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根据《黄帝内经》气味厚薄阴阳与升降浮沉理论，取法天地间风、热、湿、燥、寒变化之象^[1]，将药物分为5类：“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此即易水学派药类法象理论。李东垣为张元素入室弟子，继承药类法象理论，在《东垣试效方》^[2]中专设“药象门”加以阐释。其对药类法象最大的贡献是发挥与升华了“风升生”药物，即“风药”，形成独特的“风药”理论体系，并依此创制新方，广泛应用于临床。李东垣重视脾胃，临证应用风药培植后天脾胃，升发清阳。风药法象于风木，兼具风之轻扬与木之升发，应春生之气，可激发人体气机，升发清阳之气。《内外伤辨惑论·说形气有余不足当补当泻之理》言：“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3]脾胃乃后天之本，主阳气升发，肝胆禀少阳春生之气，助脾升清。“风升生”药物轻清升散，气通肝胆，取其助少阳春升之力，能助清阳升发。诚如《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言：“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4]风药升发阳气，当以升麻、柴胡为佳，升麻入脾胃，柴胡入肝胆，两者相须，对脾胃内伤、清阳不升尤为适宜，补中益气汤为代表方。《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言：“升麻二分或三分，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便是行春升之令；柴胡二分或三分，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4]李东垣善用风药升阳，兹就其配伍特点分析于下。

1 “风升生”配伍“湿化成”——益气升阳

人体生命活动依赖于气的升降出入，张元素《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谓：“升降者，天地之气交也。”^[1]气的升降导致事物发生、变化、发展，中药可凭借自身升降浮沉的药性，干预人体气机运行，以达到调整阴阳、治疗疾病的目的。

张元素创加减冲和汤补脾胃、泻风木、宣外阳、实表里、养营卫，药物组成：柴胡、黄芪、升麻、当归、黄柏、黄芩、陈皮、人参、白芍、甘草、半夏^[1]。原方为宋代《魏氏家藏方》冲和汤（半夏、柴胡、人参、黄芩、甘草）^[5]。《老子》言：“冲气以为和。”“冲和”即气机运动调和。脾胃属土，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张元素尤重脾胃气机冲和，于冲和汤的基础上加黄芪以配伍人参补益中焦脾胃，同时用风药升麻、柴胡升发脾胃阳气。其在《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论及：“人参……善治短气，非升麻为引用，不能补上升之气。”^[1]升麻：“若补其脾胃，非此为引用不能补。”^[1]柴胡：“此少阳、厥阴引经药也……能引胃气上升。”^[1]两药同用，既可泻肝木邪风，又可助人参等“湿化成”药物补益之气上行。升麻、柴胡、黄芪、人参，风、湿两药配伍，补脾胃、升阳气，已具补中益气之雏形。

李东垣师从张元素，于《脾胃论·脾胃胜衰论》强调：“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4]因此缩小病位范围，着眼于脾胃，基于加减冲和汤化裁出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组成：黄芪、甘草、升麻、柴胡、人参、白术、橘皮、当归^[3]。较之原方，倍用黄芪，重在补益脾胃元气，亦固护肺气。去黄芩、黄柏，以防苦寒伤胃。升麻、柴胡引药入经、升发阳气，不再用其泻风木，故减量。加减冲和汤病机为风气下陷，脾胃失调，其泻风木、补脾胃，亦固卫表。陶节庵《伤寒六书·一提金六经证治捷法》言：“有汗，用加减冲和汤实表。”而补中益气汤之证无表邪，更针对脾胃，成为治疗中焦脾胃内伤的代表方剂^[6]。

脾主升清，《脾胃论·天地阴阳生杀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间论》言：“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4]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损伤脾，真气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4]，故李东垣重视升发脾胃清阳之气。补中益气汤补益中焦之药，补益元气之外，黄芪兼能升阳；白术，张元素《医学启源·用药备旨》谓“气味俱薄，浮而升阳”^[1]；橘皮“气薄味厚，浮而升，阳也”^[1]，可见其不仅补脾气，还助脾升清。与风药升发阳气不同的是，黄芪、白术、橘皮3味“湿化成”药物归脾经，由内升发清阳之气，再稍加风药，顺势升提即可。内外相合，脾升力健^[7]。《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曰：“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芪、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3]风药升发阳气需配伍甘温补脾胃的“湿化成”药物才能发挥作用，益气不升阳则气不上达，升阳不益气则无气可升，反致虚阳上越。

补中益气汤按药类法象分析，方中由湿化成和风升生两部分药物组成，前者量大，后者量少。湿药补气配伍风药升阳，以补气为主，升阳为辅，补中寓升；风药行气，又可补而不滞^[8]。风药引甘温湿药上行布散，能更好地发挥其补益之功。补中益气汤后李东垣又创制了一系列益气升阳方剂，所治病证各有不同，但皆以风、湿两药协同增效为核心，这是易水学派的用药法度之一。

2 “风升生”配伍“湿化成”——升阳散火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怫之先兆也。”火郁原指自然界火气之郁，天人相应，人体亦可出现火郁，在治疗上《黄帝内经》提出“火郁发之”的原则，张景岳《类经·运气类》谓：“发，发越也……凡火所居，其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非独止于汗也。”即因势利导治疗火郁。升散为风药之象。风药之气四达，有上下内外四周宣布发散之功，故能发越郁火，使郁火开解，热有出路，外达而散。且由于火性炎上，与风升暗合，可顺应火之性，因势利导，效果显著。火郁本质在于气郁，气郁致火邪藏于内，故治疗应先疏通气机；肝主气机，故顺气以顺理肝气为先，风药应肝，具疏畅气机、调达肝木之功，可助郁火发越。风药助脾升发清阳亦是其治疗火郁的特点。

《脾胃论·君臣佐使法》言：“以柴胡、苍术、黄芪、甘草，更加升麻，得汗出则脉必下，乃火郁而发之也……风药升阳以发火郁，则脉数峻退矣。”^[4]李东垣以甘温湿药益气升阳配伍大量辛散风药发越郁遏之火，标本兼顾，为升阳散火法，代表方升阳散火汤，方用“湿化成”药物人参、甘草甘温补脾泻热，风药升麻、柴胡、葛根升阳，使阳气上达腠理，卫外而固，此为治本，并且防风、羌活、独活等诸风药亦可散火，使郁火伸而阴火散。汪昂《医方集解·升阳散火汤》根据风药各药物归经阐述：“柴胡以发少阳之火为君；升、葛以发阳明之火，羌、防以发太阳之火，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为臣；此皆味薄气轻，上行之药，所以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另加白芍敛阴缓解以泻脾火，《医方集解·升阳散火汤》言：“酸敛甘缓，散中有收，不致有损阴气。”

治疗火郁可配伍寒凉药，但不可过用；若过用则会阻滞气机，冰伏邪气，火郁不得外出，《黄帝内经》所言：“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但是也应注意忌讳发散太过温性风药升阳助火，火热内盛时，选用寒凉药物佐治，如此则不会发散太过。

3 “风升生”配伍“寒沉藏”——微泻阴火

李东垣首创“阴火”理论，所论“阴火”，概念十分广泛，“阴火”在李东垣医著中出现40余处，涉及肝火、心火、脾火、胃火、肺火、肾火、经脉之火、五志化火等^[9]。关键在于脾胃，认为阴火是脾胃内伤、清浊相干、阳虚火浮所致。壮火食气，《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言：“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4]元气不足，则阴火妄动为害，只有阳气升发而阴火才能潜降，故阴火主要病机为元气不足、清阳下陷、阴火上乘。李东垣阴火证具体方药以张元素药类法象进行分析，可大致分为3类：1）湿药。阴火之根在于脾胃内伤，《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点明虚劳不足之人需用温补。通过运用甘温湿药补益脾土，使元气化生、阴火得灭。主要选用人参、黄芪等甘温药物，如《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谓黄芪、人参、甘草：“除湿热、烦热之圣药也。”^[4]2）风药。《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曰：“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4]阳气入于阴分，发为阴火。升麻、柴胡、防风、羌活、独活等风药辛散升发，使下陷之清阳发散到阳分，如此清阳上升，阴火潜降。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曰：“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应用风药当中病即止，以其具辛、温之性，过用则升发太过及风燥太过^[10]。3）寒药。即“寒沉藏”药物。阴火源于脾土亏虚，寒药使用不当则伤脾而致阴火愈甚，《本草纲目·火部》谓：“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然寒药可敛降阴火上冲之势，故阴火之治亦可应用寒药，但需配合辛甘温之法。此外，李东垣常提及“少许”“从权”“酒洗”等，故还需考虑用量轻少、炮制得当、三因制宜、随症加减及中病即止等要素。一般上焦用黄芩、黄连；下焦用知母、黄柏。

李东垣以甘温除热作为治疗阴火的基本治则，火不盛者不必加寒药，待脾气升，阴火自息，方如补中益气汤，风药辛温配伍湿药甘温，益气升阳，治疗“脾证始得”之阴火。但补中益气汤方后加减法云：“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3]如阴火亢盛者，则随症加减，兼用甘寒药以泻其火，从权治其标，《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云：“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当先于心分补脾之源。盖土生于火，兼于脾胃中泻火之亢甚，是先治其标，后治其本也。”^[4]《景岳全书·杂证谟》言：“再考东垣之方……每用芩连，亦即其制伏火邪之意，第以二三分之芩连，固未必即败阳气……此其中要必有至道存焉。”加入甘寒药泻阴火，并能制风、湿药之温，防止补气有余生火。

李东垣制方常将益气升阳与泻火兼顾。相较补中益气汤而言，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更能体现阴火治法。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为《脾胃论》第一方，方用湿药人参、黄芪、炙甘草甘温补中益气，苍术健脾燥湿；风药羌活、升麻、柴胡辛散升阳，助运化，利枢机；加寒药黄芩、石膏、黄连甘寒泻火，清热燥湿；诸药合用，共奏辛甘温益气升阳、甘寒清泻阴火之功。《脾胃论·脾胃胜衰论》释其方义：“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4]辛甘温药和甘寒药合用方能成效，此为要点。益气、升阳与泻火相辅相成，益气升阳为主导思想，泻火属权宜之计。李东垣用药虽重温补，但辨证论治，未忽视应用寒凉药。

综上可知，阴火证用药法度主要以人参、白术、黄芪、甘草等甘温湿药补益枢转中土之气，升麻、柴胡、防风等微苦辛温风药升发清阳，少佐以黄芩、黄连、黄柏、石膏等苦甘寒凉润之药顺降阴火，复中土轴枢运转之常。

泻阴火妙处在“微泻”，诚如任应秋教授所言“按照李东垣的理论，阳气虚则阴火上乘，升药力量大会助阴火上升，阳气没有升起来，阴火反更猖獗，要注意把握度量。降亦如此，降之太过，阴火反而未降，中气越是下陷”^[11]。故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本法切忌独用寒凉、剂量过大、炮制不当及不应时气等，使用不当将伤及中阳，使得阴火愈演愈烈^[10]。

4 结语

张元素构建药类法象的目的在于以之为用方之阶，也就是直接指导组方用药，李东垣接受张元素组方思想，创制了大量方剂。其创制的方剂虽多，方中药味虽繁，但是只要把握住用药法度，自可提纲挈领，举一知百。

李东垣用药以风药升阳为核心。风药法象于风，味薄则通，开通发泄，具发散外邪之能，历代医家多用于外感病。风药可用于外风侵袭所致之表证，药如防风，张元素《医学启源·用药备旨》中谓其：“气温味辛，疗风通用……除上焦风邪之仙药也。”^[1]亦可用于虚风内作，如张元素创天麻半夏汤，方云：“眼黑头眩，虚风内作，非天麻不能治，故以为君。”^[1]李东垣旨承张元素，制半夏白术天麻汤，故风药有内风和外风之分。但李东垣重视脾胃，临证更多应用风药培植后天脾胃，升发清阳，并依此创制新方，将风药升阳的特点广泛应用于脾胃内伤病的治疗，大大拓展了风药在内伤病中的运用。

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为阳气阴精升降浮沉之枢纽，李东垣独重脾胃，从脾胃斡旋气机、化生气血、荣养机体的角度出发，风药升阳必配伍与脾胃相应的“湿化成”药物，以湿药培健中土，风药领其升发，使中焦斡旋，周身大气一转。脾胃枢转则肾水上升、心火下降而水火既济；肺金宣降、肝木调达而气血和合。李东垣辨证论治，虽重视升发，但未忽视沉降；重温补，亦未忽视配伍应用寒凉药，故制方非仅以益气升阳为主，兼湿浊、阴火等征象亦降浊、泻火，升降兼顾，使人体之气周流，足为后世医者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