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作为机体自我修复、恢复精神及缓解疲劳的关键生理活动，在人类生命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围绝经期作为女性步入老年阶段的重要转折点，此阶段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老年生活质量。该时期女性常因激素水平波动而出现围绝经期综合征，研究数据表明，围绝经期是女性各生命阶段中失眠发生率最高的时期，患病率达37%~75%^[1-2]，睡眠障碍也是围绝经期女性就诊的首要原因^[3]，该时期的睡眠障碍及情绪障碍是女性老年患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4]。因此，围绝经期综合征与其他系统疾病的共病关系已成为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5-6]。

动物模型是医学研究的关键实验工具，对揭示疾病发病机制及推进预防和治疗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理想的动物模型应具有发病机理的同源性、行为表象的一致性、药物治疗可预见性的“三性”特征^[7]。目前动物模型研究主要分为疾病模型、证候模型、病证结合模型，其中单纯西医疾病模型，虽能较好地复制雌激素下降导致睡眠障碍的病理机制，但难以体现中医理论中的“证候”特征，难以对中医药干预研究做出评价；另外，若仅采用传统中医证候模型，又难以精准对应西医学明确的病理生理指标，因此，构建基于中西医临床病证特点的病证结合模型具有重要意义。病证结合模型旨在同时模拟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证”，它不仅是连接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医学研究的桥梁，更是科学评价中医药干预措施疗效的不可或缺的实验工具。通过此种分析，能够为筛选更贴近临床实际的理想动物模型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为围绝经期多系统共病提供防治策略。

1 围绝经期失眠的发病机制与病因病机 1.1 现代发病机制

西医认为围绝经期失眠（PMI）的发病多与雌激素（E₂）水平下降有关，研究表明E₂水平下降与较低睡眠效率有关，可增加睡眠潜伏期及睡后觉醒次数，导致睡眠结构不佳^[8-9]。研究显示，雌激素受体广泛地分布在大脑中，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关^[10]。下丘脑作为大脑中神经元多样性最丰富的脑区，包含了众多核团和各种神经元，多个脑核相互作用以及相应的神经递质以复杂的方式调节着睡眠^[11]。E₂可通过与雌激素受体结合从多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睡眠，一方面可通过作用于下丘脑不同核团调节神经递质水平、生物钟节律基因影响睡眠——觉醒周期及昼夜节律的稳态，直接参与睡眠调节^[12-14]。其次，下丘脑的视前正中区（POA）是体温调节中枢，E₂可通过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影响体温节律变化的幅度，改善围绝经期血管舒缩症状来减少失眠和夜间睡眠中断的频次^[15]。

1.2 中医病因病机

PMI在中医学可归属于“经断前后诸证”“不寐”“脏躁”“百合病”等疾病范畴。《灵枢·营卫生会》中记载：“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失眠的发生与阴阳失调密切相关^[16]。围绝经期女性处于七七之年，肾水渐衰，肾内含元阴元阳，为一身阴阳之本，故此时更容易造成阴阳失衡发生失眠。七七前后，天癸将竭，肾精亏虚，一方面水不涵木，从而导致肝失柔养，肝气横逆加重阴血的耗损；另一方面，肾阴燔灼，肾水不能上济于心，水火失济，导致心火偏亢，心神失养。因此，PMI病位在肾，可累及肝、心，基本病机为肝肾亏虚、心肾不交^[17-18]。现代医家亦多从滋补肝肾、交通心肾、养血安神入手治疗PMI^[19]。

2 PMI的诊断标准与辨证标准 2.1 西医诊断标准

由于目前暂无PMI的西医诊断标准，故参照《更年期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美国睡眠医学会第三版国际睡眠障碍分类（ICSD-3）^[21]中关于围绝经期综合征及失眠的西医诊断标准综合而拟定。

PMI动物模型的西医临床吻合度，参考苗明三教授提出的中医药动物模型评价新方法^[7]，将西医诊断指标分为Ⅰ类指标（核心指标）、Ⅱ类指标（直接相关指标）、Ⅲ类指标（间接相关指标），吻合度分别为60%、30%、10%。其中Ⅰ类指标每项指标赋值20%，Ⅱ类指标每项赋值30%，Ⅲ类指标每项赋值5%。具体诊断标准见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2 中医辨证标准

依据《更年期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国际中医临床实践指南更年期综合征》^[22]《中医妇科学》《中医内科学》中关于“经断前后诸证”“不寐”的内容，以及有关围绝经期失眠中医证型分布的相关文献制定^[23-24]，主要分心肾不交证、心肝虚热证、痰热内扰证、肝郁气滞证、肝肾阴虚证、肝郁肾虚证、心脾两虚证、心胆气虚证8种证型，见表 1。结合苗明三教授提出的中医药动物模型评价新方法，将表 1中的临床症状归纳为Ⅰ类指标（主证）、Ⅱ类指标（次证），中医吻合度分别为60%、40%。符合共同主证：1）月经紊乱或闭经；2）入睡困难；3）多梦易醒，每项赋值20%。符合次证：4）心悸怔忡；5）情绪异常（烦躁、紧张、低落）；6）健忘；7）头晕；8）心胸烦闷，每项赋值8%，总分值100%。

3 PMI动物模型分析 3.1 动物模型的选择及判定标准

目前有关PMI的制备模型较少，经检索，该复合模型的动物选择主要以啮齿类为主，品系主要为SD大鼠、Wistar大鼠及ICR小鼠。如今用于研究卵巢衰老领域的动物种类较多，涉及果蝇、鱼类、两栖类、羊、牛、灵长类及啮齿类等，其中啮齿类动物与人类在基因方面高度相似^[25]。实验研究亦发现啮齿类动物衰老后会出现类似于围绝经期潮热及焦虑的表现^[26]。除此以外，啮齿类动物的睡眠结构与人类相似，亦被广泛应用于神经生物学、神经内分泌学及睡眠研究^[27]。因此，由于啮齿类动物成本低、适应性强、繁殖周期较短及遗传性稳定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实验研究。

疾病模型成功复制是实验研究重要的一步，因此设定合适的判定标准至关重要。经检索，PMI的复合模型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定：1）动情周期紊乱：啮齿类动情周期较短，分为动情前期、动情期、动情后期、动情间期，整个周期持续约为4~5 d，与女生月经周期循环往复的特点及其产生机制相似。若模型出现连续两个动情周期无周期性变化（停滞于某一周期或周期天数明显延长）则视为模型制备成功。由于动情周期检测方法简单易行、价格低廉，因此成为判定围绝经期综合征模型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28]。2）性激素变化：血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是围绝经期的主要改变，部分研究会采用动情周期结合性激素测定评价围绝经期综合征模型是否制备成功。3）行为学实验：目前常用的评价失眠模型的行为学检测包括戊巴比妥钠协同睡眠实验、旷场实验^[29]。戊巴比妥钠协同睡眠实验可对动物的睡眠情况进行大概的判定，若动物出现睡眠潜伏期（腹腔注射药物后至动物翻正反射消失超30 s的时长）延长、睡眠持续期（翻正反射消失至恢复的时长）缩短，即为失眠模型制备成功^[30]。旷场实验通过记录5 min内动物在空场中的运动距离、穿格次数、站立次数等多个指标来反映动物的生理状态，一般失眠模型多表现为焦躁状态，自主活动的增加。以上两种方法由于简便易行，故广泛应用于失眠模型及镇静药物的评价^[31-32]。4）脑电、肌电图：与人类的睡眠监测相似，脑电、肌电可通过安装在动物头部的电极对非快速眼动睡眠期（NREM）、快速眼动睡眠期（REM）、睡眠总时长、觉醒次数、睡眠时相转换等多个指标进行检测以直观地了解动物睡眠情况，但该方法操作对实验人员、实验环境的要求较高。目前PMI动物模型是否制备成功多采用动情周期检测结合任意一种行为学检测进行判定。

3.2 动物模型的临床吻合度分析

PMI的模型制备方法主要分为单因素诱导、多因素诱导，其中单因素诱导包括药物诱导、手术诱导、应激刺激；多因素诱导包括药物诱导+应激刺激、手术诱导+应激刺激、手术诱导+药物诱导，对以上制备模型的具体作用原理、优缺点及临床吻合度进行分析^[33-50]。见表 2。

4 讨论

围绝经期因雌激素水平下降常导致多系统功能失调，并伴随多种并发症。同时，作为向老年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的健康管理对预防老年慢性疾病至关重要。失眠是围绝经综合征的常见合并症，也常成为女性就诊的首要原因。动物模型是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桥梁，然而既往动物模型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疾病，缺乏对共病模型的探索，这与临床中多种疾病共存的现实不符。因此，探索能模拟临床发病机制的共病动物模型，将更贴近临床实际，也为未来研究围绝经期多系统共病的防治策略奠定坚实基础。

现有的PMI模型可分为药物诱导、手术诱导、应激刺激、药物诱导联合应激刺激、手术诱导联合应激刺激、手术诱导联合药物诱导6种方式。综合中西医吻合度及优缺点，去氧乙烯基环己烯（VCD）联合对氯苯丙氨酸（PCPA）、去势联合PCPA较为理想，两种模型制备方法在西医疾病吻合度达80%，中医心肾不交证型吻合度达76%，其次为VCD联合强迫运动在西医疾病模型吻合度达76%，中医心脾两虚证型吻合度达80%。VCD是环境内分泌物乙烯基环己烯（VCH）卵毒性的主要活性形式^[51]，可干扰人体正常生殖发育的激素代谢，从而诱发卵巢衰老。VCD可选择性地破坏卵巢中的原始卵泡、初级卵泡，并完整保留卵巢组织，更符合女性从围绝经期到绝经后的衰老过程^[52]，因此广泛应用于卵巢早衰^[53]、更年期综合征^[54]及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研究中。VCD多以玉米油或芝麻油作为溶剂，采用腹腔或皮下注射的方式进行给药，其中给药剂量及时间是模型制备成功的关键，研究表明以160 mg/kg VCD连续注射15 d，造模第15天卵巢内原始卵泡、初级卵泡即明显减少，第25天次级卵泡几乎消失，第35天成熟卵泡几乎完全耗尽，第45天动情周期紊乱，多停滞于发情期，激素水平紊乱^[34]，对卵巢功能损伤不可逆，模型较稳定，且符合中医肾虚证的表现，是目前理想的给药剂量与时间^[55-56]。心肾不交型不寐模型往往伴有HPA轴的紊乱，且可通过检测γ-氨基丁酸（GABA）、5-羟色胺（5-HT）及食欲素（OX）验证心肾不交模型是否成功制备^[57-58]，而PCPA失眠模型生理指标的紊乱与之相符。另有研究指出对心肾不交型不寐模型进行优化，应采用复合因素，先形成“肾精不足”的条件，继而使用PCPA阻断并耗竭5-HT，使鼠发生近似于人“肾精不足—心肾不交”的病机转化^[59]。本研究中VCD、去势联合PCPA构建PMI模型符合围绝经期“肾精不足—心肾不交”继发失眠的病机变化。强迫运动通过迫使实验动物运动，构成“劳倦伤脾—营血亏空—心脾两虚”的病机转化，模拟了中医过劳伤气的病因^[60]。其余PMI制备方法因缺少对模型一般状态、二便、饮食、体质量的描述，故无法进行中医证型吻合度的赋值，其中去势联合足底电刺激的吻合度较低，考虑一方面与完全去势造成的激素水平急剧变化与围绝经期不符有关，另一方面与足底的刺激强度很难统一有关。

病证结合模型兼具西医疾病特征与中医证候表现，更贴合中医药理论及临床实际，是连接中医基础研究与现代医学的桥梁，为中医药治疗临床疾病提供客观实证，并在中药筛选及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61]。目前，病证结合模型的制备方法可分为两大类^[62-63]：一种是在实验动物身上先后或同步施加形成“病”的病理因素与形成“证”的病因因素，如高冉冉等^[64]先利用环孢素构建肾纤维化疾病模型，后采用高脂饮食+恒温恒湿+力竭游泳构建中医气虚血瘀证模型；另外一种只施加病理因素，通过记录宏观表征与微观指标进行正向评价，如丹禹欣等^[65]采取束缚、强迫游泳、电刺激制备惊恐障碍疾病模型，模型小鼠体型瘦小且弓背，皮毛暗淡粗糙，舌质紫暗有瘀斑，故评价为气滞血瘀证，第2种是通过“以方测证”的逆向评价探索中医证候，如刘喜平等^[66]通过比较参苓白术散、痛泻要方对三硝基苯磺酸诱导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的疗效差异，发现痛泻要方改善作用更佳，故推测该模型为肝郁脾虚证。

通过分析，发现现有的PMI模型多为西医模型，与中医病因病机联系较少，缺乏中医辨证论治特色，这可能与PMI为复合疾病模型，其病机要素复杂且动态演变，增加了构建统一、简洁中医辨证模型的难度有关；其次，对于共病模型的制备与评价尚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临床上PMI常与情绪障碍、代谢性疾病共存，在模型制备上不仅面临造模周期长的问题，还存在多种疾病表型在评价时相互干扰的问题；另外在模型评价方面，当前该疾病模型评价多依赖行为学指标（如旷场实验、戊巴比妥钠协同睡眠实验），此虽能反映部分病理变化，却难以反映中医“烦躁易怒”“心神不宁”等核心情志症状，中医诊断所需的舌脉信息在动物上难以有效获取。为克服这些局限，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依据病证结合模型的正向评价，在PMI疾病模型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影像技术、行为学实验及动物宏观表征，通过表现于外的症状以探寻中医证候与病因；2）通过“以方测证”，通过比较不同代表性方剂在模型上的疗效差异，反推PMI模型的核心病机并确定其证候归属，探索共病动物模型的中医证候本质；3）依据病证结合模型，借助组学技术分析不同证候下PMI的特异性微观指标，寻求从微观分子层面扩大其客观指标。

综上，本研究系统分析了现有PMI动物模型，发现VCD联合PCPA是目前中西医吻合度最高的模型，而现有模型普遍存在缺乏中医证候结合和共病模型研究的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发展融合西医病理与中医证候特点的病证结合复合共病模型，并采用正向宏观评价、以方测证和微观组学等策略，从而为围绝经期多系统共病的机制研究和中医药防治提供更可靠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