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9日，基于“整合医学理论与实践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中医与西医的整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战略研究——建立基于‘辨证论治、病症结合’的现代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两项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课题组对中国科学院陈凯先院士进行了专访。陈院士表示：中西医结合需以中、西医齐头并进为基础，以立足实践为根本，以建立“新医学”为目标，以服务人类的健康为宗旨。

1 科学地认识中西医结合

当代社会东、西方两种医学并存，他们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思维模式及临床治疗方式，两者既有各自的优点，也存在相应不足。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根本方针，该方针自解放初期确立到现在，医学各界一直在坚持并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显著特点及突出优势。但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在社会上和医学界内部都还有一些偏颇的观点，比如，一些西医医生认为中医是古老且过时的，在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无法发挥其作用，将被逐渐取代，轻率地否认中医药的宝贵价值；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中医医生思想僵化、固步自封，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与时俱进。对此，陈凯先院士表示：中医注重整体观，采用中医药的多种有效成分对机体进行多靶点、多途径的综合治疗，具有原创的哲学思维和实践模式，但在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上存在不足；西医侧重还原和分析，认为机体是由多器官、多系统组成，通常采用单一的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进行高度选择性的治疗，靶点、通路和作用机制比较明确，但整体综合显得不足。中、西医医务工作者应取长补短，相互结合，共同应对当代社会健康问题的挑战。有些人认为中医是“道”，西医是“法”和“术”，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陈凯先院士明确表示很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说：“中医不单是‘道’，也有‘法’和‘术’，是一个‘道-法-术’结合的完整体系。历代中医对于针灸穴位、器具、手法，对于各种方剂、草药的产地、特性、制备方法等不懈地探索，才产生了中医药治疗疾病的实际疗效，才使得中医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李时珍跋山涉水，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考古证今，穷究物理，三易其稿，终完成巨著《本草纲目》，就是‘道’与‘术’紧密结合的体现。如果中医只有‘道’，没有‘法’和‘术’去贯彻和实施，它就变成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可能产生实际疗效，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历史影响。同样，认为西医学只有‘法’和‘术’，而没有‘道’，也是不符合事实、没有根据的。西医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而且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进，系统生物医学和个性化医学的兴起就是一个例子。”

问及中西医该如何结合，陈凯先院士认为，中西医结合应把中、西医两种医学的长处相结合，以此弥补各自不足，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医学，从而更好地为当代人民的健康服务。陈凯先院士指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在应对当代健康挑战中发挥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推动医学自身发展的强大动力。纵观古今医学，中西医结合必然成为医学的大同之路，应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种科学来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医、西医应齐头并进，不是东方医学‘吃掉’西方医学，也不是西方医学‘吃掉’东方医学，这种结合应是东西方融合汇聚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想的医学。”同时陈凯先院士表示，这种新医学的诞生需要经历长时间的努力，这个目标不可能在现在亦不会在近期实现，而是要在比较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正如现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西医结合是思维模式、理论模式、医疗模式的结合，不能急于求成。在这一点上，思想准备要长一点，主动一点。

2 建立新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最高境界

陈凯先院士认为目前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整体上是健康的，成绩有目共睹。例如中国工程院吴咸中院士在对急腹症患者实施手术前，先采用中药通里攻下，而后选择性地进行手术，术后再结合中医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许多成功的例子，如青蒿素类抗疟疾新药的发现和应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针刺镇痛和麻醉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就不一一列举了。陈凯先院士强调，医学的目的是治疗疾病、提高疗效，而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提高了疗效，更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这种结合就存在价值。有种观点认为当前的中西医结合称不上是“结合”，只是“混合”，且还未入门。对于这种看法，陈凯先院士明确表示不能苟同。他认为，目前的许多中西医结合的探索和实践，是医学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在具体病例、在患者身上的体现，通过综合运用中、西医的理论和多种手段和方法，并且经过探索、尝试和比较，而选出的一个优化的诊疗方案，不能将其贬称为“混合”，更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和意义。陈凯先院士说：“中西医结合要发展，其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建立一种新医学。但怎么实现新医学？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提高和完善，就像要实现共产主义一样，要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步步去探索、去实现，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不能事先给中西医结合下个人为的、主观的定义，再拿这个框子来套，这种思维方式不可取。”他强调，从思想方法上讲，考虑问题根本不是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出发，一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都是源于实践、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而形成的。中西医结合也是如此，是一个立足实践的过程，要从实际出发，从提高诊疗效果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只要坚持以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诊疗效果为目标，积极开展中西医优势互补的探索实践，就一定能够从中孕育出完善的理论，不断走向中西医结合的更高形态、更高阶段。

3 中西医结合的3个发展阶段

陈凯先院士表示，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是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在中医、西医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中、西医才能更好地、持续地融合。所以，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医学界和整个科学界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推进中医药学的发展、推进西医学的发展，同时努力推进中西医学的结合。陈凯先院士将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综合运用阶段，又称基础阶段。通过对临床病例的探索和研究优化，将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临床诊疗技术结合运用，解决临床问题，不断提高疗效，形成中西医融合的优化诊疗方案和技术。第2阶段：理论融合阶段，即在第1阶段的基础上，将中医与西医关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与诊疗方法的概念、学说和理论相融合，在科学内涵上逐步做到东西方贯通，为形成中西医学统一的新医学逐步奠定基础。在现阶段一些中西医学工作者开展的“病-证结合”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试图把西医的“病”和中医的“证”不仅在诊疗实践上，同时也在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上贯通起来，是这方面的一个适例。第3阶段：新医学形成阶段，即中医和西医不仅在技术方法上相互融合，而且在思维方式、理论体系上深度融合，形成中西医学统一的新医学体系。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陈凯先院士对上述3个阶段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第1个阶段类似于把黄豆和绿豆放在一起，它兼有黄豆和绿豆的成分和营养，但从物理形态上看，黄豆还是黄豆，绿豆还是绿豆。第2个阶段，可以拿白糖溶于水来比喻，两者形成了均一的糖溶液，但从分子层面看，水分子依然是水分子，蔗糖分子依然是蔗糖分子。第3个阶段，可以拿氢气和氧气化合成水的化学反应来比喻，反应以后氢气和氧气都不再存在，产生了新的物质——水分子。这样的比喻可以帮助理解中西医结合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当然，任何比喻都会有缺陷、不完善的地方。陈凯先院士强调，目前中西医结合虽然主要还处于第1阶段，但这种脚踏实地的前进仍是需要的，没有蹒跚学步，怎有飞快奔跑。中西医结合必须立足实际，以治疗疾病、提高疗效为主要导向，不断向前推进。

4 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的重大调整

陈凯先院士表示，中西医诊疗模式要服务于疗效，服务于需求。现阶段诊疗模式应与当前所需要解决的医学问题和挑战相适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当代医学面对的严峻挑战，比如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以及免疫性疾病等，这些疾病往往说不清其病原体，属于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与人类的遗传、生活习惯、饮食及运动等息息相关。对此，陈凯先院士认为，针对单一靶点的单途径治疗往往难以攻克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西医学思路必须做出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整体、多靶点、多途径的治疗就显示出重要的价值。

研究发现，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远远大于生物学因素。数据显示，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在全部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最高。《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陈凯先院士强调，“治未病”应作为重点，纳入医学核心理念和医学模式调整的范围。中医可通过望闻问切、阴阳失衡等很早就发现亚健康状态，并通过药物、养生保健等方法的早期干预，使患病几率在健康管理、健康服务下大大下降。所以在社区大量推广、应用中医“治未病”和健康服务管理等相关机构和设备，可很大程度上降低医院的排队负担，同时减轻医疗费用的恶性膨胀。陈凯先院士说：“预防方面花费一块钱，相当于在治病上花七八块钱，事半而功倍。”未来医学必然是东西方结合、汇聚的医学，即中西医结合产生的新医学，也必将迎来中医药大放异彩的时代。

5 中西医结合需要的政策性支持

中西医结合是国家卫生工作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实行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总体而言，中西医结合面临的政策环境是好的，而且还在不断完善。但目前也还有一些方面、一些环节对中西医结合的支持力度不够，需要调整完善。陈凯先院士建议，首先，在职称体系、职业资格体系等方面还要进一步完善鼓励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措施，改革现行条规中一些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专业人员从业和成长的规定和做法；其次要完善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标准规范，包括疾病诊疗、医院管理、人才培养等，引导临床医生更好地实施、运用中西医结合；最后，建议继续提倡“西学中”，鼓励西医医生学习中医的理论、临床经验，加深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为中西医结合打基础。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就开始提倡“西学中”。肝癌治疗的医学大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今年已近90岁高龄，他以自己和爱人李其松教授的中西医结合实践经验为例，为临床医生写下了《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西医院士的中西医结合观》一书；屠呦呦，第1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正是受了《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成功研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但是，现如今“西学中”的力度有所削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韩启德院士说：“‘西学中’是促进中西结合的重要途径，现在仍然要大力提倡。”陈凯先院士建议把“西学中”的规定进一步制度化，以促进中西结合。

6 总结

陈凯先院士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当代医学生把中医药热爱好、学习好、掌握好、继承好，在此基础上再去传承和结合。中西医结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只就理论发展理论，要让理论落地，切实解决问题。”陈凯先院士强调，发展中西医结合一定要摆好次序，先实践有成效，再总结提升为理论。毛泽东主席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