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要方》宋校本指北宋校正医书局于治平三年（1066年）校定并雕板印刷的《备急千金要方》，这是中国首次以官府名义刊行该书。由卷首序文“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编次类聚……”^[1]的说明可知，宋臣校书时对其进行了较大改动，包括改动篇章结构、调整条文顺序、修定讹谬、补充遗佚、删除重复等^[2]，后世通行的治平本《千金要方》与孙思邈的原著相差甚远。《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存20卷，以下称“新雕本”）为20世纪90年代从日本回传中国的《千金要方》另一重要版本。该本为刻于宋英宗之前的民间书坊刻本，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千金要方》唐代写本的旧貌^[3]。

现有研究表明，两版本的内容差异明显。清代陆心源曾将宋校本与新雕本进行了仔细的对比考证，认为两个版本“不但编次先后迥然不同，即字句方药、几与篇鲜同章，章鲜同句。唯与治平本校勘记所称唐本多合，洵为孙真人之真本，非林亿既校以后勘本所可同日而语也”^[4]。有学者统计，以宋校本比照新雕本的异文约计720处，以新雕本比照宋校本的异文约计175处^[5]。其中的错互条文（即相同内容的条文，两版本分属于不同卷次）约计70余处。本文拟通过全面考证两版本医论与治方叙述条文的卷次差异，探讨错互条文在揭示中医学术内涵差异，展现不同医学思想等方面的作用，为中医典籍的异文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医论错互条文考证

宋臣指出，《千金要方》“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1]，合方论5 300条，其中医论约有800条。这些医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卷一的“大医习业第一”“大医精诚第二”，卷五的“序例第一”，卷七的“论风毒状第一”，卷二十七“养性序第一”，征引扁鹊、岐伯、仲长统、抱朴子等人的内容都是医论；在以方剂为主的各卷中，如卷十一至卷二十脏腑病方，各卷的第一篇均是医论；其他篇节中对病证的论述等，也属于医论。

在宋校本与新雕本相应的20卷中，初步统计医论条文错互的情况共计14处。如新雕本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言：“黄帝问岐伯曰：经脉十二，而手太阴独动不休何也？”“黄帝问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胃居其大，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胆病，大息口苦，呕宿汁，心中澹澹恐人将捕之也。”以上3条，前两条宋校本在卷十七《肺脏脉论第一》，后一条在卷十二《胆腑脉论第一》。又如新雕本卷十四《小肠腑脉论第一》言：“黄帝曰：手少阴之脉独无俞，何也？岐伯对曰：少阴者，主心，五藏六腑之大主也……”“神者，水谷之气。”“凡人不食七日死者，水谷气津液皆尽矣。”《小肠腑虚实第二》言：“左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心脉也……”以上4条，第1条和第4条宋校本在卷十三《心脏·脉论第一》，第2条和第3条在卷十六《胃腑·脉论第一》。再如，新雕本卷十五《脾脏脉论第一》中“师曰：脉浮而芤，浮则为阳，芤则为阴，浮芤相搏，胃气则热，其阳则绝”“动作头痛属胃热，朝者属胃脉”两条，宋校本并在卷十六《胃腑·脉论第一》。很明显，新雕本这些脉论与本卷内容相悖，当为文字窜乱，而宋校本各条均与篇题相合。

此外，医论部分两版本还有若干非常明显的错互不一之处。如，新雕本卷二十三《丁肿方第一》“嵇康云：稔岁多病，饥年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畜，厨膳蔬肴，不过菹酱而已，其人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丰饶，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士俗多疾而早夭。北方士子游宦至彼，遇其丰赡……未逾期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乱脚气胀满，或寒或热疟痢恶核丁肿，或痈疽痔漏，或偏风猥腿，不知医疗，以至于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学者先须识此，以自诫慎”段，论说了疔肿痈疽的致病因素。宋校本此段则在卷二十七《养性序第一》，承接黄帝、岐伯、仲长统、抱朴子等人之说，对养生理念进行了集中叙述。又如，新雕本卷二妇人方上《求子方第一》禁忌法、男女受胎时日法、推王相日法、推贵宿日法，宋校本并在卷二十七养性《房中补益第八》，可见宋臣认为房中术与求子关系密切，故归于同卷。再如，新雕本卷五少小婴孺《序例第一》“养小儿法”，宋校本则在卷二妇人方上《养胎第三》，与本卷的篇题更为相合。

2 方治错互条文考证

就内容而言，《千金要方》被传统地看作方书，收方广泛而全面，包括伤寒、内科杂病、妇科、儿科、五官、外科、皮肤病、美容乌发、养生食疗等总计4 500余首。孙思邈认为“夫寻方学之要，以救速为贵”，首创分证列方的方法，即在每一病证下先简述医论再列治法，明确注明药、针、灸的详细处方，便于临床对症取方，以达“简易”“备急”的目的。在这一部分，两版本条文错互的现象最为多见，分述如下。

2.1 方剂错互条文考证

从卷次来看，方剂错互条文主要集中在三卷：一是新雕本卷六“七窍病”有《耳方第八》，卷二十“膀胱腑”亦有《耳方第八》；在宋校本中，所有耳病均合并到卷六“七窍病”《耳病第八》。二是新雕本除“七窍病”列有《目病方第二》之外，卷十一肝脏《肝劳第三》中还有“治眼病诸方”，包括论3则，方72首；宋校本这些内容均在卷六七窍病《目病第一》中。三是新雕本卷十六胃腑列有《食噎第六》，卷二十六备急《火疮第四》中还有“治哽方”24首；宋校本则集中在卷十六胃腑《噎塞第六》。可以看出，新雕本的耳方、目方或是以发病部位或是以发病部位所属归类方剂，其类方的标准不同；宋校本则统一按照发病部位所属，将“耳方”“眼方”并入“七窍病”。此外，新雕本大概是根据哽塞发病急迫的特点将“治哽方”归入“备急卷”，但列于该卷的《火疮第四》则与篇题相去甚远。宋校本将“治哽方”集中至《胃腑·噎塞第六》，在便于全面理解病证的同时，也有助于查找使用。

此外，两版本相应方剂位于不同卷次的情况也极为常见，见表 1。

分析表 1，新雕本中安排方剂有两种特点。其一是按照方剂与医论相合来安排，如将“治腰胳不随，两脚挛方”归入《治筋极第四》，体现了“筋与肝合，肝有病从筋生”的理论；将治小儿惊痫百病的镇心丸归入《治风癫方第五》、将“治卒中风，四肢不仁方”归入《心风惊悸第六》，体现了“心所以合气于小肠，小肠应心，为受贮之腑也”的理论；将“治下血，黄土汤”“治下血虚极，麦门冬汤方”归入《热痢第六》，与医论中所云“病利下白肠垢，不能更衣，又汗出不止，名曰脾气弱。或五液注下者黄白赤黑”相应。其二是按照主治病症与篇题相合来安排，如将大五饮丸归于《癥结癖气第五》，将麋角散方归于《房中补益第七》、麋角丸归于《服食第八》。可以看出新雕本类方有两个标准，前者是从医家的角度归类，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则既难以了解，也难以查找使用。

宋校本主要是根据主治病症契合篇题来安排方剂。如将“治腰胳不随，两脚挛方”归入《风毒脚气·汤液第二》；将大五饮丸归入《大肠腑·痰饮第六》；将治小儿惊痫百病的镇心丸归入《少小婴孺·惊癇第三》；将“治卒中风，四肢不仁，苦笑不息方”归入《诸风·贼风第三》；将“治下血，黄土汤方”“治下血虚极，麦门冬汤方”归入《胆腑·吐血第六》；将麋角散方归入《膀胱腑·杂补第七》、麋角丸归入《肾脏·补肾第八》等。宋臣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中说：“凡诸方与篇题各不相符者，卒急之际，难于寻检。今则改其诠次，庶几历然易晓。”^[1]说明宋臣在整理该书时，将自己认为与篇次题目不相符合的方剂择出归入相应篇次，以病统方，按图索骥，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普通使用者检阅使用。

2.2 针灸法错互条文考证

唐代是针灸临床医疗水平和文献研究快速发展时期，针灸著述颇多，惜完整保存至今的唯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书中的针灸著述。孙思邈非常重视针灸疗法，认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也”^[1]，其著作中收录许多针灸经验记载。

《千金要方》2个版本针灸法的错互条文共计6条。在卷十一“肝脏”中，新雕本《治筋极第四》“治转筋，灸涌泉，在脚心当母指下大筋是，灸七壮”“又灸大都，在脚足母指本节内侧白肉际，灸七壮”两条，宋校本均在卷二十“膀胱腑”《霍乱第六》。在卷十四“小肠腑”中，新雕本《虚实第二》“左手关前寸口阴绝者，无心脉也，若心下毒痛，掌中热，时时喜呕，口中伤烂，刺足少阳。左手寸口中阴实，心实也，若心中有水气，忧恚发之，刺手心主，经在掌后横文中”条，宋校本在卷十三“心脏”《脉论第一》。在卷十五“脾脏”中，新雕本《虚实第二》“两乳间名身堂，主上气厥逆，百壮”条，宋校本在卷十七“肺脏”《积气第五》；新雕本《热痢第六》“治大便下血方，第二十椎主便血，灸随年壮”“久冷五疝便血，灸中脊中千壮”两条，宋校本分别在卷十二“胆腑”《吐血第六》、卷二十三“痔漏”《五痔第三》。

分析以上各例，其一，新雕本是依据“筋与肝合，肝有病从筋生”的理论，将“治转筋法”列于《肝脏·治筋极第四》；宋校本则是根据霍乱“头痛如破，百节如解，遍体诸筋皆为回转”的症状，将这两条转筋灸法并归于《膀胱腑·霍乱第六》，集中载录。其二，新雕本《小肠腑虚实第二》中“心中有水气”“刺手心主”以及《脾虚实第二》中身堂穴主治“主上气厥逆”的论述，均与篇题相悖，当为文字窜乱；宋校本分别归于《心脏脉论第一》《肺脏·积气第五》，与篇题相合。其三，新雕本《脾脏·热痢第六》治五疝便血灸方、治大便下血灸方，是根据发病部位所属归类。宋校本将前者列于《痔漏·五痔第三》，是按照发病部位类方；将后者归入《胆腑·吐血第六》则不知何据，值得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古籍整理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其意识、趋向、方式及具体方法必然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从以上《千金要方》两版本医论条文错互的现象可以看出，宋校本各条医论均与篇题相合，相关内容论说集中，内在逻辑连贯一致，呈现出更为严谨系统的特点。此外，宋校本按照发病部位将耳病、目病诸方统一归类“七窍病”，将“治转筋”针灸方并入“治霍乱法”等，都属于事类相从，便于临床查找使用，增强了该版本的实用性。因此宋校本《千金要方》不仅摆脱了该书版本不一、靠手抄流传的历史，使这部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有了统一的、定型的版本，为统一医学理论提供了具有权威性和规范性的文本材料；而且宋臣的整理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该版本学术框架的严谨性与系统性，由此促进了中医理论的总结与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中医学的诊断与治疗主要是通过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发展的，而医学信息的记载主要是通过作者的主观描述来表达，所以宋校本《千金要方》在客观上阻碍了原始医学信息的表达。范家伟指出，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朝廷根据韩琦的建议设立校正医书局，主要目的是通过整理刊行古代医书为边镇军民提供治疗依据；在该机构馆阁官、通医儒臣、医官的3层架构中，前两者的地位更高，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官只是“入局支应”，等待解答校书时遇到的医学难题^[6]。宋臣在所校11部医书的序文中有8处强调自己的儒臣身份，《新校正 < 黄帝针灸甲乙经 > 序》更是直接宣称：“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7]鉴于馆阁官员和儒臣主导着整理医书工作的情况，所以他们对《千金要方》理、法、方、药核心要素所作的调整与改动是否会对中医学术内涵产生影响则尤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寻与考证，以便正确理解、有效利用文本意义。第三，由于《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重要典籍均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因此对宋臣医书整理的指导原则、过程特点、具体做法及其对中医学理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探讨与总结，应当引起中医文献研究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