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原藏于敦煌藏经洞，是敦煌医书中重要的一本，原本虽已遗失，但经过其当代传人张大昌及弟子和中医文献学专家王雪苔、钱超尘等完善，其原貌渐清而得到学界重视。经考证，本书内容、文字风格、道教思想均与陶弘景相近，结合《南史·陶弘景传》考证，本书为陶弘景撰写概率较大^[1]。本书以脏腑辨证为核心，阐述了五脏所苦所欲所急食的药味，罗列了诸药之精25种，并借此阐发了五行互含之理及五味之用，拟定了56首方剂，包括治疗误治导致的五脏变证方5首、治疗五脏虚损方5首、治疗外感病的大小二旦六神方及正阳旦汤共17首、通过五官给药治疗五脏气壅及内外隔绝而导致的中恶卒死方5首，以及最核心的以脏腑辨证为分病依据的五脏大小补泻方24首，其中20首较为严格地以中药药味作为组方依据，并按照该书阐述的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组方。当代学者对本书方剂的源流进行了考证，认为本书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皆传承了现已遗失的古医书《汤液经法》的部分内容，两书方剂多有相似之处，因此研究《辅行诀》方剂组方规律有助于加强对经方的理解^[2-4]。本文对《辅行诀》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和五脏大小补泻方的组方规律进行简要探讨，挖掘以中药性味为基础的组方方法，以期为古代方剂的解读和当代中医临床提供帮助。

1 《辅行诀》五脏苦欲补泻理论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是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运用五行生克理论和五行归类的方法，根据五脏自身生理、病理特性，借助中药五味，调整五脏气机升降出入方式，从而达到治疗疾病效果的一种药物治疗学理论^[5]。中医界一般认为，《素问·脏气法时论》的论述为中医对五脏苦欲补泻认识的源头，其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6]，后世中原医学多以此为准绳。

而当代发现的敦煌遗书《辅行诀》之论述与此不同，其苦欲补泻的原则为“肝，用辛补之，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用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用辛泻之，甘补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用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肾，用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7]。对比以上两个版本，五脏所对应的补味均相同，而泻味与急食之味多有不同。《辅行诀》中某脏的泻味均为克制该脏之脏的补味，急食之味均为该脏所克之脏之补味，如心脏之泻味为克其之肾脏的补味苦味，急食之味为其克制之肺脏的补味酸味，逻辑严谨，规律可循。而《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泻味和急食之味的规律并不明确，如肝脏的泻味酸味为克其之肺脏的补味，而心脏的泻味甘味为其所生之脾脏的补味，还出现了苦味同时为脾脏泻味和急食之味，又同时为脾脏和肺脏急食之味这般较为混乱的情况，规律并不明确。由此可见，《辅行诀》中的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对应关系更成体系，理论更加完善。

当代著名医家张大昌传承并发扬了《辅行诀》组方思想^[8]，认为《辅行诀》中所述的虚实补泻不同于中医所述“虚”“实”之意，而是以体为用，即可以实体和功能、实体和属性^[9]解释。五脏的体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脏之体决定了脏之用的特点，又依赖于其用正常以维系自身之实体；脏之用是其体性特点的外在表现，其又可以反映出脏之体的生理病理情况。五脏的体用互为调控，共同维持本脏生理，构成本脏气化活动^[10]。而在病理情况下，五脏之用病为虚，体病为实，助用为补，助体则泻。

2 《辅行诀》汤液经图

《辅行诀》中诸多内容可能传承自《汤液经法》，陶弘景言“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一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并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此《汤液经法》”^[5]，言明《辅行诀》与张仲景等汉晋时期诸多医家一样，受《汤液经法》影响颇深。

《辅行诀》记载汤液经图1张，陶弘景认为其囊括了本书的理论精髓，称赞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本图可以辅助对《辅行诀》的组方用药思想进行理解。

本图由两层五边形及其外侧备注组成：五边形外层顺时针方向按照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的顺序排列，水在最下方；五边形内层的两种药味，按顺时针方向，靠前的（即“用”字对应）为相应脏腑的“补味”，靠后的（即“体”字对应）为其“泻味”；五边形的五边外中间有一“化”字，其味即相应脏腑的“急食之味”。如肝木补用辛，泻用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另外，五边形五个角有“除某”两字，其功效为五边形内层左右两味合化之后的作用，如酸苦除烦、咸甘除燥、辛苦除痞、咸辛除滞。另外，主图下方还附有备注，顺时针旋转为补，逆时针为泻。

3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对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的运用

《辅行诀》以中药性味为配伍首要依据。在治疗五脏病症时，依据五脏苦欲划定的“补味”“泻味”和“急食之味”选择中药进行组方。

3.1 诸药之精

《辅行诀》中选录了25种重要中药（该书称之为“诸药之精”），并规定了其对应的五味，见表 1。书中记载了20首使用“诸药之精”选录的药物，并以药物的性味为组方依据。

3.2 小泻方

五脏对应的小泻方严格按照“二泻一补”的思路组成，如小泻肝汤由酸味的枳实、白芍及辛味的生姜组成，见表 2。

3.3 大泻方大泻方

是在对应脏的小泻方基础上加入3味药物，其中1味是本脏急食之品，另外两味药物来源于治疗“我生”之脏的小泻汤，由小泻汤中的补味之药和其中1味泻药组成。如大泻脾汤是在小泻脾汤的基础上，加上脾脏急食之苦味药黄芩，再加入小泻肺汤中的酸味白芍以及咸味的大黄而成，见表 3。

3.4 小补方

五脏所对应的小补方基本以“二补一泻一急食”的格局组成，如小补肝汤由辛味的干姜、桂枝以及酸味的五味子、甘味的大枣构成，见表 4。

3.5 大补方

大补方是在相应小补方的基础上，加入治疗其所生之脏的小补方中的“二补”和“一泻”，如大补脾汤是在小补脾汤基础上，加入小补肺汤中的“二补”麦冬、五味子及“一泻”旋覆花而成，见表 5。

3.6 《辅行诀》五脏病症方组方用药规律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明确《辅行诀》五脏病症方各有其严谨的规律，分析后尚能发现其组方特点。首先，其方注重五脏生克关系，多用子母同治方法进行组方，如五脏相应的大补泻方中，均有兼顾其子脏的用药，体现了五脏的整体性。补泻兼施是该书方剂中另一显著特点，补方非是纯补，而是补中含泻，如小补方中也用1味泻药；泻方亦非纯泻，而是泻中含补，如小泻方中也有1味补药。需要强调的是，《辅行诀》中所论述的补泻，不完全等同于当代中医从功效理解的内涵，而是从五脏气化规律及其苦欲角度入手，结合药物功效组合而成。如甘草调和诸药，补脾益气，被归入补益药，但在小泻肾汤中起到甘泻之用；大黄泻下逐瘀，为典型泻下药，而在小泻心包汤中则起到咸补之用。这种以药味为纲进行方剂配伍的思想在后世中原医学中并未得到主流重视，与当代主要依靠功效主治拟方的思路亦不相同，唯在《辅行诀》中有系统而明晰的论述，故本书逐渐得到了当代学者重视。

进一步分析五脏病症方的组方，可以发现如下用药规律：1）所有补方均使用了相应脏所对应的主药，即大小补肝汤均用桂枝、大小补心包汤均用旋覆花、大小补脾汤均用人参、大小补肺汤均用五味子、大小补肾汤均用地黄、体现了每种性味的主药在调治该脏虚证中的重要地位。2）五脏大泻方用药较为集中，5首方剂中均使用了白芍、黄芩、甘草、姜（大泻肝汤中为生姜，其余4方中为干姜）、大黄，正好对应酸、苦、甘、辛、咸5味，可以认为这是《辅行诀》大泻方的基础，被广泛应用于五脏实证的治疗中。五脏大泻方均是在这5味药物的基础上，加入1味性味为泻本脏的药物（肝——白芍、心——黄连、脾——附子、肺——葶苈子、肾——茯苓）而成。3）五脏大补方用药较为分散，没有5首方剂共同使用的中药，五味子、竹叶、甘草、干姜、旋覆花均出现4次，是大补方中使用频率最高的5味药。4）五脏大补方均为7味药，大泻方均为6味药，契合《汤液经图》中“阳进为补，其数七；阴退为泻，其数六”的论述，亦与《伤寒论》中“阳数七，阴数六”的论述相符，佐证了《辅行诀》与《伤寒论》理论相通，均来源于《汤液经法》。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辅助理解《伤寒论》的文献。

4 古今医家对《辅行诀》五脏苦欲补泻理论的应用

由于《辅行诀》在20世纪初才出现，且《素问·脏气法时论》之后，以性味为依据组方用药并非中医主流，即使是发扬了脏腑辨证的易水学派，也很少直接依据性味进行组方。因此，古代医家少有对本理论明确的论述，但不少古代经典名方仍暗合了《辅行诀》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典型的如《伤寒论》中太阴病篇的主方理中丸，由人参、干姜、白术、炙甘草各三两组成，与《辅行诀》中的小补脾汤（人参、干姜、炙甘草各三两，白术一两）组成药味完全相同，仅白术用量不同。理中丸与小补脾汤均是“二甘一辛一苦”之方，均有温补太阴脾经功效，这也是《伤寒论》与《辅行诀》的相通之处。后世名方中，较为典型的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逍遥散，本方由辛味的柴胡、生姜、薄荷，酸味的白芍，甘味的甘草、茯苓、当归和苦味的白术组成，合计“三辛三甘一酸一苦”，恰好为小补肝汤“二辛一酸一甘”和小补脾汤“二甘一辛一苦”用药叠加，柴胡、薄荷、白芍、当归养肝，甘草、茯苓、白术、生姜健脾，体现了本方肝脾同补之功。

当代医家亦有善用《辅行诀》理论及方剂者。金锐等^[11]对《辅行诀》及汤液经法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分析，认为其蕴含的五味补泻配伍成方理论和五味配伍转化理论，比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更加精准，并以此解读经典名方，如桂枝汤变为小建中汤是倍加白芍，使酸味的白芍用量等同于辛味的桂枝与生姜用量之和，辛酸化甘，再加甘味的饴糖，增强补脾功效^[11]；干姜人参半夏丸中的干姜、半夏味辛，人参味甘，正合小泻脾汤“二辛一甘”组方之法，其主治为“妊娠呕吐不止”，与《辅行诀》对脾实证及大小泻脾汤“腹满、干呕”等描述亦相符，认为本方应为泻脾之方^[12]；李应存广泛地将《辅行诀》中的五脏大小补泻方应用于临床各科治疗^[13-19]，如使用泻肝汤加减治疗失眠、抑郁，使用大补肾汤作为基础方治疗肾虚型糖尿病、眩晕、咳喘、头痛等疾病；张大昌及其传人衣之镖善用《辅行诀》所载方剂，治疗范围不独局限于原书所载，如其使用大补肺汤治疗咳喘、悲伤、消渴、咽痛，使用大补肝汤加减治疗晕厥、眩晕、肢体痿软等病。师徒两人对《辅行诀》医理尚有发挥，如运用咸甘除燥之理，将黄酒与碱面合用治疗血燥崩漏，将食盐与白糖同用治疗血燥鼻衄，均有良效^[8]，显示了《辅行诀》理论具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

5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辅行诀》五脏病方基本都具有其严格的组方规律，以脏腑辨证为核心，以脏腑气化规律为组方依据，根据中药五味判断其对不同脏的作用，并以此为纲领，兼顾中药功效作为组方依据，通过判断脏腑的虚实选用相应气味的中药进行组方，即小泻方严格按照以“二泻一补”的格局组成，小补方由“二补一泻一”“急食”组成，大泻方在相对应脏腑小泻汤的基础上，加入两味治疗“我生”之脏实证的小泻汤中两味药味不同的药物和1味本脏急食之品，大补方则是在相应小补汤的基础上，加入治疗其所生之脏的两味补药和1味泻药。所有补方均使用了相应脏所对应的主药，芍药、黄芩、甘草、姜、大黄为五脏大泻方的基础药物，五脏大补方均为7味药物组成，大泻方均为6味药物组成。

然而，《辅行诀》五脏病症方仍然存在一些尚待解释的疑难，如心脏大小补泻方用药范围与其他五脏差别明显，基本没有使用“诸药之精”中的药物；又如《汤液经图》中酸甘合化“除某”字缺如，这些问题仍待进一步研究阐发，以期更好地完善《辅行诀》五脏苦欲补泻思想，为当代中医的学术发展和临床应用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