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洲(约公元 1522—1620年)，名济时，浙江三衢(今浙江衢县)人。据《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王国光叙称，他“幼业举子，博学绩文”，“祖父官太医，授有真秘”，明世宗朝，“侍内廷，功绩懋著……声名籍甚”。可见杨继洲家学渊源，声望甚高^[1]。《针灸大成》是杨继洲在《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理论上，汇集历代医家流派和自身的临床经验所著，是针灸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杨继洲临证以《素问》、《难经》为准绳,不仅认为《素问》、《难经》为医学之源，还主张穷究诸家之说^[2]，以知内难之后后世学术之发展。杨继洲精通脉学，善于辨证论治。且他深知脉诊在中医诊疗中的重要作用，把诊脉作审查病因病机，制定治疗法则和治疗方法的重要依据。

《针灸大成》取用《神应经》、《素问》、《针灸大全》、《难经本义》、《针灸聚英》等医学典籍以及当时的抄本医书，结合杨继洲个人经验，对先贤医论详加注释并予以发挥，对明代以前的针灸理论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汇编，是继《内经》和《针灸甲乙经》之后对针灸学术的第3次大总结。

辨证审因，参脉论证，重视脾胃是杨继洲诊疗思维的精髓。众所周知，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杨继洲的诊疗验案中，随处可见他根据不同的辨证采取的施治方法，既有同穴异病又有同病异穴，范围十分广泛。

如在杨继洲医案的第1篇中，治滕柯山母手臂不举，杨继洲舍证从脉，取肺俞、曲池、三里穴针之，又复投以除湿化痰之剂^[3]。杨继洲把辨脉视为明证的关键。剖析滕柯山之母一案,杨继洲不迷于标象，认为此证“若作虚冷,愈补痰愈结”。由此可见杨继洲临证精思脉理,注重脉证合参^[4]。杨继洲尤重脾胃^[2]，临床始终以脾胃为念，认为“脾胃乃一身之根蒂，五行之成基，万物之父母”。

杨继洲的诊疗思维形成于大量古医籍的理论精华，也是他个人中医学思维的升华，在辨证审因思想的指导下，最终均付诸临床实践，具体内容如下。

杨继洲十分重视井穴的作用，如在《针灸大成》中其按气血流注运行次序对井穴设专章讨论，用以强调和突出井穴作为人体十二经穴之首在全身穴位中的重要地位。且《针灸大成》还将井穴作用具体化，如对针刺深度有l、2、3分深和深度不做具体规定的针刺方法^[2]，是现存对井穴论述最全面的针灸典籍。

杨继洲在“穴有奇正策”中云：“圣人之定穴也，……通于奇正之外者，斯足以神济世之术。”^[5]且《针灸大成》卷七也专立“经外奇穴”一节，独立论述了35个经外奇穴的名称和主治。

四关穴即合谷、太冲的总称，为对穴范畴。首见于《针灸大成》载：“四关穴，即两合谷、两太冲穴是也。”合谷、太冲相配，一升一降，相互为用，具有解痉镇静、调畅气机的作用。在《针灸大成》中对四关穴也做出了专门的论述，如“六脏有十二原，出于四关”。且现代研究表明^[2]，其临床应用涉及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多系统疾病。

杨继洲的大小补泻法是手法定量之先河^[6]，《针灸大成》曰：“有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刺有大补大泻，惟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大补大泻是在穴位规定的针刺深度做大幅度提插，具有刺激量大的特点。平补平泻刺激量较为平和，提插幅度适中。杨继洲认为若病症出现阴阳乖常比较严重的病理情况，如出现经络或脏腑的寒热虚实等病理变化时，则必须采用大补大泻的手法，小补小泻之法已达不到疗效^[7]。

杨继洲通过对经典著作的研读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创立了“十二字分次第手法”，该法包括抓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针及拔针“十二法”，简称“十二歌”。歌诀中不仅说明了针刺操作要点，还阐述了其作用，对现今学者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8]。且杨继洲还在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及窦汉卿的“手指补泻十四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揣、爪、搓、弹、摇、扪、循、捻”8种基本手法，简称下手八法^[9]，可分施于针刺的不同阶段。以“捻”为例说明，针刺得气后,在得气处小幅度捻转,指力沉重向下，拇指向前左转时用力重，向后右转时用力轻为补法；得气后,在得气处小幅度捻转,指力浮起向上，拇指向后右转时用力重,向前左转还原时用力轻为泻法^[10]。

杨继洲在《玉龙歌》治疗偏头痛1针2穴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透穴法。如口眼喎斜者，“地仓针向颊车，颊车之针，向透地仓”；双目红肿者，“鱼尾针透鱼腰”^[11]。杨继洲对透穴法的发挥对完善针法理论做出了较大贡献。

缪刺法首载于《素问》，又称交经缪刺，杨继洲《针灸大成》载:“病在气分，游走不定;病在血分，沉着不移……须知在气分者，上有病下取之，下有病上取之，在左取右，在右取左。”其缪刺法多用于气分病。此外，《针灸大成》中还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等多种针刺手法^[2]，进一步完善了缪刺法。

交经针法始于明代徐凤的《针灸大全》^[12]，杨继洲在其基础上结合其他医家的针刺特点提出了关节交经、五脏交经、通关交经、隔角交经4种交经方法^[13]。如“通关交经”，是先苍龙摆尾，后赤凤摇头，再行上下八指法，关节宣通气自流^[14]。

针灸处方是针灸医生为患者实施治疗前详细制定的治疗方案,它一般遵循的选穴原则是近部选穴、远部选穴和辨症选穴等^[15]。按经取穴是针灸选穴的基本规律之一。杨继洲在“头不多灸策”中道：“阴阳之运有经络，循其经而按之，则气有连属，而穴无不正，症无不除。”这与其“宁失其穴，勿失其经”的取穴思想相合。他认为按经取穴是经络理论对针灸临床治病的重要指导思想，故此才有了“欲去腹中之疾，则灸二里……欲拯手臂，则取肩髃、曲池”之论^[16]。腧穴可分为“正穴”（即经穴）、“奇穴”和“阿是穴”^[17]，杨继洲在穴法上遵循按经取穴的原则，主张奇正穴和奇穴相辅为用。

《针灸大成》中共有29则针灸医案，通过研读不难发现，这些医案都具有针药并重、善于体现针刺手法的特点^[18]。在辨证审因思想的影响下，杨继洲提出针、灸、药物并重的主张。如他在“诸家得失策”中提出，人之为病，致病之因各有不同。有病在里的、病在血脉的、病在肠胃的，所以临床治法亦不容一律。而针、灸、药物各有所长，针刺长于行气，灸法长于散郁，而汤药长于治内。杨继洲主张急重之症多用针治，慢性疾病针灸药三者结合^[6]。

杨继洲尤其注重针法和灸法。如“诸家得失策”中提到动、摇、进、退、搓、弹、摄、按等针刺手法;在“头不多灸策”中提到了“明呼吸补泻之宜”；“穴有奇正策”中论述了针灸的数与法^[19]。杨继洲对灸法也有独到的认识,他大量收录各家灸法和治验，结合临床经验,对揣穴与体位、施术先后、艾炷大小、壮数多少、点艾火、发灸疮等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创新形成杨继洲临床灸疗特色^[20]。杨继洲对按摩疗法的重视程度从《针灸大成》专立按摩一卷亦可见一斑^[21]。根据病位、症状等,判断采用何种治疗方法疗效最佳，是杨继洲治验的一大特点。

杨继洲精通中医理论，施治灵活，能发挥各法的优点，且根据丰富的临床实践，尊古而不泥古，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识。其诊疗思维形成于大量古医籍的理论精华，并结合个人中医学思维得到升华。并在辨证审因思想的指导下，付诸临床实践，用穴、用药等颇具特色。由此可见杨继洲及《针灸大成》对中国针灸医学做出的巨大贡献。杨继洲精湛的医术、严密的诊疗思维及其理论联系实际、敢于质疑和发扬的治学态度，都值得进一步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