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指机体对于感染因素的免疫反应失衡而导致危及生命安全的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是危重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若未能及时发现或有效治疗，脓毒症可以进展为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其高病死率的直接原因。全世界每年约4 890万人感染脓毒症，其中约1 100万人因此死亡，中国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更是高达30%^[2-3]。脓毒症救治的医疗成本较高，幸存患者常因后遗症而显著影响生活质量^[4]。尽管近年来脓毒症治疗在抗感染和高级生命支持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5-6]。

1 脓毒症的中医理论基础 1.1 正气不足为本

中医对脓毒症的理论认识基于传统经典理论并结合现代临床实践，形成了独特的病因病机学说和辨证体系。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认为正气虚衰是脓毒症发病的内在基础^[7]。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虚弱导致气血生化不足，卫外不固，外邪易乘虚而入。创伤、手术、感染等急性应激状态更易耗伤正气，形成“急性虚证”，使病情迅速恶化。

1.2 毒邪内蕴为标

脓毒症的“毒”既包括外源性病原体（如细菌、内毒素等），也包括内生之毒（如炎症因子、代谢产物等）。毒邪侵袭后，热毒炽盛，壅滞三焦，导致气血逆乱，络脉瘀阻^[8]。肠道作为毒邪“策源地”，肠黏膜屏障受损后，毒素入血进一步加重全身炎症反应，形成“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1.3 气机逆乱为核心病机

脓毒症的病理过程可以概括为“始于肺，乱于中，逆乱在下”。肺主气，外邪首犯肺卫，肺失宣降则气机壅滞；中焦脾胃为气机升降枢纽，腑气不通则浊毒内蕴；下焦肾气亏虚则阴阳离决，终致多脏器衰竭^[9]。这一过程与六经传变（太阳→阳明→少阳→三阴）高度契合。

1.4 络脉瘀滞为关键环节

根据“久病入络”理论，脓毒症毒热之邪迅速侵袭脏腑络脉，导致气血运行障碍，形成“毒瘀互结”^[10]。现代研究也证实，微循环障碍和凝血功能紊乱是脓毒症器官损伤的重要机制，这与中医的“瘀血阻络”理论相呼应。

2 中药治疗脓毒症依据

脓毒症引起的炎症反应程度剧烈、持续时间长且难以控制，是诱发多器官损伤的关键因素，因此新型抗炎疗法的研发亟待推进以期有效治疗脓毒症^[11-12]。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补充和替代疗法，以探索新型治疗手段治疗脓毒症及相关器官损伤^[13-14]。中药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和互补疗法，在多种疾病治疗方面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日益得到认可。根据中医理论，脓毒症被归类为“外感发热病”，其治疗原则包括清除热毒、清理内脏、驱邪外出、促进血液循环、祛瘀生新以及强身固本^[15]。在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指导下应用中药特色疗法，对脓毒症的预防及治疗具有独特优势^[16]。

3 中药对脓毒症的治疗作用

中药在脓毒症治疗中的潜在价值体现为多层次的系统调控策略。中药复方通过多组分协同作用，靶向干预炎症风暴、免疫失衡等，其“多靶点-网络调控”特性可以覆盖脓毒症病理网络的复杂性。中成药基于标准化制剂工艺，快速实现免疫调节与器官保护，尤其适用于急重症的规范化治疗。单味药与中药单体则能够凭借精准调控关键分子靶点，为脓毒症精准治疗提供分子工具。中药复方、中成药、单味药、中药单体形成“整体调控-靶向干预”的互补体系，其整合应用可以突破单一疗法的局限性，未来需要结合系统药理学与人工智能技术，解析其协同机制并建立循证医学证据体系，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脓毒症的国际化发展。以下将分别对中药复方、中成药、单味药和中药单体在脓毒症治疗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进行系统性综述。

3.1 中药复方

中药复方指的是由两种或多种中药成分组合而成的药物制剂，具备多靶点协同治疗的功效。这些中药成分之间通过不同化学物质的相互兼容与相互作用，能够降低毒性，减轻不良反应，并提升治疗效果^[17]。多种中药复方在治疗脓毒症及其相关器官损伤方面表现出显著疗效。

3.1.1 大承气汤

大承气汤始载于《伤寒杂病论》，其组成包括大黄、芒硝、枳实和厚朴，通过苦寒泻下药迅速通便泄热，清除燥结以保存津液，防止痉厥变证，被誉为急下存阴的代表方剂，临床常用于治疗以“痞、满、燥、实”为主要表现的急腹症疾病。在脓毒症临床救治方面，西医治疗联合大承气汤浓煎剂早晚分别口服能够有效缓解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全身炎症反应，提高营养状态并缩短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18]。Pan等^[19]从盲肠结扎穿孔（CLP）脓毒症小鼠和脂多糖（LPS）诱导人肝脏细胞系LO2两个层面，发现大承气汤对于脓毒症相关的肝损伤具有显著改善功效，这种保护作用可能是大承气汤能够有效下调肝细胞内的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Smad3信号通路，进而抑制肝细胞凋亡并减轻肝组织氧化应激和炎症因子水平^[19]。基于大承气汤的“肺肠合治”理论，Shang等^[20]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筛选出大承气汤与脓毒症急性肺损伤（ALI）以及脓毒症相关的199个共同靶基因，并进行功能富集与脓毒症小鼠模型实验验证，证实大承气汤能够有效改善脓毒症相关ALI，其具体机制为抑制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介导的糖酵解途径，抑制肺脏的过度炎症反应。

3.1.2 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汤是源于《外台秘要》的中药方剂，包含赤芍、生地黄、牡丹皮、犀角屑（现用水牛角）4种成分，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散瘀功效，中医主治热入血分证。林名瑞等^[21]选用犀角地黄汤对脓毒症小鼠进行灌胃治疗，发现脓毒症引起的肝脏病理学损伤得到显著缓解，进一步采用核糖核酸（RNA）测序手段筛选差异性表达微小RNA（microRNA）并进行实验验证，证实调节肝细胞内mmu-miR-187-5p及其靶基因Adam8、Irak3、Pfkfb3等关键基因表达可能是犀角地黄汤改善脓毒症肝脏损伤的关键分子机制。Li等^[22]通过动物实验探讨犀角地黄汤灌胃处理对脓毒症小鼠心功能障碍的干预作用，发现犀角地黄汤能够下调Toll样受体4（TLR4）/核转录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和上调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信号通路，减轻心肌组织的炎症反应和心肌细胞凋亡程度，从而改善脓毒症引起的心肌损伤及心功能障碍。

3.2 中成药

中成药是以中草药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按照固定处方和工艺加工制成的现成药品，常见剂型包括丸剂、散剂、冲剂、胶囊、注射液等。与中药复方相比，中成药具有便捷性和标准化等优点，不需要煎煮，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急症或长期用药需求，并且处方固定，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符合国家规范，能够确保疗效稳定。近年来，中成药在脓毒症的临床治疗与基础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3.2.1 血必净注射液

血必净注射液由名方血府逐瘀汤化裁而来。其中，红花为君药，活血祛瘀；赤芍、川芎为臣药，凉血、散瘀、解毒，贯通营阴，共助红花活血行气、溃散毒邪；丹参、当归为佐药，养血化瘀。诸药配伍，共收活血化瘀、疏通络脉、溃散毒邪之功。血必净是目前唯一将脓毒症作为适应证的中成药注射剂。Liu等^[23]通过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发现连续输注血必净注射液可以显著降低脓毒症患者的28 d全因病死率，其ICU病死率、住院病死率、未住ICU天数等也均见改善，并且临床安全可靠，为血必净临床治疗脓毒症提供了高级别循证证据。Kang等^[24]发现血必净静脉注射能够使脓毒症大鼠的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降低，并且脓毒症引起的心脏低射血能力、心肌酶异常、心肌组织病理学损伤和心肌细胞凋亡程度也得到明显改善，这种保护效应的分子机制与血必净下调TLR4/IκB激酶催化亚基α（IKKα）/NF-κB和Janus激酶2（JAK2）/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信号通路的活性有关。Zou等^[25]证实血必净注射液可以减轻脓毒症大鼠的肺组织炎性损伤，肺组织中的铁离子（Fe²⁺）、丙二醛和氧化型谷胱甘肽（GSSH）水平升高，谷胱甘肽（GSH）和GSH/GSSH降低，铁死亡相关的脂质代谢通路明显上调，血必净注射液能够有效抑制上述铁死亡标志物水平，表明铁死亡是血必净治疗ALI的关键靶点。

3.2.2 参附注射液

参附注射液源自中药古方参附汤，并经优化，主要由红参、附子两味中药组成，具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功效，主要用于治疗阳气暴脱的厥脱证^[26]。Wang等^[27]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发现参附注射液能够有效缓解脓毒症患者的舌下微循环灌注障碍，下调血管生成素-2（Ang-2）、突触小泡蛋白-1（SYN-1）和内皮素-1（ET-1）等血管内皮损伤的分子标志物表达，并且显著改善脓毒症患者的急性生理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与序贯器官衰竭估计（SOFA）评分、血管升压药持续使用时间以及ICU住院时间等指标，提示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患者具有确切疗效，该作用可能是通过减轻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进而改善机体微循环状态。Chen等^[28]给予脓毒症小鼠注射参附注射液，发现参附注射液能够有效阻止PI3K/AKT信号通路的激活，上调肺上皮细胞的自噬水平并抑制其凋亡，从而减轻脓毒症引起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Huang等^[29]利用网络药理学分析技术和CLP小鼠实验进行验证，发现参附注射液的潜在作用基因为白细胞介素（IL）-2、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Bcl-2相关X蛋白（Bax）、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水解酶（Caspase）-7、BH3交叉域死亡受体激动剂（BID）、Caspase-8，并且参附注射液能够下调小鼠心肌组织BID、截短型BID（t-BID）、细胞色素c（Cyc）和Caspase-9蛋白表达，改善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电位和线粒体肿胀，表明上述细胞凋亡信号是参附注射液治疗脓毒症心肌损伤的关键分子靶点。

3.3 单味药

单味药是指单独使用的一味中药材（即单一来源的中药），可以直接入药或经简单炮制后应用，是中药复方和中成药的基础组成单元，其特点包括成分明确性、应用灵活性、研究基础性。在脓毒症治疗方面，现代药理学研究多从单味药入手，解析其核心成分的作用机制，为其开发提供依据。

3.3.1 黄连

黄连是毛茛科植物黄连、三角叶黄连或云连的干燥根茎，其性寒味苦，归心、脾、胃、肝、胆、大肠经。黄连的主要药理作用包括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常用于治疗湿热痞满、呕吐吞酸、泻痢、黄疸、高热神昏等症状。Meng等^[30]首次发现黄连水溶液能够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改善代谢和调节免疫反应，减轻脓毒症的严重程度。具体来说，使用黄连水溶液对脓毒症小鼠进行灌胃处理，能够有效恢复小鼠的有益菌丢失，增加短链脂肪酸等抗炎代谢物含量，并且通过增强免疫稳态和维持调节性T细胞（Tregs）来实现对T细胞的双向调节，这表明黄连可能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脓毒症的替代或辅助手段。

3.3.2 黄芩

黄芩是唇形科黄芩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干燥根入药，性寒味苦，归肺、胆、脾、大肠经，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止血安胎等功效。Deng等^[31]利用网络药理学、RNA测序和分子对接等方法，系统分析了黄芩治疗脓毒症的分子机制，研究证实黄芩含有72种活性成分，这些成分与脓毒症的交叉靶点主要涉及对氧化应激、免疫炎症的调节等。此外，黄芩能够有效下调PRKCD、EGLN1和CFLAR脓毒症关键基因的表达，并与这些基因靶点具有良好的结合活性。另有学者利用黄芩煎剂对LPS“二次打击”诱导的脓毒症大鼠模型进行干预，实验结果发现治疗后的大鼠肺湿/干质量比降低，氧合指数得到改善，肺组织病理变化明显减轻，其发挥对脓毒症肺损伤保护作用的机制主要与抑制炎症反应、上调血清纤维结合蛋白和肺组织蛋白C受体表达以及保护肺血管内皮细胞有关^[32]。

3.4 中药单体

中药单体是中药所含有的有效活性化合物，是中药发挥生物学调节效应的主要成分，包括黄酮类、皂苷类、多糖类等单体，在中药临床治疗中发挥关键作用。随着中药单体调节细胞及分子信号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图 1），中药单体在脓毒症防治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

3.4.1 丹参酮ⅡA（TSA）

TSA存在于中药丹参的根茎中，属于二萜类化合物，是水溶性丹参酮家族中具有药理活性成分的成员之一。TSA能够抑制多种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具有显著的抗炎活性。在LPS刺激的人结肠上皮细胞Caco2中，经TSA处理可以显著抑制由磷酸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P-ERK）介导的IL-17A和IL-17C产生，并阻止紧密连接蛋白ZO-1、occludin和Claudin-1的表达下调，有效缓解LPS诱导的肠屏障损伤^[33]。TSA还能够通过降低钙内流、下调Rho相关螺旋卷曲蛋白激酶2（ROCK2）和NF-κB信号活性，抑制大鼠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凋亡与炎症因子释放，从而减轻脓毒症引起的ALI^[34]。此外，TSA可以通过抑制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半胱氨酸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水解酶（Caspase-1）/消皮素D（GSDMD）信号通路，下调脑组织小胶质细胞焦亡水平并改善脑内血脑屏障的完整程度，从而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发挥对脓毒症小鼠脑损伤和神经炎症的治疗及保护作用^[35]。

3.4.2 黄芪甲苷（AS-Ⅳ）

AS-Ⅳ提取自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干燥根，化学本质是一种四环三萜类皂苷。AS-Ⅳ已经被证实对多种免疫炎性疾病具有疗效，近年来其在脓毒症治疗领域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36]。Yang等^[37]发现口服AS-Ⅳ能够改善CLP脓毒症小鼠的肠道菌群失衡程度并上调菌群代谢产物丁酸盐水平，从而下调NLRP3炎症小体激活并抑制肠黏膜固有层巨噬细胞M1型极化，减轻脓毒症引起的肠黏膜屏障损伤和炎症反应。Feng等^[38]报道发现，腹腔注射AS-Ⅳ能够有效减轻CLP脓毒症小鼠的肾小管损伤，具体机制与AS-Ⅳ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氧化应激并缓解Caspase-3信号通路介导的线粒体功能障碍有关。AS-Ⅳ对于脓毒症引起的心肌功能障碍也具有确切治疗作用。Su等^[39]发现AS-Ⅳ能够降低CLP脓毒症大鼠的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B型脑钠肽（BNP）、心肌肌钙蛋白Ⅰ（c-TnⅠ）、炎症因子IL-1β和IL-18的释放水平，下调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4（NOX4）和Caspase-3等信号分子的表达，同时在LPS诱导的离体大鼠心肌细胞损伤模型中，AS-Ⅳ除抑制NOX4和Caspase-3表达外，还具备上调磷酸化c-Jun氨基末端激酶（P-JNK）/JNK比值、下调Bcl-2/Bax比值的作用，提示AS-Ⅳ对脓毒症心肌功能障碍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调控NOX4/JNK/Bax信号通路实现的。

3.4.3 甘草酸（GA）

甘草是一种产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传统中草药。GA是由甘草根部提取出的一种活性物质，属于三萜类化合物，被证实具有抗炎、抗病毒和免疫调节等药理学生物活性^[40]。Gu等^[41]利用CLP脓毒症小鼠模型，证实腹腔注射GA能够有效减轻肺组织病理学损害、肺水肿病变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炎症因子浓度水平，显著缓解脓毒症引起的ARDS疾病严重程度，GA的这种肺脏保护效应机制主要涉及抑制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TLR9/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信号通路介导的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形成。Caspase-11炎症小体是LPS诱导脓毒症小鼠发生炎症反应和重要脏器损伤的关键机制，Wang等^[42]对脓毒症小鼠进行腹腔注射GA发现，GA能够阻断LPS与HMGB1结合，进而抑制Caspase-11炎症小体激活，最终显著改善脓毒症引起的免疫功能异常和凝血功能障碍等病理生理学变化。此外，糖基化修饰的GA还能够对脓毒症引起的HMGB1、NF-κB p65、NLRP3以及Caspase-1等促炎信号发挥显著抑制效应，减轻肾小管管壁的结构性损伤与肾小管扩张病变，发挥对脓毒症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并且糖基化GA显示出了更高的药物活性和更佳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性^[43]。

3.4.4 雷公藤红素（TRI）

TRI是一种提取自中药雷公藤的五环三萜烯类化合物。作为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和抗炎剂，TRI能够在生物体内发挥重要的生理调节作用，这种抗氧化和抗炎活性使其在脓毒症等免疫炎性疾病治疗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44]。Luo等^[45]利用CLP和LPS诱导的两种脓毒症小鼠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腹腔注射TRI能够有效降低两种脓毒症小鼠血清中的炎症因子水平，并且利用基于活性的蛋白质组学分析、细胞热位移测定和表面等离子共振等技术筛选并验证TRI发挥效应的蛋白质分子靶点，证实TRI对脓毒症的抗炎效应机制为降低巨噬细胞丙酮酸激酶M2活性从而抑制巨噬细胞的Warburg效应，同时TRI还能够与HMGB1的Cys106位点结合，下调IL-1β释放水平。Yang等^[46]利用网络药理学方法结合LPS诱导的脓毒症小鼠模型对TRI的药理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TRI可以通过下调丝裂原蛋白激酶（MAPK）和PI3K/AKT的相关分子表达，减轻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发挥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3.4.5 青蒿素（ARS）

ARS是一种从植物青蒿中分离出来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具有抗疟疾活性，是最初用于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47]。随着全世界学者对ARS研究的逐步深入，ARS及其衍生物在脓毒症等疾病中的药理作用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Lin等^[48]向LPS诱导的脓毒症小鼠腹腔注射ARS，发现小鼠海马组织的小胶质细胞活化水平、神经元损伤和神经炎症反应程度显著降低，小胶质细胞内的NF-κB核转位下调、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α1信号表达上调，脓毒症小鼠的认知功能障碍得到显著改善，提示ARS对脓毒症脑病具有一定保护作用。此外，ARS衍生物DHA27能够通过抑制氨基糖苷修饰酶的mRNA表达，增强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的抗菌作用，提示ARS衍生物对氨基糖苷类敏感性微生物引起的脓毒症具有潜在防治功效^[49]。青蒿琥酯也是一种ARS衍生物，在遭受铜绿假单胞菌“二次打击”的CLP脓毒症小鼠模型中，青蒿琥酯能够上调CD4⁺和CD8⁺T细胞中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分子的磷酸化水平并抑制线粒体功能障碍介导的T细胞凋亡和免疫检查点受体，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和B/T淋巴细胞弱化因子（BTLA）的表达，从而增加CD4⁺和CD8⁺T细胞数量并增强其适应性免疫功能，显著改善脓毒症“二次打击”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50]。

3.4.6 人参皂苷Rg1（GRg1）

GRg1是一种源自人参根部的四环三萜衍生物单体化合物，经过提取和纯化获得。GRg1具备抗氧化、抗炎、抗凋亡和自噬等生物活性，除了具有促进神经再生、提高神经可塑性和增强免疫力等方面的显著功效外，近年来GRg1还被证实对脓毒症引起的肾脏、肺脏、心脏和脑等重要脏器损伤具有显著保护作用^[51]。Guo等^[52-53]发现腹腔注射GRg1能够升高铁死亡抑制蛋白1（FSP1）、泛醌（CoQ10）和还原型辅酶Ⅱ（NADPH）分子在肾小管上皮细胞中的表达，降低CLP大鼠模型血清肌酐、尿素氮、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和肾损伤分子-1（KIM-1）等的分泌水平，减轻肾组织病理学损伤和氧化应激水平，提示GRg1能够通过上调FSP1/CoQ10/NADPH信号通路，对肾小管上皮细胞铁死亡产生抑制效应，从而改善脓毒症相关的急性肾损伤。另有学者报道，GRg1能够显著改善CLP脓毒症小鼠生存率，减轻心肌组织氧化应激程度，下调LPS诱导的大鼠心肌细胞H9c2的线粒体损伤和细胞凋亡水平，这种心肌保护作用的机制主要与GRg1下调嘌呤能离子通道型受体7（P2X7R）从而激活AKT/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通路的信号转导有关^[54]。此外，GRg1还能抑制NF-κB和MAPK信号通路的相关分子表达，从而减轻LPS诱导的脓毒症小鼠脑组织与大鼠星型胶质细胞系CTX-TNA2中的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程度，发挥对脓毒症相关性脑病的保护效应^[55]。中药对脓毒症的治疗作用及分子机制归纳总结见表 1。

4 总结与展望

随着中医理论与技术的不断挖掘与发展，国内外学者对于中药的药理机制、药物化学特性以及药物代谢和药物效应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愈加深入，为脓毒症患者临床应用中药治疗提供了较多的理论依据。然而，全面推进传统中药向临床转化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验证。虽然目前大量的文献结论支持中药在脓毒症及其并发症治疗方面的良好效果，但是多数研究仅停留于动物与细胞实验水平，基础研究结论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仍然十分受限，许多对脓毒症具有防治效果的中药化学特性和药理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尤其是对于成分较为复杂的中药复方，更需要借助多学科交叉分析技术进行深入探讨。此外，虽然中药在治疗脓毒症中展示出了卓越的抗炎、抑制细胞凋亡与焦亡、调节免疫细胞功能等多种功效，但是目前仍然缺乏针对脓毒症的中药疗效评判标准。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开展中药治疗脓毒症的高质量临床试验、深入阐明中药治疗脓毒症的具体机制以及建立相关的指南规范，对于传统中药的科学转化及脓毒症患者的临床救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