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奎，字文垣，号东宿，别号“生生子”，明朝徽州休宁（今安徽省休宁县）人，师承汪机弟子黄古潭。孙一奎博览群书，崇尚道教，又广纳医家之言，以天人君相、三焦命门等角度拓展对火的认知，以“命门动气说”和“三焦相火论”闻名于世，推动了温补学派和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发展。

孙一奎师承河间学派，其相火思想深受朱震亨“相火论”影响，在著作《医旨绪余·相火篇》后专附《丹溪相火篇议》一文，对朱丹溪的相火论加以辩难驳诘，在批判中推陈出新，虽然在文中表示“愿为丹溪之忠臣”，但是在承袭朱震亨相火论部分学术思想的同时，由于世人盲从“相火妄动”而滥用滋阴降火之法，以致虚损现象尤为常见，因此对相火的阐述有其独特的思辨角度。文章将以“相火”为核心，探讨孙一奎在道教“天人合一”和“玄牝”理论的影响下对“相火”的阐发，以期对其相火思想进行初步研究。

1 道教思想为哲学基础

《新安志·叙杂说》云：“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聂遗风，以故人多好仙。”徽州地区名山秀水，道观众多，道文化浓厚且历史悠久，在孙一奎故里休宁就有“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在明代抑佛重道的统治下，世宗朱厚熜对齐云山道教的发展鼎力扶持，促进了徽州地区道文化的传播与盛行^[1]。受道文化的熏陶，孙一奎别号“生生子”，热衷于“外丹”之术，所著医书《赤水玄珠》一名由罗浮道人所题，取自《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其采书目录中有《抱朴子》《黄庭经》《金丹大全》《列仙传》等多部道教名籍，另一著作《医旨绪余》中亦常引用《黄庭经》《中和集》等道教典籍以阐发医理，从其医书中也的确能够窥见孙一奎深受道教影响。

《庄子·齐物论》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教主要吸收道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从自然宇宙的角度创立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两者相融相通，应当和谐共处、共生共荣^[2]。《道德经·第六章》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尽管历代对于“玄牝”的诠释众说纷纭，但皆认为“玄牝”是天地万物产生之地，具有内在生生之意^[3]。《玄宗直指万法同归·卷二》言：“两肾之间，空虚一窍，名曰玄牝。”玄牝是进入虚空感受先天一气的门户^[4]，这与孙一奎“命门动气说”非常相似。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孙一奎认为天有君相之火，人体内亦有君相之火，天人方能相应相合；而“玄牝之门”的概念也促使孙一奎命门学说的产生。两者为孙一奎相火思想的诞生奠定了道教哲学基础。

2 火为造化生息之机

《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变销烁，其灾燔焫。”《医旨绪余·相火篇》开篇即引《素问》强调火能化生万物之性，又言：“火为五行之一，化生之机，在天在人，不可一日而无，诸书虽往往于杂症中言之，然未有能分君相之名，及明令气之序。”与“未有能分君相之名”的医家不同，孙一奎承袭朱震亨火分君相的思想，直言火当有君相之别。《赤水玄珠·明火篇》云：“火之有二，君相是也。”孙一奎在肯定火对人体重要作用的同时，又对《素问·天元纪大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进行阐释，认为君相之职各不相同，于《医旨绪余·丹溪相火篇议》言：“盖以君虽属火，然至尊无为⋯⋯盖相宣行火令，而守位禀命。”君火如帝王君主，但因至尊之位而无需具体作为，行统领之用即可；而相火似宰相臣子，奉行君主命令，应司推动之职^[5]。君火、相火共同维持人体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彼此互根互用、相得益彰，一日不可或缺。

言及“明令气之序”，在以朱丹溪相火论为主流思想的明代，医家注重人体内妄动之相火所致的杂病，鲜有从令气言天火者。《格致余论·相火论》记载：“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人皆不可离火而生，天火与人火都不可阙如。道教内丹书中常用“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来概括说明人身与天地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相互对应、相互影响^[6]。因此与朱震亨“君火为人火，相火为天火”的理论不同，在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孙一奎在《赤水玄珠·明火篇》明确指出“不可以君相而分属天人”，而是天人各具君相之火。从天之六气而论，君火主少阴二之气，相火主少阳三之气，天火有君相之分，独非相火为天火；再以人之脏腑而言，则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人火亦有君相之别，并非只有君火为人火^[7]。以此驳斥朱丹溪之论述，绝不可以天人分属君相。在天之外有君相，在人之内亦有君相，天人内外相合相应，才是道之天人观的本理。

2.1 天火——少阴君火，少阳相火

孙一奎强调天火的重要作用，在《医旨绪余·相火篇》中主要探讨了君火、相火与令气的对应关系，也将天火称为外火。天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依时划分唯火有二，即二之气为少阴君火，三之气为少阳相火，并将两者总结为天之君相。“君火之化热，主春末夏初，行暄淑之令，而不行炎暑”，春分至小满为二之气，君火应君德统摄而不作为，故令行温暖而不行盛暑，以热称之；“相火之化暑，主于夏⋯⋯炎暑乃行”，小满至大暑为三之气，相火行君命主推动之职，故行夏日酷暑。六节之序，始于风木，终于寒水，令气以交替变化之轮序而相继盛衰，岁岁如是，故春夏秋冬四时阴阳变换才能如常，进而维持万物生化。

2.2 人火——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

《赤水玄珠·明火篇》言火“必先有定位，而后可以言变化”，在人体内，论火需要首先通晓其定位，依据定位分析其作用，因此人火又称为内火。但孙一奎反对朱震亨“相火寄于肝肾”的观点，认为包络为护心之脂膜，三焦所布的膻中、气海均位于膈上，两者离心之君火相近，既可护卫君心，又可行推动气血之用。因此在人体内，当以“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心行君主之职，包络、三焦司宰相之用。医者“多认阴火为相火，又有以五志之火为相火”，皆为对相火的误解。而对于朱震亨所谓“寄于肝肾”的“相火”“龙雷之火”，应属于由内而生的五脏厥阳之火，当以邪火称之，而非五行正火之相火^[5]。

《道德经·第六章》言：“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牝是万物所生之根源，正如在人身之中，命门为生生不息之机。孙一奎受道教“玄牝”之说的影响，提出命门动气学说，在命门与相火的关系中，强调命门“非水非火”的性质，但命门又为相火之原。

2.2.1 命门不得为相火

明代主流观点认为“右命门相火说”，即“右肾为命门，命门内寄相火”^[8]。但孙一奎极力否认“命门为相火”的观点，并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证缘何“右肾、命门非相火”。《难经·三十六难》云：“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虽然首创了左为肾、右为命门的观点，但并未提及两者有水火之分。因此，后世医家不得妄自将命门分属相火。手少阳三焦经与手厥阴心包经表里相配，若三焦与命门表里相配，则出现“手经配足经、火配水”的本质错误，因此孙一奎认为《脉诀》中“命门配三焦而属相火”的观点为误解。两肾属坎，命门原气应为坎中之阳，若以之为火，则离中之阴当以水称之，显然并无此种说法。孙一奎又以道教取坎填离之说驳斥右肾为相火，“五行火高水下⋯⋯采坎中之一阳，填离中之一阴”。在人体内，心火下温肾水，肾水上制心火，谓之水火既济。肾属坎，心属离；坎中有阳，离中有阴，但不能以此一阴一阳而改变坎离的本质属性。故命门非水非火，更不能内寄相火。

2.2.2 命门为相火之原

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元气论》曰：“夫元气者，乃生气之源，则肾间动气是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命门之气，动出其间。”不难看出，孙一奎命门动气学说的形成深受此文影响。《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云：“命门之义⋯⋯道之玄牝也。”又言，“夫二五之精⋯⋯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此“真气”乃肾间动气（原气），原气即道之元气，又如先天一炁，为人体生命之源头，不断推动人的成长发育与生命活动。正如《难经·六十六难》所言，命门原气乃“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也”。

《脏腑标本虚实寒热用药式·命门》有言：“命门为相火之原。”命门原气充沛，人身之阴阳、五脏才有根本，神机气立才有正常运转的基柱。《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云：“命门⋯⋯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又云，“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三焦与命门虽不得表里经络相配，命门与相火也不可混为一谈，但命门与三焦相火间也并非毫无关系。王冰有言：“三焦者，上合于手心主。”《难经·八难》言：“肾间动气也⋯⋯三焦之原。”三焦有名而无形，上合于心，下合命门，自下发于肾间原气而出于上焦，为原气之别使^[8]，三焦阳气又为相火，因此三焦“别使”之职乃相火之用。命门原气发挥“人身之本”的作用，需要相火以三焦为通路，推动原气散布于周身。命门为三焦之原，命门原气盈满，三焦化源充足，功能正常，乃可促进相火推动之功。因此，命门原气的充盛与否，关系到三焦相火的职能是否正常。命门原气为“生生不息之机”，相火有“裨助生生不息之功”。

3 天人相火，致病不同 3.1 运气失序，相火失位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六气盛衰交替，变化正常可使万物得以生长运化；若变化异常，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相火为三之气，其令炎暑；若相火失位，非其时而有其气，六气之相火便会转化成六淫相火。《赤水玄珠·外内君相》云：“夫外者，火邪自天，气血感之而为病。”相火属阳，为病当主动，虽令暑但也属热，若相火化热太过，则易产生如瞀瘛、暴喑、躁攘、狂越等症状。

3.2 原气不足，相火衰弱

《医旨绪余·命门图说》云：“肾间原气，人之生命。”命门所藏的原气，实则为人体生生不息之根源所在，命门原气充足，生命活动才能正常运转。若命门原气不足，三焦相火化源不足，其推动、温煦、散布气血的功能便会受到影响。《赤水玄珠·虚怯虚损痨瘵门》曰：“虚是气血不足。”气血缺少肾间原气作为来源，同时无法通过三焦相火到达周身，人体缺乏气血充养，则易引发虚损之证。命门三焦“一气同原”，命门原气不足亦可直接导致三焦相火不足之证，可见气不上纳、水谷不化、清浊不分等情况^[5]。

4 治疗补泻有别 4.1 参察令气，寒凉泻火

孙一奎的著作中虽未提及令气相火致疾的治疗，但他十分强调无论火邪如何为病，都应详查令气之流行，若医者在临床中不以时令节气为参照，则往往导致失治误治。《孙文垣医案·三吴治验》第八十二则中记载，一仆人因时疫发热、口渴等症服用藿香正气散加减后大吐大泻，发热不减反增，头痛、烦躁、口渴、鼻干、呕吐、小便短涩，孙一奎认为参考令气，此时为五月火令当权，应以甘寒之药治之，藿香正气散等辛香走窜之剂只会使火愈炽而伤及津液。故急用人参白虎汤加竹茹、葛根、青蒿、升麻等寒凉之品散其热，两剂即愈。

4.2 下元虚损，温补脾肾

孙一奎十分重视对命门三焦的保护，反对误将命门认作相火而滥用寒凉损伤阳气。针对原气不足而致的虚损证，创立了壮原汤、壮原散等方剂，温补下元使阳气上乘。但孙一奎不拘泥于命门，而是强调脾肾同补，在使用附子、干姜温补肾阳的同时，又佐以人参、黄芪调补脾气^[9]。温阳与益气同用，先天与后天并补，命门得以温补而火旺。《孙文垣医案·新都治验》记载，“仲暗侄孙患鼓胀，足膝肿大不能行，面色黄而口渴，小便短赤，以温补下元，兼以理脾之法，予壮元汤加减”，肿消大半。孙一奎认为鼓胀又称“气虚中满”，此为元气虚寒，不能转运，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所致。中气健运有赖于原气的温煦，因此以壮元汤温补命门，兼以理脾使中气运动，阳气上腾，浊气下降，则肿满自消^[10]。

这种固人体先后天之本、培脾肾元气的方法，在新安地区掀起热潮，并受到后世罗周彦、徐春甫等医家推崇，自此以汪机、孙一奎为核心，以参芪术配姜桂附、脾肾兼补为治疗特点的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蔚然成风^[11]。

5 总结

孙一奎论相火深受道教影响，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分别论述天人相火，强调火的重要作用。在天为二之气少阴君火，三之气少阳相火，运气顺应六节之序才能化生万物，否则便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在人则心为君火，包络三焦为相火，相火以命门为根，以三焦为用，若命门原气不足则会导致相火衰弱而产生虚损证。从令气论述天之君相，突出临证用药需要参考时令节气。又将道教玄牝引入医理，创立命门动气学说，通过阐述相火与命门、三焦的关系，强调温补命门原气的重要性。孙一奎批判由于朱丹溪之学风行于世，以及时医误以命门为相火，而致医者滥用寒凉的时弊，将医理重心逐步由“相火”引向“命门”，启发了后世赵献可、张介宾等医家命门学说的发展。其温补思想也对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形成和温补学派的发展影响深远，推动了“甘温补虚”思想的发展^[12]。

纵观孙一奎的相火学说，既汇集了无数前贤医家的精华，又在思辨中诞生了独特的见解，孙一奎虽强调温补，但又注重清热，既不可滥用寒凉，也不可一味温补。而中医也正是在寒温之辨中，得以延续千年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