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医药大学承担两项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整合医学理论与实践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中医与西医的整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基于‘辨证论治、病症结合’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课题执行过程中，课题组对汤钊猷院士进行了专访。汤院士对中西医结合有独到的见解，提出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并指出西医深入学习并研究中医是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进步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此次专访，深深体会到院士的家国情怀及对中西医结合的热爱，现就访谈内容予以整理以飨读者。

1 “中西医结合”之源——深厚的文化背景、“西学中”成功的典范及难得的发展机遇，为中西医结合医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1 “和为贵”的中国文化背景为中西医结合奠定了基础

中医和西医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两种医学在认识疾病时的关注点不同：西医多关注局部，而中医多关注整体；在治疗方法的选择上出现了西医的“硬碰硬”与中医的“以柔克刚”之别。那么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医学是否能够结合？汤院士认为，中西医结合与最近美国提出的文化碰撞问题同出一辙，文化的碰撞有两个结果，其一是战争，另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互鉴。“以和为贵”，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引导下中医与西医的结合是能够实现的，中西医结合的根本就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绝非相互取代。

1.2 坚定文化自信，贡献世界医学

2018年底汤院士走访浙江良渚古城，五千年前东南地区的稻作农业文化兴旺发达，良渚古国发展达到了世界顶峰水平，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昌盛。相比于其他文明，唯一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以文字（如甲骨文）和语言为载体延续和传承下来，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汤院士强调，中国有如此深厚的基础要有文化自信，应该对世界医学有所贡献，那么这个贡献就是中西医结合医学。

1.3 现代中西医结合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中西医结合实际上始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批示成为中国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行动纲领，极大鼓舞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由于西学中政策的落实和发展，国内中西医结合精英辈出，取得众多突破创新的成果，为保障人类健康做出巨大贡献。屠呦呦研究员因发现青蒿素，创制新型抗虐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传统中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成果；吴咸中院士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沈自尹院士揭示了肾阳虚证本质，促进了中医“证”研究的客观化、现代化；陈香美院士依托“I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引领了中西医结合理论-辨证-治则-新药研制的全链条创新。回顾过去，中西医结合的价值再次受到世界瞩目，应该大力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为世界医学和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1.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西医结合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空前重视和支持中西医结合工作，2017年实施的《中医药法》，为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教育发展提供了国家法律保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为新时期中西医结合工作继往开来、开拓进取，指明了方向，赋予了重任。汤院士以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保障人民健康的医学，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汤院士举例说，《孙子兵法》所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西医结合医学对于人民健康如国防对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

1.5 中西医结合对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国情下的医疗现状”意义重大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满足人民健康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国情出发，就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看好病”的问题。汤院士举例说，以上海为代表的发达地区20世纪60年代就淘汰的药物，在少、边、西等地区目前依然在使用；现代分子靶向医学蓬勃发展，似乎已成为继化疗后新一代的治疗文化，其疗效有目共睹，然而昂贵的治疗费用令众多患者望而却步，中西医结合对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疾病诊疗时需要考虑“高精尖新”与“多快好省”并举，应着力发展一些基于中西医结合的“多快好省”的诊疗方案。

2 “中西医结合”之限——人才的匮乏、中医发展滞后及民众相关医学科普教育缺位，是实现中西医结合亟待解决的瓶颈 2.1 人才匮乏，制约发展

汤院士指出，目前虽然有诸多中西医结合研究部门，但从事研究者大多是没有深厚中医功底的西医，单纯用西医的观念、西医的方法、西医的评价标准来研究中医，势必会出现很多误会。第二，目前中医药大学的学习课程中，西医相关学科的比例远大于西医大学中的中医相关学科比例。西医的医院中，虽也都有中医科，但西医医院层次越高，临床使用中医中药的倾向越不明显。医疗现状呈现“西医没有中医化”，而“中医已明显西医化”的现象。另外，五六十年代培养出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如今年岁已高，大多已离开科研和临床一线岗位，中西医结合中青年骨干缺乏，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因此，高素质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显得尤为迫切。

2.2 中医理论，亟待突破

汤院士认为，从《黄帝内经》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医理论都有着开创性的发展，然而近百年特别是最近科技日新月异的几十年，中医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中医理论上无重大突破。汤院士指出，“传统中药”+“现代科技”可为世界医学做出贡献，但不能忽略“指导药物应用”的“中医理论”。任何科学，理论是其“源”、实践和技术是其“流”，所谓“源远流长”。

2.3 舆论导向，阻碍推广

汤院士提到，几百年的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科学方面的落后，进而引发后续的“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及“文化不自信”等种种弊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重视民族文化、甚至有“文化自卑”情结。然而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学科，有着非常重要的人文背景，在当前全盘西化趋势和舆论的引导下，民众不能客观、科学、正确认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疾病，严重阻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推广。

3 “中西医结合”之策——创“符合国情，有中国思维”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实现医学界“中国梦” 3.1 适当增加中医课程，培养医生中医思维

汤院士提到，中国西医学类高校教育就其课程设置体系而言“西学中”极少。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重要理论体系等，对人体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均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汤院士建议通过增加《黄帝内经》（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的学习，帮助医学生建立中医思维，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3.2 加强研究平台的建立，推进评价标准的制定

中医药研究与现代医学研究模式有较大区别。汤院士建议要以临床疗效为准绳，建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平台和评价标准。在建立适合中医药研究的实验模型的同时，还需要选用合适的观察指标以及疗效评价标准，使中医药得到西医甚至全世界的认可。然而，想要得到认可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具体工作将落在有志发展“中国新医学”的后来者身上。

3.3 重视中华文明精髓，挖掘中医核心理念

汤院士认为，“西学中”之“中”是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中医中药，更深的含义是中华文明精髓，如果抛开中华文明精髓，就很难接受中医中药的理念。中医的理论精髓需要有深厚功底的中医去凝练，凝练出“中医的核心理念”是现代中医学界的一项历史使命，也是提振中华民族自信的重要内涵。中医理论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十分巨大的，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研究，只有既具备扎实西医基础又有较好中医功底的临床医生，才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去评论、去取舍。

3.4 点面结合，落实“西医脱产学习中医”

汤院士强调，“西学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要想达成“创中国新医学”这个最终目标，不能单靠中西医结合研究机构，还要鼓励点面结合，鼓励西医医院和中医医院的广大临床工作者共同投入研究，鼓励具有临床经验的西医工作者脱产学习中医。历史经验指出，“西学中”是推动中西医结合发展有效手段。

3.5 调整“西学中”医生的职称晋升等政策

汤院士举例说到，李其松教授“西学中”后、擅长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腹水，30出头就入选了中央保健局专家组，临床工作非常出色，治愈了许多西医放弃的患者。然而晋升时却面临了“不中不西”（中医不认为你是中医、西医不认为你是西医）的尴尬局面，导致她的学术生涯非常曲折，与李其松教授有相似经历的医生不在少数。汤院士认为，对职称晋升而言，疗效是第一位的，论文是第二位的，从国家层面希望有合理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对“西学中”者，应给予更多政策的鼓励，解除“西学中”医生的后顾之忧，以利于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去。

4 “中西医结合”之向

汤院士语重心长地讲到，中西医结合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必须要有计划、分阶段去逐步完成。汤院士呼吁，应从国家层面加大投入、深入研究，中西医结合终会有所发展。另外一定要帮助和促进西医了解、甚至能够学会中医，扭转西医从业人员和患者对中医的偏见和误解，才有可能使中西医真正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