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承载着历代医家的智慧和结晶，其在流传中因传抄雕版、水火虫蛀、人祸损毁等原因，出现讹、脱、衍、倒等问题，原貌失真。清儒通过对医籍的探微索隐、精确词意、深入阐发医理，使得今人更能看清当时中医古籍之原貌、理解医家著书之本意。其中，在《素问》的校注领域，胡澍和俞樾的校注尤具代表性，正如近代著名医家裘庆元对胡澍《素问校义》撰写提要时所说：“清儒以汉学家法治医者，别有孙渊如、顾观光之辑《神农本草经》，俞曲园之《内经辨言》，并此而四矣。”^[1]故本文从《素问校义》和《内经辨言》这两本著作中摘取一角，一窥当时之学术情况。

1 综合考证，多维分析

“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2]，对于《素问》的校注，胡澍、俞樾遵照“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定立说之是非”的勘校原则，研究颇为深入，从“文义、句例、韵例、注文、字形演变等方面纵横比较以辨真伪”^[3]。胡澍、俞樾在校注《素问》时，多维分析，综合考证，使其更近于原貌。

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言：“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4]《新校正》云：“据全元起注本及《太素》文，‘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当作‘食饮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5]

俞樾认为：“经文本作‘食饮有节，起居有度’。故释之曰：有常节，有常度。若如今本则与全氏注不合矣。”而且上文提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此文‘度’字，本与‘数’字为韵，今作有‘常’，则失其韵矣”。“盖即因全氏注文，有‘常’字而误入正文，遂夺去‘度’字”^[6]。在这条校勘中，俞樾综合考证，多维分析，先由注文引起怀疑，再通过押韵考证讹文与正字，最后从注文衍入正文，又出现脱文的角度，解释致误原因。

胡澍、俞樾文学功底深厚，理论基础扎实，在校注《素问》时，“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医理等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综合考证”^[7]，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校注成果，使后人能更清晰地看到经文的原貌，把握其原意，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

2 引征广博，考辨严密精审

胡澍、俞樾自幼深受家庭的熏陶，博览经史子集等古籍，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因而，在校注《素问》时，能广泛地收集材料，引用诸家文献，并且在考证文献时力争其全，考辨精审，使其更近于原貌。

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言：“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邪？人将失之邪？”^[4]

胡澍认为这句话存在倒文，“人将失之邪”当为“将人失之邪”。“将”就是“抑或”的意思。他用本校法，举出相同句式——同篇的“人年老而无子，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和《素问·徵四失论篇》的“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邪？”^[4]两句，与本句的句式是一样的。接下来，为佐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楚策》“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沃祥乎”，《汉书·龚遂传》“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楚辞·卜居》“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等三处内容，而后得出“以上将字，亦并为词之抑”。胡澍通过广博的引征（所引书籍不限于医书，而且既有史书，又有文学作品），精审的考辨，得出此经文为倒文，“人将失之邪”应为“将人失之邪”。

胡澍、俞樾遍览群籍，学术素养丰厚，在校注《素问》时，“善于博引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8]，在广征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经文进行严密且精审的考辨，纠正了前人的诸多误注，对今人影响极大。这种引征广博的校注特点，“虽不无繁碎之弊，但对于词义的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9]。

3 探微索隐，辨讹释疑正误

中医古籍中有很多古奥晦涩的经文，在流传过程中又易出现讹、脱、衍、倒等问题，再加上每人的文学素养、师承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对于一个字、一句话、一篇文章的见解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由于医籍是医家临床辨证治疗的±据，一字理解错误，极有可能危乎患者的性命，因此，必须定其是非，使中医古籍的原貌更加清晰。胡澍、俞樾在校注《素问》时，对其考镜源流，探微索隐，辨讹、正误、释疑，使其更近于原貌。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载：“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4]王冰注：“外布九州，而内应九窍，故云九州九窍也。”^[5]

俞樾认为：“九州与九窍初不相应，如王氏说，将耳目口鼻各应一州，能晰言之乎？”“今按：‘九窍’二字，实为衍文，‘九州’即‘九窍’也。”而后引用典籍进行论证：“《尔雅·释兽篇》‘白州驠’。郭注曰：‘川，窍也’。”得出：“‘川’即‘州’字之误，是古谓‘窍’为‘州’。此云‘九州’，不必更言‘九窍’。‘九窍’二字疑即古注之误入正文者。”据此，俞樾考证出“九州”是“九窍”过去的说法，并不常用，后人为便于理解，在正文旁对此进行注释，但注文误入正文，形成衍文。如此不但确定了致误的原因，恢复了经文的原貌；更明确了经文的原意，纠正了后世随文演义、牵强附会的错误。

又如：《素问·五藏生成篇》“凝于脉者为泣”、《素问·汤液醪醴论篇》“荣泣卫除”、《素问·八正神明论篇》“人血凝泣”等处，都出现了“泣”字。王冰解释为“泣，谓为血行不利”。

王冰的解释从前后文以及医学理论上来说，释义的方向是对的，也没有影响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但自造义项，使古籍更加隐晦，原貌更加难见天日。俞樾认为：“字书‘泣’字，并无此义。‘泣’疑‘沍’字之误。”随后指出：“《玉篇·水部》：‘沍，胡故切，闭塞也’。”俞樾认为：“‘沍’字右旁之‘互’，误而为‘立’，因改为‘立’，而成‘泣’字矣。”因此，“泣”是形近而误造成的讹文。

《素问》“成书久远，转辗传抄，错简误讹颇多，虽经宋林亿、高保衡等校正，仍有遗漏”^[10]，胡澍、俞樾±据自身丰厚的学术素养，运用考据学等方法，对《素问》进行了精审的研究和详细的考证,字字考证到底，无征不信，“得出了一些前人所不能得到的成果”^[11]，有助于后世医家学者对《素问》经文的研究与整理。

4 方法革新，从文献学角度校勘《素问》

在医籍音义的诠释方面，“医家言则一字一病，一字一治法，学者每苦《内经》有难字置而弗读，则所失多矣^[12]。”胡澍、俞樾文学素养丰厚，熟谙文字音韵训诂学，因而，在校注《素问》时，把小学方法引进医籍校勘领域，“将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校勘、医理知识有机的统一起来以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考证中去”^[13]，一改以往医家学者对医籍的研治方法，把训诂和校勘结合起来，从文献学角度进行校勘，使其更近于原貌。

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曰：“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4]王冰注：“收，谓收敛；焦，谓上焦也。太阴行气主化上焦，故肺气不收，上焦满也。”

俞樾认为：“此注非也。经言焦，不言上，安得臆决为上焦乎？焦，即焦灼之焦。《礼记·问丧篇》‘干肝焦肺’是其义也。”并且指出：“‘独’，当为‘浊’字之误。肾气言浊，犹上文肺气言焦矣。”得出：“其文虽倒，而字正作‘浊’，可据以订正今本‘独’字之误。”这条校勘的出发点是对“焦”字的解释，如果±王注解释为“上焦”，那么也不会对下一句的“独沉”产生怀疑；只有将“焦”解释为形容词，再按对文的形式去看待下一句，才会发现问题的所在，进而±据新校正所提供的异文，进行对校，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进入清代，考据学兴起，朴学大盛，儒而好医者把小学的方法引入了医籍校勘领域，其中，胡澍是“以小学专门研究《内经》的第一人”^[14]，继胡澍之后，“俞樾、孙诒让、于鬯等相继而起,对《素问》进行专门校诂,从而形成了江戴朴学影响下的《素问》校诂派^[15]。”胡澍、俞樾运用小学方法，从文献学角度，对《素问》进行精审的校注，为后人《素问》的校注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5 说理精确，措词简明

胡澍、俞樾学术素养丰厚，熟谙文字音韵训诂学，并且秉承了乾嘉诸家治学之风格，因而，其《素问》校注的研究成果，因“训释方法之精审，法度之谨严，论证之周密”^[16]，通常说理精确，措词简明，令人信服。

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曰：“反四时者，有余为精，不足为消。”王冰注：“夫反四时者，诸不足皆为血气消损，诸有余皆为邪气胜精也。”

俞樾认为：“邪气胜精岂得但谓之精？王注非也。”指出“精之言甚也”，而后引用典籍进行论证：“《吕氏春秋·勿躬篇》‘自蔽之精者也’、《至忠篇》‘乃自伐之精者’。高诱注‘并训精为甚’。”据此，俞樾认为：“有余为精，言诸有余者皆为过甚耳，王注未达古语。”

又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言：“因于气，为肿。”新校正云：“《太素》‘气’作‘阳气’。”

胡澍认为：“此‘气’指热气而言。”，接着指出：“上云寒、暑、湿，此若泛言气，则与上文不类，故知气谓热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热胜则肿。”“本篇下注，引《正理论》曰：热之所过则为痈肿。”故而“因于气为肿”。

由此可见，胡澍、俞樾深受乾嘉治学风格的影响，秉承严谨的治学精神，±据其自身丰厚的学术素养，“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讲求有本之学，无征不信”^[17]，在校注《素问》时，通过对此经文精确的阐述及简明扼要的论证，使今人能更清晰地认识其原貌，把握其旨意。

6 文理与医理相结合

“训诂详切，理义通明，是中医训诂的原则”^[18]，中医古籍校勘的特殊性，要求在校释医籍时，既要符合文理，又不违背医理。胡澍、俞樾校注《素问》时，首先通过深厚的小学功底进行考证,然后通过自身的医学知识对医理进行阐发，“解决了一些前人难以发现的问题”^[19]。这种把文理与医理相结合的校注方式，对后人学者进行中医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奠定良好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及启示。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4]的“沮”。“《千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恒’”。王冰把“沮”解释为“湿润”，胡澍认同王冰注，并通过引证《一切经音义·仓颉篇》、《广雅》等5部书以及自己所见：“侯官林某，每动作饮食，左体汗泄，濡润透衣，虽冬月犹尔，正如经注所云。”来佐证其说，极具说服力。最后通过引征文献：《说文》、《小雅·采薇》、《正义》引郑氏易注，考证出孙本、全本皆误。

“究医理以训解文义，是中医训诂的首要原则，也是中医独特的训诂方法，历代校诂医籍的学者们无不注意以医理核文理”^[20]，胡澍、俞樾在校注《素问》时，遵循中医古籍的勘校原则，把文理和医理结合起来校注，取得了许多令人信服的校注成果。“著述有三难：淹通难，识断难，精审难”^[21]，要求后人学者在校注医籍时，既要有丰厚的文学素养，又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及临床经验，这样，才能“淹通”及“精审”，最后做到“识断”。

7 结语

清儒对中医古籍进行了精审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后世医家的高度重视，并被广泛采纳，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清儒胡澍、俞樾对《素问》“综合考证、多维分析，引征广博，考辨严密精审，探微索隐、辨讹释疑正误，方法革新、从文献学角度校勘《素问》，说理精确、措词简明，文理与医理相结合”之校注特点，对现代学者进行中医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奠定良好基础的同时，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及启示。

清儒对中医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运用了丰富的文字、音韵、训诂学知识，字字考证到底，其精审程度可以说是不留情面；一改过去用医学理论牵强附会，把经文往圆满处解释的风气。正因如此，清儒整理和研究中医古籍时所取得的成果，才能给人以拨云见日、豁然开朗之感，才能使今人更清晰地看到古籍的原貌，更准确地把握古人的原意。后人学者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真正的继承与发展中医。这是清儒整理和研究中医古籍的贡献，也是今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