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白立鼎, 李佳颖, 陈银潇, 樊亚东, 边育红, 赵舒武
- BAI Liding, LI Jiaying, CHEN Yinxiao, FAN Yadong, BIAN Yuhong, ZHAO Shuwu
- 由中西医结合发展引发的思考
- Reflections a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1(3): 277-281
-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2, 41(3): 277-281
- http://dx.doi.org/10.11656/j.issn.1673-9043.202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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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 2022-01-18
简介:周联,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免疫学会理事、中国免疫学会中医药免疫分会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免疫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免疫学会副理事长等,主持或参与课题64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15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179篇,其中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26篇,单篇最高引用率203次,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次。
中西医结合是将传统中医与西医在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医学认识,涵盖了两者的基本特点,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及西医学科微分化、积分化,并且不断吸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技术科学。中西医结合旨在提高临床疗效,阐明治疗的作用机制获得新的医学启示。2020年8月8日,由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主办的“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研讨会”成功召开,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院长周联教授受邀参与了本次研究讨论。在会议中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回顾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历程,深入思考了中西医结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1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果1959年“中西医结合”正式首见于人民日报,得到广泛的认可并沿用至今[1]。20世纪60年代,卫生部对中西医结合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当时中西医结合的几个主要研究类型:1)利用中医、西医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临床,对某些疾病进行综合研究,以期产生新的理论。2)用西医研究中医,推动基础理论的发展。3)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总结防治方法和临床治疗规律,当前病证结合诊治模式的研究和发展可以认为是该方面取得的成果。4)从物理、化学、电学等方面研究中医[2]。
1978年中国开始招收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3],这是中西医结合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开端,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后备人才。1981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创刊[4],198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中西医结合”设置为一级学科,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将“中西医结合医学”设置为一门新学科[5]。随后几年,中西医结合相关专业、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方向逐步确立。
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若干相关政策和法规,如:1976年卫生部制定了《1976—1985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十年发展规划》[6]、1985年颁布了《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七五”发展规则》[7],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法》的颁布和实施。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和临床实践的发展。
经过60多年的探索,中西医结合在基础研究以及疾病的防治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中医经典理论的现代机制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如邝安堃、陈家伦等学者从神经内分泌的角度研究发现,肾阳虚证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紊乱密切相关,初步提出了肾阳虚的现代科学内涵;中药及其活性成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在临床实践中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如三氧化二砷(砒霜)治疗白血病的重大成果、屠呦呦教授因首次分离与提纯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在临床实践方面同样硕果累累,如对流行性乙型脑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防治,中西医结合均取得显著疗效,尤其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之一。所有这些都是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极大鼓舞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者。
新形势下再次迎来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好时期,周联教授提到,新时代中医药人要勇担历史使命,在总结前人发展中西医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把握好时代机遇,为推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付出努力。
2 中西医结合研究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1 建立了大量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然其研制方法及评价体系尚待完善动物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医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不可或缺的手段,对于中西医结合研究而言,动物模型中的证候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早期研究中,中医动物模型多参照西医办法,其中不少动物模型实际上还是一些疾病的模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中医动物模型的研究才开始由“病”转向“证”,研制思路基本是在西医疾病模型的基础加上中医的一些致病因素,譬如炎症性肠病(IBD)的湿热证模型,就是在IBD造模的基础上结合提高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等办法复合造模。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不断探索,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在研制方法及评价体系方面日渐成熟,然而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疾病证候和评价体系缺乏统一标准、动物模型的制作方法尚不规范等,因此证候动物模型仍然会是探索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2.2 单味药及活性成分的研究吸引了更多关注,忽视了中药复方研究纵观几十年中药研究,中药活性成分或单味药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周教授提出,目前中药研究领域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一是绝大多数中药含有水溶性相对较差的脂溶性化合物,因为这类分子较易通过跨膜转运被吸收,进而发挥其生物学效应。然而,中药最常见的用药形式水煎剂中又有多少活性成分,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或许肠道菌群和肠道黏膜免疫的研究可以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其二是中药的优势和特点在于辨证论治,根据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形成复方,才能在临床取得确切疗效。然而目前中药研究领域忽视了复方的研究,周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中药多途径、多靶点的作用模式有关,而现有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恐不能完全满足和解决中药复杂问题,尤其是复方作用机制的研究工作,所以亟需引入和创建新的研究技术或方法。
2.3 创立了“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然而临床的推广应用不尽如人意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是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中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成果,病证结合诊疗模式的客观性和实际治疗效果证明了其正确性,得到行业内广泛认可。
病证结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模式:中医辨病结合辨证论治模式、中医和西医双重诊断疾病结合辨证论治模式、西医诊断疾病结合辨证论治模式,其中以第3种模式为主。在辨证方式上有辨病与辨证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结合、功能辨证与形态辨证结合和四诊的客观化研究等,治疗原则遵从中西医方法并用的理念。针对“病证结合”模式的应用现状,周联教授认为,目前大部分医疗单位包括很多中医医院,基本上是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同时应用或者先后运用、各自为阵,或者是采用西医诊断、西医治疗为主,辅以中医、中药治疗,这一现象在年轻的临床医生中更为普遍,甚至有些“病证结合”模式着眼于发表学术论文或为了指导科研,事实上公开发表的各种临床规范、指南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应用。周联教授提出,针对上述普遍存在的“病”“证”结而不合的现象,建议开展病证结合模式研究,进行理论升华,指导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从根本上将这一模式更好地推广应用。
3 中西医结合医学未来发展的建议从21世纪50年代至今中西医结合提出已经有70余年,与其他现代科学相比,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其发展并不十分理想,与同时代发展的其他科学或学科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周联教授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3.1 厘清概念、确定学科定位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的前提目前,中西医结合学科仍缺乏准确的概念,学科发展方向不明确,与西医、中医之间的关系不明晰。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思维方式,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来并加以概括[8]。现在的中西医结合的定义更多是一些想法的描述,缺乏学科自身的核心内容。周联教授强调,西医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如常被认为是中医现代研究成功典范的黄连素、青蒿素,往往作为西药被使用,提示中医药工作者应有紧迫感,应该深入阐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内涵与外延等重要理论基础,确立中西医结合学科的“概念”“定位”“规范”和“标准”。周联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医是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中西医结合不可能离开传统中医药的现代科学释义,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有助于中西医结合自身的发展,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周联教授建议,系统整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进一步加强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深入阐释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厘清其学科概念和定位,并明确学科的最终发展方向。
3.2 教育模式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人才的重要保障周联教授提到,从所学知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西医结合的本科毕业生可能是一个西医专科加一个中医专科的水平”,以上是部分单位对医学院校培养的中西医结合本科毕业生的反馈和评价,尽管不一定准确,但也说明对中西医结合教育模式的探索是一个值得仔细琢磨的问题。
回顾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少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前辈和学术泰斗,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西学中”,周联教授同时结合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多年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经历,认为对于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西医的背景十分重要。基于上述的人才培养经验,周教授强烈建议继续坚持“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上述提到的中西医结合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建议从优化课程模式、重视教材建设、提升师资培养力度等方面入手,培养精通中西医结合学科理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型、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3.3 以药促医,推动中医走出国门,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近年来更多研究者把精力投入到中药的研究中,周联教授强调不能忽视中医理论对中药研究指导的重要性。中药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战士打仗的子弹,中医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中药学理论体系是中医的宝贵财富。如果抛开中医药理论指导,仅把中药等当作一般的天然植物,可能是舍本逐末,背离了中西医结合的初衷。周联教授认为,在今后的中西结合研究中一定要避免“废医存药”,而应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开展研究,如中药质量标志物应考虑药材道地性与用药配伍规律等,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4 利用现代科技,创新中西医结合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周联教授认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与其研究工具、研究手段和数据处理的方法密不可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与西医存在差异,若照搬西医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可能导致片面解读中医甚至误读中医。
证候动物模型为最直接的研究工具,周联教授提出,由于“证”的概括性和复杂性,一种动物模型并不可能反映中医证候的全部,因此建议在相关研究中要尽可能采用多种动物模型进行研究,或利用多种动物模型组合的方式,更大程度上实现中医证候的完整性。比如已广泛用于医药领域的转基因和基因敲除动物给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必须意识到,复杂的中医证候不应该是由单个基因所决定的。周联教授主张首先在实验动物中筛选容易出现相关证候的动物,如血压升高大鼠、肥胖小鼠等,进一步通过深入研究确定这些证候动物的客观生物学特征,进而建立中医证候动物模型。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的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代谢组学、宏基因组学等,这些组学技术使从“面”的角度反映机体生理、病理变化成为可能;其次,生物信息学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大数据分析方法,可分析浩如烟海的海量数据。周教授认为,组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技术恰能较好地解决中医药复方研究面临的困境,因此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研究中应充分利用组学技术和生物信息学,逐步创立适合于中西医结合特点的技术与数据分析方法。
4 小结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尤其是在2019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突出疗效并成为中国抗疫亮点之一,充分肯定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实践意义。在新形势下,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挑战,周联教授指出,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中西医结合的定位,加强中西医结合学科自身的发展能力,以利于其可持续发展;其次注重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理论创新最终要回归指导临床实践工作,实现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成果转化,服务于人类健康;最后坚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创立适合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进而推动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突破和创新,逐步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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