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孟庆岩, 张其成, 刘圆圆, 张庆祥
- MENG Qingyan, ZHANG Qicheng, LIU Yuanyuan, ZHANG Qingxiang
- 《黄帝内经》运气理论形成时代探讨及意义
- Discu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mation times of motion and qi theory in Huangdi Neijing
-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39(1): 30-33
-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0, 39(1): 30-33
- http://dx.doi.org/10.11656/j.issn.1673-9043.20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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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19-10-10
2.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2.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
运气理论以“运气七篇”为蓝本,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运气理论同当今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截然不同,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理论内涵是怎样的、今后对运气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道路是怎样的,成为了当今运气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即对《黄帝内经》运气理论进行发生学研究,从源头上阐析五运六气,因而必须探求运气七篇成文的节点,这个节点预示着运气理论形成时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对运气理论接下来的研究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从天文学角度分析五运六气理论同中国古代天文学密切相关,古代天文学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范畴,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宇宙观直接决定这五运六气理论的基本面貌[1]。
1.1 从运气理论的宇宙观探讨运气学说的宇宙观是宣夜说,认为宇宙形态是无限大的,其中充斥着元气,日月星辰在其中漂浮着,在气的推动作用下维持位置恒定,周旋运行,即《素问·天元纪大论篇》所云:“太虚寥廓,肇基化元”。因此,有学者认为运气七篇出现在宣夜说之后。宣夜说具有明确记载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前后,因《晋书·天文志》记载宣夜说为“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在此之前“宣夜之学,绝无师法”。虽然郗萌为史料记载的宣夜宇宙观第1位传承人,但是宣夜说源远流长,早至《庄子》就已经对无限宇宙进行了发问和猜测,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远而无所至极邪?”[2]
时至战国,哲学家宋钘和尹文统一了精气学说,提出了元气一元论,认为宇宙的最本源物质是元气,其无形可见,运动不息,充斥于宇宙之中,是对宙本原的朴素唯物认识,因此宣夜说的形成也经历了发展和积累。宣夜说的宇宙观在很长一段时期也被天文学者和哲学家所思索,且运气理论中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并存。故而,单以宣夜说出现的时间节点作为七篇大论形成的时间点是有待商榷。
1.2 运气理论未体现岁差人们依据岁星运行将黄道分为十二等份,即十二次,二十八星宿是分布于黄道上的天文坐标系,其作用是标度天体位置,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就已经将星宿同地支和星次进行了联系[3]。《素问·天元纪大论篇》通过二十八星宿和十天干说明五气经天,来阐释天干化五运的理论难题,可以说五气经天是运气学说的一个理论模型,具有指导性和适用性。
二十八星宿用来标度黄道上太阳的位置,即日躔,如《汉书·律历志》载:“星纪,日至其初为大雪,至其中为冬至”,即当太阳运行至黄道星纪(牛宿初度)这一星次时,进入大雪和冬至两个节气,见图 1[4]。因为岁差的概念尚未出现,西汉时期认为星辰位置是永恒不动的,春秋战国测定了冬至时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是牛宿的初度,即星纪的中点[5],所以西汉时期仍认为牵牛初度是黄道上冬至节气点。但东汉时期贾逵发现星辰的位置并不恒定,时值冬至点位置已从战国时期的牛宿迁移至斗宿21.25°,(《后汉书·律历志》)人们方才意识到天象是在不断变动的,而五运六气理论始终没有提及岁差,且如果当时的人文意识到天象在时刻变化,就很难掌控,而无法成为运气学说的说理工具,以星宿为参考系的五气经天也就不能被运气理论所采用。因此可以佐证,运气学说所运用的古代天文坐标系没有涉及岁差,其理论形成时期应在后汉贾逵之前。
2 从物候角度探讨物候学是对周期性生物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国物候学研究起步很早,《诗经·幽风》中就阐释了1年气候的变化规律。先秦史籍《逸周书·时训解》把1年划分成72候,形成了较早的物候历法。古代中国的物候学实际是基于象思维的自然观,它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人们肉眼可见的物候现象来推论背后的本质,并进一步概括气候变迁和动植物生长变化的客观规律,形成物候历法,供人们掌握以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
二十四节气是物候学的重要概念,其是太阳运行于黄道上的24个特征点,在相应的特征点上,地面上的物候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所云:“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即是对节气的概述。五运六气理论吸收物候学的节气概念,将1年划分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六气,每一气包含4个节气,五运六气推算的起止时间也是以节气为标志的。但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商朝只有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节气,周朝逐渐发展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载道:“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这是对二十四节气最早的记载。五运六气理论的推算已涉及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因此其成文年代必晚于《淮南子》的成书年代[6]。
任何一种学说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会借鉴前人的学术观点,并提出较为超前的学术思想,因此通过学术内容来研究五运六气理论形成的时代,其准确性较差。但是理论文献的产生要遵循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其无法脱离当时的语言环境,也不可能出现不存在的名词概念。因此从五运六气理论应用的甲子名词和《黄帝内经》运气七篇大论音韵角度判断其成文时代,要比通过学术内容和观点进行判断更为准确。
3 从历法及甲子名词研究五运六气理论应用干支历法做为推演工具,《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论述道:“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即六气与干支纪年的结合。干支纪年法是由东汉章帝在公元84年颁布并登上历史舞台的,称为后汉四分历。因此,有学者认为,五运六气理论出现在公元84年之后[7]。
这种观点是存在缺陷的。运气学说的确以干支纪年为推演工具,但是甲子循环的纪年法并非后汉四分历独有,干支纪年法来源于太岁纪年法,从春秋至东汉均有其身影,如《史记·历书》记载:“閼逢聂格提之岁”,就是太岁纪年法。閼逢为岁阳,对应天干中的甲,聂格提为岁阴,对应地支中的寅,实际就是甲子相合的六十年周期纪年法的原型。西汉时期太岁纪年法简化为甲子纪年,以简单的天干地支代替复杂的岁阴岁阳[8]。所以这种60年为周期由来已久,因此单从后汉四分历的颁布来确定五运六气理论形成的年代是不严谨的。
甲子、干支名词的出现是判断运气理论形成的一个关键。西汉时期《淮南子》最先用“甲子纪年法”代替太岁纪年法,其云:“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淮南子·天文训》),明确的运用甲子循环进行纪年纪日。《黄帝内经》所载的运气七篇大论中也用甲子循环进行纪年,如“甲寅、甲申,其运阴雨。”
《淮南子》虽然将甲子循环引入纪年法,但此时并没有天干地支的名称,而干支之名首见于东汉《白虎通》与《论衡》之中。如《白虎通》曰:“甲乙者干也,子丑者支也”,这是最早记载“干支”这一名词的历史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干支这组名词是等同于阴阳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古代中国各领域,而在七篇大论之中,仅见甲子的名称,却不见干支的名称,故而可以推论,五运六气理论形成年代的下限是在《白虎通》及《论衡》提出“干支”这一名词之前,即公元79年之前。因此,从历法角度分析五运六气理论形成的时间应是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这个时间段略晚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4 从音韵学角度探析音韵学是中国古汉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古代汉语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可以通过作者撰写文献的语言习惯来确定文献的形成时间。自明清时期,学者便开始通过音韵学来研究《黄帝内经》。现代,钱超尘教授[9]结合前人的学术成果对《黄帝内经》和五运六气七篇大论的音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黄帝内经》所用的音韵方式是典型的汉代音韵。而通过《黄帝内经》中明与耕部字押韵的情况,判定七篇大论的成文年代略晚于其他各篇,尽管如此,七篇大论的成文时期也是在两汉期间。因此从以上两点可以推断,五运六气理论的形成时代大致在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
5 运气理论成书时代的研究意义 5.1 指导运气学说的理论研究每一种学说或理论的形成都要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和实践检验,五运六气理论也是如此。研究运气学说,必须探明其理论成形的时间节点,此时间提示着五运六气学说形成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意识、科技水平以及其参考的较早的学术成果。因此学者在阐发运气学说理论内涵时就不能应用后世的学术成果或观点进行佐证,这可以指导运气学说的理论研究,并纠正现阶段运气理论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如《类经附翼》阐释天门地户理论时论述:“予尝考周天七政躔度……天门为春分,地户为秋分”,而被后世所尊崇。但是由于张景岳忽略了岁差的存在,其所运用的天文为明代天文,并非运气理论形成时的天文,虽然张景岳通过阴阳消长变化说明天门地户是阴阳出入之门户,别出心裁,但是他所运用的天象有误,由此所做的理论阐释也需商榷。
5.2 增进对《黄帝内经》理论的理解确立运气学说形成的时间点,更有利于分析五运六气理论与《黄帝内经》之间的联系。运气理论是否为《黄帝内经》原文尚有争议,但是明晰运气理论形成的时间点,可以明确它与《黄帝内经》成文的时代背景相当,同为医学理论,运气学说和《黄帝内经》之间就具有相通性。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指出:“天以六六为节”,在《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中更是以“六六之节”为核心,阐发“六六之节”与三阴三阳的相互关系,这无疑是对《黄帝内经》理论的深化。且运气理论以甲子循环作为推演工具,探求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气候变化与生命活动的相互关系,是整天观念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灵魂所在。
5.3 深化现阶段运气理论研究深度现阶段,运气学说理论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集中在临床应用,即某一疾病同当前运气的关联性研究,该类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诸多缺陷。首先,此类研究不可重复,运气以运和气为基本单元,进行着年周期轮转,60年一周旋,相同的运气状态再度出现要经历数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疾病也在发生着变化。且运气的状态有符合运气理论预测的“相应”之年,也有不符合理论预测的“不应”之年,因此数十年之后的运气状态是否如前是无法把握的。其次,也因为上述原因,导致了此类研究不可验证。
同时,过多的关联性研究导致了理论性研究的相对薄弱。运气学说的理论研究得不到深化,会进一步导致运气理论的其他研究停步不前。学者无法对运气理论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行准确把握,也导致了运气理论应用错误。故深入研究运气七篇形成的时间,确定当时的社会历史状态,是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丰富运气学说理论的重要途径。
6 小结综上,在天文角度分析,宣夜说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无法通过宣夜宇宙观确定运气理论形成年代,但运气理论始终未提及岁差,这提示运气理论所应用的天象是东汉贾逵发现岁差之前的理论天象,可推测运气理论形成于东汉贾逵之前。在物候角度分析,运气理论有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思想,最先完善节气的是《淮南子》,这提示运气理论应形成于《淮南子》之后。在历法角度分析,运气理论始终未提及“干支”这一重要名词,反用“甲子”予以替代。同时,运气历也并非后汉四分历,而是《淮南子》中运用的甲子历,这说明运气理论的形成必在《淮南子》提出“甲子”之名及甲子历法之后,东汉《论衡》提出“干支”名称之前,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期,钱超尘教授音韵学研究也可予以佐证。研究运气七篇成文年代具有实际意义,其不仅可以深化现阶段运气理论研究深度,纠正现阶段运气理论研究中出现的偏差,同时对分析《黄帝内经》其他理论也可以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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