结合早期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选取2022年1月—2025年1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科无症状期LEAD患者216例（伦理批件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2025伦理审查131），按MAU水平30mg/L为界分为正常组（140例）和异常组（76例）。

1.2 诊断标准

无症状期LEAD按照《下肢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诊治中国专家建议》2007版^[3]诊断。1）Fontaine法临床分期属于Ⅰ期（无症状期）。无临床明显症状，或仅有麻木、发凉等轻微自觉症状，可伴有下肢功能下降如站立平衡能力下降、步行速度减慢等，而无间歇性跛行、静息痛及严重肢体缺血症状。2）下肢动脉超声检查显示股动脉的内-中膜厚度（IMT）≥0.9 mm为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征象；IMT≥1.3 mm或局限性内膜增高高于周边IMT50%为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

1.3 纳入标准

1）年龄≥45岁，性别不限；符合上述无明显LEAD西医临床症状主诉的人群。2）下肢动脉超声阳性者应符合Fontaine法临床分期Ⅰ期诊断标准。3）临床资料收集完整的患者。4）入院前1个月无创伤史或手术史。5）患者知情同意参与该研究。

1.4 排除标准

1）伴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消化吸收障碍、恶性肿瘤、风湿免疫性疾病或其他代谢相关器官功能障碍。2）存在严重免疫缺陷或自身免疫性疾病。3）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大动脉炎、雷诺病、冷损伤血管病等其他肢体缺血性疾病。4）急性感染、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近期手术或创伤者。5）脑出血、脑梗死等神经科疾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等骨科疾病导致下肢运动障碍者。6）意识障碍、脑功能严重障碍者。

1.5 资料收集与检测方法 1.5.1 一般资料收集

采用查询病史资料与问诊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并记录受试者基础信息，包括年龄、性别、高脂血症病史、高血压病病史、糖尿病病史、吸烟史。

1.5.2 实验室指标检测

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液和清晨第1次尿液10 mL，包括肾小球滤过率（eGFR）、血肌酐、胱抑素C、MAU等生化指标。血清学指标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采血前1 d禁酒及高脂饮食，空腹抽血及时送检。所有受试者血清学指标数据完整，无缺失值。

1.5.3 下肢动脉彩超测量

受试者于住院期间采集下肢动脉超声，受检者取仰卧位，将彩色超声多普勒（ATL5000/VIVID7型，探头频率7.5~13 MHz）取样容积置于股动脉分叉平面以上1.0 cm处，显示股动脉管腔和前后壁内-中膜，测量并记录股动脉收缩期IMT数值。

Crouse积分是临床用于评定动脉斑块进而估计动脉血管硬化情况的重要方法，下肢动脉各孤立斑块最大厚度之和计为下肢动脉超声Crouse斑块积分。探头扫描检查受试者股总动脉、股浅动脉、股深动脉及腘动脉区域，记录双侧下肢各孤立斑块的个数及管腔壁的最大厚度，将IMT≥1.3 mm定义为粥样斑块，计算Crouse积分并记录。

1.6 中医证素采集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证素辨证学》及《中医诊断学》制定证素量表见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研究者对受试者问诊（至少1名副主任职称以上医师现场监督），记录客观症状，所采集的信息不因主观建议去除或是省略。症状具有条目中1项记为1分，若症状得分≥2分，并具有相应的舌脉即可诊断为相应证素。相同受试者可同时诊断为多个证素，分别归类分析。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行χ²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基线特征比较

两组在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史、血脂异常史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AU异常组年龄、高血压患病率、Crouse积分、血肌酐、胱抑素C较高，而踝肱指数（ABI）和eGFR较低（P < 0.05）。见表 1。

2.2 无症状期LEAD中医证素分布规律

216例患者中，证素分布频率依次为：痰浊（50.0%）、气虚（47.7%）、血瘀（43.5%）、阴虚（27.3%）、血虚（24.1%）、阳虚（21.3%）、火热（10.6%）。MAU异常组痰浊证素比例显著高于正常组（P < 0.05），其余证素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2.3 中医证素与肾功能指标相关性

痰浊证素与MAU、胱抑素C呈正相关，与eGFR呈负相关（P < 0.01）。血瘀与eGFR正相关（P < 0.05），火热与胱抑素C负相关（P < 0.05）。虚证类证素（气、血、阴、阳）均与eGFR负相关、与胱抑素C正相关（P < 0.05）。阳虚与血肌酐正相关（P < 0.01）。见表 3。

2.4 中医证素对无症状期

LEAD患者早期肾损伤的预测价值以MAU异常为因变量，纳入单因素分析中有差异的变量，Logistic回归显示高血压病病史（OR=2.106）、ABI（OR=0.153）、痰浊证素（OR=2.043）是MAU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见表 4。

3 讨论 3.1 无症状期LEAD与CKMⅢ期的病理一致性

本研究显示MAU异常组年龄更大、高血压比例更高、动脉斑块负荷更重、肾功能指标更差，与CKM Ⅲ期病理特征高度吻合。MAU异常提示早期肾损伤与血管病变共存，体现了“代谢-血管-肾脏”的整体病理联系。

3.2 中医证素在CKM Ⅲ期中的病理意义 3.2.1 痰浊证素

本研究中，痰浊证素占比最高（50.0%），且在MAU异常组中分布更为集中（61.8%），并与MAU、胱抑素C呈正相关，与eGFR呈负相关（P < 0.01），提示其作为早期肾损伤的核心病机。

研究表明，痰浊证与脂代谢紊乱、慢性低度炎症密切相关，是其微观物质基础^[4]。在肾脏，痰浊黏滞之性损伤肾络，破坏滤过屏障完整性，增加尿蛋白渗出，表现为MAU升高；同时阻碍气化，影响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导致胱抑素C等代谢废物潴留；痰浊困阻亦可使肾气壅滞，滤过动力下降，eGFR因而减低。肾元亏虚，痰浊内生，痼结于肾，肾体渐损，痰浊愈甚，推动疾病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痰浊伤肾”为中西医结合干预的重要切入点。

3.2.2 气虚与血虚证素

气虚、血虚证素均与胱抑素C升高及与eGFR下降显著相关（P < 0.05）。《本草衍义·衍义总叙》指出：“夫人之生以气血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伤其气血者。”气主煦之，血主濡之，气血冲和，万病不生。早期肾损伤宏观上体现为气血失和，脏腑失养，功能活动异常。气虚推动无力，肾络灌注不足，滤过动力下降，eGFR减低；肾失温煦，肾小管重吸收功能减弱，胱抑素C等小分子物质潴留^[5-6]。气血不足，肾络失养，致肾脏微循环障碍，eGFR下降；肾小管供血不足亦削弱重吸收功能，引起胱抑素C升高^[7]。

3.2.3 阴虚与阳虚证素

人生而有形，不离于阴阳，阴阳平衡是维持生命健康的根本。若阴阳盛衰失调，抑或阴阳不足，导致阴阳动态平衡被打破，则导致疾病发生。阳虚证素与eGFR、血肌酐均显著相关（P < 0.01）。阳具有温煦、推动、激发的特点^[8]，以功能为主，包含能量代谢^[9]。阳气亏虚，肾气不化，水失温运，水湿内停，微观上表现为滤过功能明显下降，肌酐排泄受阻以及肾小管重吸收障碍^[10]。阴虚证素与eGFR负相关、与胱抑素C正相关（P < 0.05）。阴气具有凉润、抑制、敛聚^[8]，以形体为主，涉及物质形成过程^[9]。阴虚多生内热，表现为机体氧化应激水平增高，阴不制阳之态。活性氧（ROS）增多可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影响肾小管能量代谢与重吸收功能，进而引起eGFR下降及胱抑素C蓄积^[11-12]。

3.2.4 血瘀证素

血瘀证素与eGFR呈正相关（P < 0.05），可能反映病变早期“瘀血生新”的代偿机制^[13-14]。这种“代偿性正相关”可能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介导的早期血管重构与侧支循环建立有关，使eGFR代偿性升高。病程日久，瘀化癥积，阻塞肾络，由代偿转为失代偿^[15]。

3.2.5 火热证素

火性炎热、升腾，火热伤津，伤正气，介导免疫细胞活化和炎性介质释放，形成免疫炎性反应^[16]。火热证素与胱抑素C负相关（P < 0.05），或体现火热初起时机体代偿性反应。火热早期可激发生理功能亢进，如暂时增强肾小管重吸收，导致胱抑素C一过性下降^[17]，日久火热亢盛，灼伤肾络^[18]。因样本量较小，其病理意义需进一步验证。当前结果显示，其早期可能主要表现为一种短暂的代偿性炎症反应。

3.3 从宏观证素到微观指标的复杂性解读

中医证素作为微观病理的宏观表现，是多因素、多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中，部分证素与现代微观指标的关联分析呈现统计学上的阴性，正揭示了宏观辨证与微观病理的复杂性。如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血瘀等证素与MAU等部分早期肾损伤指标无显著相关，可能表明该疾病阶段以功能性损伤、代谢失衡、血管重构为主，尚未明显损及滤过膜形质结构^[19-20]。因此，此类“阴性”结果可反映微观指标在敏感性与特异性上的局限，亦提示证素不困囿于特定病理环节。

3.4 中西医结合干预启示

痰浊证素作为MAU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凸显了代谢紊乱在早期肾损伤中的核心地位。中医药具有整体干预、五脏共调的优势，在CKM Ⅲ期治疗中应用前景广泛。有医者认为本期病机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21]。患者脾虚不运、肾失气化，水谷精微化生乏源，津液输布失常，以致痰湿内生，壅阻肾络。若痰湿不化，气虚无力行血，血管无气停而为瘀；阻滞气血运行，加重津液输布障碍，随后痰挟瘀血，碍气而病。若痰湿化热，火热熏灼，炼津为痰。疾病不愈，痰、热、瘀等病理产物蕴积，日久酿毒。

结合研究结果，笔者建议以“化痰祛浊、调脂泻浊”为主要治法，兼顾益气、温阳、活血、养阴等辅治，形成中西医协同的整体干预方案。在此基础上，构建以证素辨识为核心、病证结合为框架的中西医结合干预体系。该策略不仅直接针对CKM Ⅲ期“代谢-血管-肾脏”损伤轴的病理核心，更创新性地将中医证素作为个体化治疗的重要决策依据，有效弥补了现代医学干预中忽视证侯状态的不足，为实现基于中医病机特色的精准防治提供了新途径。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证实痰浊证素、高血压和ABI降低是无症状期LEAD患者早期肾损伤的独立影响因素。痰浊作为核心证素，提示代谢紊乱在肾损伤中的驱动作用。未来需通过前瞻性研究，结合炎症因子、氧化应激等微观指标，深入揭示证素动态演变规律，推动中西医结合在早期肾保护中的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