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火归原”一词，最早见于《景岳全书》^[1]，后世《本草汇言》、《本草汇》、《本草便读》等古籍均有记载^[2]。《医学心悟》^[3]中将其称为“导龙入海”，当代的《药典》^[4]及钟赣生主编的《中药学》^[5]教材中亦收录了这一说法。“引火归原”是中医治法之一，用于治疗肾火上升，于滋肾药中加附子、肉桂之类引火下行，使阴阳平调，虚火不升^[6]。其中“原”又为“源”、“元”，指肾或命门；“火”亦称“相火”、“虚火”、“雷龙之火”等。历代医家对“引火归原”的论述各不相同，各个时期对此法都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同时又有许多医家对此法提出质疑。故笔者不揣冒昧，述其源流于下，以供同仁参阅。

1 历代医家对“引火归原”的论述与运用 1.1 “引火归原”理论萌芽于《内经》

《内经·至真要大论》曰：“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又云：“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提出了反佐之大法。后世医家据此衍生出治疗火不归元的具体治法，可谓功莫大焉。王冰^[7]在《内经》“甚者从之”之句下注释道：“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其性者，反常其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光扑灭”。王冰所言“以火逐之”即提出热药用于热证的观点，是《内经》从治法的延伸，亦为“引火归原”法之萌芽。

1.2 “引火归原”理论起源于《伤寒杂病论》

“引火归原”法的最早运用者乃张仲景，张仲景虽未确立这一概念，但其用于治疗消渴之肾气丸；治疗阴盛格阳的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实际上都是“引火归原”法的具体运用。

1.2.1 阳气衰微，虚阳浮越

《金匮要略》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其小便反多即为肾阳虚弱，不能固摄之下虚寒证；烦渴引饮则为肾中龙雷之火，上燔心肺之上假热证。故治疗以肾气丸调补肾中阴阳，温滋并用，引火归原，更是热因热用之明证^[8]。《金匮要略直解》云：“用桂附辛热，引火归原；地黄纯阴，壮真水以滋肾，则阳光行于地下，而雾露自降于中天，何消渴之有”。^[9]后世医家把金匮肾气丸作为引火归原的代表方，如《医方论》称赞道：“附桂八味，为治命肾虚寒之正药，亦导龙归海之妙法。”^[10]此后，金匮肾气丸被广泛地用于治疗肾中虚火上升的头面热证如口糜、乳蛾、鼻衄、白睛溢血等。

1.2.2 阴寒内盛，格阳外越

《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第314条：“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第315条：“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两条皆是说明少阴阴盛、脾肾阳虚而致“戴阳”。后者病情尤甚于前者，同时出现阴寒太盛格拒热药，胃气上逆则干呕，虚热扰心则烦，故应破阴回阳，挽险势于瞬间^[11]。白通汤所用之附子回阳救逆，通行十二经脉，恢复散逸欲绝之元阳。正如《本草汇言》曰：“附子，回阳气，散阴寒，逐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也。诸病真阳不足，虚火上升，咽喉不利，饮食不入，服寒药愈甚者，附子乃命门主药，能入其窟穴而招之，引火归原，则浮游之火自熄矣。”^[12]又以人尿、猪胆汁等苦寒反佐，使同气相求，引阳药直入阴中，正合《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述“甚者从之”的反治法，亦属广义之“引火归原”法^[13]。

1.3 “引火归原”理论奠基于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着重探讨火不归元的病因病机，如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曰：“左肾属水，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言命门相火也。”^[14]其首创的命门相火学说是“引火归原”的理论基础。朱丹溪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言：“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15]肾者主蛰，为先天之本，内寄命门真火，水火相抱，阴平阳秘。水足则火藏于下，温煦一身；水亏则火失其制，如水浅不养龙，而离位上奔；或肾水寒极，亦可逼真火浮游于上，成火不归元之证^[2]。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虽未在著作中提及此治法，但已逐渐形成了虚火、相火等思想，为后世医家发扬此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 “引火归原”理论成熟于明清时期

明代张景岳将《内经》“反佐”思想与其所创“水火命门学说”相结合，首次提出“引火归原”的概念^[1]，并指出：“虚火之病源有二，盖一曰阴虚者能发热，此以真阴亏损，水不制火也。二曰阳虚者亦能发热，此以元阳败竭，火不归元也，此病原之二也”。又指出了虚火的治疗原则：“凡治此者，若以阴虚火盛，则治当壮水。壮水之法，只宜甘凉，不宜辛热。若以阳虚发热，则治宜益火。益火之法，只宜温热，大忌清凉。”同时认为肉桂“若下焦虚寒，法当引火归原者，则此为要药，不可误执。”极大地丰富了“引火归原”的内涵。张璐^[16]亦言“相火为龙火，仅可温顺，导之归原……若用苦寒，则龙雷之火愈发”，并具体指出“当予附桂于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行之归原”。明清医家均认为附子、肉桂两药乃“引火归原”法之首选药物，历代本草学著作中亦不乏此论述。而陈士铎^[17]创立引火汤治疗咽喉肿痛，其弃桂附而用巴戟天，认为巴戟天亦为引火归原之要药者，是由于“不知此等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乃沸腾，今补水而仍用大热之药，虽曰引火于一时，毕竟耗水于日后，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能补水，则肾中无干燥之虞，而咽喉有清肃之益，此巴戟天所以胜桂附也。”叶天士^[18]集诸家之成，将引火归原赋予新的含义：“引火归原，因肾水不足，虚火上亢，用滋阴降火之法，少加热药为向导，引之下降，使无拒格之患。盖阳为火，阴为水，水衰阳无所附，而浮于上者，宜滋补真阴，则孤阳下附。”叶天士所谓引火归原实为针对肾水不足，虚火上亢而施，改变了以往只有用肉桂、附子才是引火归原的局面，是对引火归原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19]。程国彭^[3]亦言：“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以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因此，明清医家对“引火归原”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不仅指出附、桂二药乃引火归原要药，还扩大了其含义，指出阴虚火旺证、阳虚外浮证亦可使用引火归原之法。同时也丰富了治疗方法，如在滋阴壮水药中配伍少量辛热之品，亦为临床广泛应用。

1.5 “引火归原”理论发展于近现代

徐仲才^[20]认为“附子能引火归原，制伏虚热，但要配伍养阴清热药，或加潜阳之品。而肉桂温肾中真阳，守而不走，导浮游之火，回坎离之位，得与所滋之阴交和”，提出养阴清热和潜阳的治法，丰富了临床应用。祝味菊先生首次创立“温潜”之说即以附、桂、姜等温阳药与磁石、牡蛎、龙骨等潜镇之品合用的治疗方法^[21]，具有引火归原、导龙入海的作用，治疗阳浮于上、上盛下虚之病症^[22]。祝教授开创温潜法亦为引火归原法的重大突破，增加了下引之力，临床收效颇丰。李可总结了前人运用引火归原法的经验，总结了火不归原证的概念、特点、分型论治以及类证鉴别^[23]。他提出火不归原证有四种类型：水浅不养龙、水寒不藏龙、阴盛格阳和冲脉上攻。且有狭广二义：狭义者即为火不归原的四种类型；广义者除了火不归原证，还涵盖格阳、戴阳之热药冷服，或热药反佐苦寒，或热药少佐肉桂等。李教授极大地补充了前人用药的不足，并且整理出了引火归原的理论框架，值得后学者深思，对临床极有裨益。

1.6 “引火归原”理论临床应用举隅

徐晓娟教授^[24]认为妇科之病用附子者少，肉桂者多，此为弃附子之味厚，防其辛燥太过，反伤女子经血，又防其补而不行，壅遏不通，而取以气味俱厚之肉桂，寓行于补，补而不滞，温而不燥，为妇科“引火归原”之首选。并以此法治疗经断前后诸证、月经先期伴面部痤疮等妇科疾病，见效甚速。常克^[25]运用引火归原法治疗小儿紫癜性肾炎血尿（肝肾阴虚型）40例，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在针灸方面，针刺原穴^[26]、艾灸涌泉^[27]、穴位贴敷涌泉穴^[28]、薄氏腹针^[29]等均可导余火之气下行而达引火归原的目的。

2 结语

“引火归原”法作为中医治法之一，从秦汉到明清乃至近现代不断地突破和发展。概括说来引火归原可分为四型，即阴虚火盛、阳虚火浮、阴盛格阳、冲脉上攻。而治疗方法主要是大队滋阴壮水药中佐少量桂附以及附桂等温阳药与磁石、牡蛎、龙骨等介石潜镇之品合用。现代医家又丰富了引火归原法的临床应用，故而引火归原法的理论及应用至今已形成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