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快感缺失为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 ^[1]。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等抗抑郁药物是目前治疗抑郁症的主要药物 ^[2]。然而，长期使用抗抑郁药物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尤其是胃肠系统损害，发生率约为31.25% ^[2]，其中抗抑郁药物性便秘（AIC）发生率约18% ^[3]。AIC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降低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进而降低抑郁症的治疗效果 ^[4]。因此，在关注药物治疗效果的同时，更应当解决药物毒副作用带来的弊端。

目前，AIC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增加膳食纤维、多饮水、规律运动及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亦可短期使用渗透性或刺激性泻药，辅以益生菌或润滑剂等 ^[4]，但这些方法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药物治疗可以导致肠道依赖性，且长期使用可能带来其他不良反应。近年来，针灸作为一种非药物疗法，因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逐渐受到广泛关注。针灸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善肠脑轴功能以及平衡肠道菌群等多种机制，有效缓解便秘症状 ^[5-6]。而浮针作为针灸的一种变式，通过缓解局部肌肉紧张、改善胃肠动力等已经在AIC的治疗中显示出显著疗效 ^[7]。然而，浮针治疗AIC缺乏高质量的循证研究，限制了其推广使用。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开展随机对照试验，评估浮针疗法在AIC中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及患者满意度，为临床推广使用提供高质量循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2023年3月—2024年12月就诊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科门诊及病房的AIC患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已经通过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名称：浮针治疗抗抑郁药物性便秘的随机对照研究，批号：SL2023064-1）。

纳入标准：1）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抑郁症诊断标准，并且目前持续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2）符合罗马Ⅳ便秘诊断标准，且便秘症状起始于抗抑郁药物治疗后，既往无便秘病史。3）患者及家属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承诺积极配合治疗。4）年龄18~70岁。

排除标准：1）抑郁症症状在最近2周内不稳定（需要心身科主治医师或更高级别医生确认）。2）便秘源自功能性疾病、器质性疾病或非抗抑郁药物。3）严重的心、肝、肾、脑功能损害。4）凝血功能异常。5）装有心脏起搏器、对金属过敏或严重惧怕针刺者。6）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7）过去3个月内接受过针刺治疗。8）浮针治疗前1周内使用药物治疗便秘（应急处理除外）。9）同时参与其他临床研究。

1.2 研究设计与分组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

使用SPSS 17.0软件生成随机数字，将7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分配到浮针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35例。对照组接受基础治疗，浮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浮针治疗。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坚持执行“三分离原则”，确保操作干预、观测记录和数据分析相互独立。

样本量计算依据：目前尚无研究能够明确浮针及常规疗法治疗AIC的有效率。参考现有文献 ^[7]，浮针治疗便秘的有效率为74.00%~95.00%。本研究浮针治疗组取其均值（84.50%）；常规治疗便秘的有效率为46.70%~61.22%，对照组取其均值（54.00%）。参照《中医药统计学与软件应用》第3版 ^[8]中完全随机两样本率比较的样本量计算公式：n=[2（u_α+u_β）² × P（1-P）]/（P₂-P₁）²。设定α=0.05（单侧），β=0.20，查表得u_α=1.644 9，u_β=0.841 7；P=（P₁+P₂）/2，其中P₁= 54.00%，P₂=84.50%。经计算得出：n=29。故每组最低样本量为29例，考虑不超过20%的脱落率，最终确定每组纳入35例，总计70例。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基础治疗，包括增加膳食纤维和液体摄入，适当运动、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在早晨起床后和/或饭后2 h内尝试排便）。若患者连续3 d以上未排便且出现腹胀等异常症状，可以应急使用开塞露（40 mL），并详细记录排便和用药情况。

浮针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于第1、2、3、6、9、13天进行浮针治疗，共计6次。

浮针操作：选取双侧腹直肌中下段患肌，使用中号一次性浮针（南京派福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在患肌外侧进针，平行肌纤维进针，避开皮下血管。进针后进行扫散操作，幅度约30 °，持续2 min，扫散次数为200次。操作完成后出针，并用消毒干棉球按压针孔防止出血。

2 观察指标 2.1 主要观察指标

每周完全自主排便次数（CSBM）指患者在不借助通便药物或外部手法的情况下，自发排便并体验到排空感的次数。

排便困难程度评分标准：无排便困难记为0分；需要用力排便记为1分；需要非常用力排便记为2分；需要按摩肛门周围或用手协助排便记为3分。

2.2 次要观察指标

粪便形态分类：采用Bristol粪便形态量表，分离的硬块记为1型，团块状记为2型，干裂的香肠状记为3型，柔软的香肠状记为4型，软的团块记为5型，泥浆状记为6型，水样便记为7型。

患者满意度：采用5分法评分，非常满意记录为0分，比较满意记录为1分，一般记录为2分，不满意记录为3分，非常不满意记录为4分。

抑郁症筛查量表（PHQ-9）评分：采用4分法评分，没有记录为0分，有几天记录为1分，一半以上时间记录为2分，几乎每天记录为3分。

焦虑症筛查量表（GAD-7）评分：评分方法同PHQ-9。

安全性评价：记录治疗过程中及治疗结束后1周内患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如大便失禁、晕针、血肿、出血、局部感染等，并分析其与治疗方案的关系。

依从性评价：记录患者接受治疗的次数，计算依从性=（实际治疗次数/应治疗次数）×100%。

3 数据收集与统计学分析

数据收集时间为治疗前、治疗1周后、治疗2周后及4周时随访。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处理，正态性检验采用Shapiro-Wilk方法评估。连续变量若服从正态分布，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否则，使用中位数（上四分位数，下四分位数）[M（Q₂₅，Q₇₅）]表示。分类变量则通过频数和比例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分类变量数据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所有统计学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基线分析

如表 1所示，本研究纳入70例患者，每组35例。治疗过程中每组脱落2例，最终两组分别完成33例，共66例患者。治疗前，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CSBM、排便困难程度及大便性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4.2 CSBM

浮针治疗组在治疗1、2周及4周随访时的CSBM高于治疗前（P < 0.001），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在治疗2周后及随访2周后的CSBM显著高于治疗前（P < 0.001），但治疗1周后与治疗前相比无显著差异。见表 2。

4.3 排便困难程度

浮针治疗组在治疗后1、2周及4周随访时，排便困难程度较治疗前降低（P < 0.001），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在治疗2周及4周随访时，排便困难程度低于治疗前（P < 0.001），但治疗1周后与治疗前相比无显著变化。见表 3。

4.4 大便性状评分

在治疗1、2周及4周随访期间，两组患者的大便性状评分均较治疗前提升（P < 0.001），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4.5 PHQ-9评分

浮针治疗组在PHQ-9评分方面改善优于对照组，尤其在治疗中期（2周后）差异最为明显。随访期评分虽然有所回升，但仍优于对照组。见表 5。

4.6 GAD-7评分

浮针治疗组在GAD-7评分方面改善优于对照组，尤其在治疗中期（2周后）差异最为明显。随访期评分虽然有所回升，但仍优于对照组。见表 6。

4.7 患者满意度

浮针治疗组在治疗1、2周后及4周随访时的患者满意度高于治疗前（P < 0.001），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在治疗1、2周后及4周随访时的患者满意度高于治疗前（P < 0.001），但治疗2周后与4周随访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7。

4.8 安全性与依从性 4.8.1 安全性评价

在本研究中，安全性评价主要通过记录治疗过程中及治疗结束后1周内患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来评估。结果显示，66例受试者中，仅2例（3.03%）出现轻度不良反应，具体为皮下出血和晕针，均通过简单处理后继续治疗，未对治疗产生显著影响。其余64例受试者（96.97%）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未出现不良反应，总体安全性较高。见表 8。

4.8.2 依从性评价

依从性评价通过记录患者接受治疗的次数来计算，公式为：依从性=实际治疗次数÷应治疗次数× 100%。结果显示，浮针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依从性均高于80%，表明患者对治疗的接受度较高，治疗过程顺利。见表 9。

5 讨论

《柳叶刀》发布的最新全球疾病负担数据显示，2010—2021年抑郁症导致的伤残寿命损失年已经上升至第2位，是致残的首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2.8亿抑郁症患者，占全球人口总数的3.8%，且女性患者数量多于男性。抑郁症终身患病率约为15%，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9]。根据2024年《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研究》，中国成人抑郁障碍患病率约为3.6%，其中女性患病率为男性两倍 ^[10]。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已然成为一个沉重的公共卫生负担。

随着大众对抑郁症认知的逐步深入，以及抗抑郁药物研发的持续推进，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11]。在不少发达国家，抗抑郁药物的处方量在各类药物中名列前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抗抑郁药物的毒副作用常常成为患者中断治疗的“罪魁祸首” ^[12]。一旦治疗中断，抑郁症极易复发，甚至转为慢性，给患者带来更为持久且严重的困扰 ^[13]。因此，深入探究抗抑郁药物的毒副作用，尤其是那些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显著的毒副作用，显得尤为迫切。

临床中多采用更换抗抑郁药物种类、调整药物剂量 ^[14]、使用促排便药物、食用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以及调整生活、饮食方式 ^[15]等方法来改善便秘症状，但这些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更换药物可能影响抗抑郁治疗效果，促排便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药物依赖。

针刺治疗功能性便秘的研究相对丰富。有研究表明，针刺可以通过多途径、多靶点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调节神经递质，调节胃肠激素分泌，增强平滑肌收缩力，调节肠道微生态环境，改善肠道传输功能以缓解便秘 ^[16-17]。不过，有关浮针治疗AIC的研究较少，仅散见于个别案例，缺乏高级别的循证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浮针疗法在该领域的推广应用。

基于此，研究将浮针作为干预手段，以AIC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浮针疗法在改善AIC患者的CSBM、排便困难程度及大便性状方面成效显著，且治疗效果在治疗结束后的随访期内依然持续。与基础治疗相比，浮针治疗在提高CSBM及缓解排便困难方面优势明显，起效更为迅速。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中针灸治疗功能性便秘的疗效相契合，充分表明浮针作为一种特殊的针灸疗法，能够有效缓解抗抑郁药物引发的便秘症状。不仅如此，浮针疗法在改善AIC患者的抑郁、焦虑情绪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相较于基础治疗，浮针疗法在治疗末期对患者情绪的改善更为突出。由此可见，浮针治疗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便秘症状，还对提升患者情绪状态有所帮助。从安全性评价来看，浮针治疗安全性高，仅少数患者出现皮下出血、晕针等轻微不良反应，且未对治疗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依从性评价结果也表明，患者对浮针治疗接受度高，依从性良好。这意味着浮针治疗不仅疗效确切，还具备较高的安全性和依从性，具备在临床广泛推广应用的潜力，与传统药物治疗相比，避免了药物依赖和长期用药可能带来的不良反应，临床优势显著。

根据浮针作用机制，当浮针在浅筋膜层进行扫散时，浅筋膜层上的机械感受器及游离神经末梢被激活，产生的生物电信号和力学信号通过筋膜网络快速传递，从而调整盆底肌群张力，改善因药物导致的盆底痉挛问题 ^[18]；浮针可以调节腹肌筋膜张力，增强腹肌在排便过程中的收缩力；改善膈肌与盆底肌的协同运动，促进腹内压的正常调节，增强排便动力 ^[19]。此外，浮针还可以激活躯体-内脏反射途径，抑制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副交感神经活性，刺激胃动素、胆囊收缩素、血管活性肠肽等胃肠道激素，增加肠黏膜血流量，减轻肠道慢性炎症反应，调整肠道对水、电解质的吸收与分泌，纠正因药物引起的电解质紊乱，从而恢复肠道正常的生理功能 ^[20]。

浮针疗法不仅在西医层面显示出科学性，其理论更深植于中医。从中医理论来看，便秘的发生与肺、脾、肝、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其核心病机在于脾胃功能失司，大肠传导功能失常。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言：“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当各种原因导致脏腑气机紊乱，气血津液运行不畅，大肠传导无力或肠道失于濡润时，则可发生便秘 ^[21]。

AIC患者腹部相关肌肉紧张，是脏腑功能紊乱的外在表现。腹部是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任脉等经脉经气布散之处，浮针作用于腹部患肌周围的浅筋膜层，可以激发脾胃经经气，促进脾胃经气流注，恢复其正常的升清降浊功能 ^[18]，大肠传导功能得以恢复，“不通则痛”“不通则滞”的病理状态得到改善，便秘得以缓解，是中医思维“病在内，治其外”的体现。同时，浮针疗法作为一种物理刺激，精准定位并松解患肌，可以直接缓解腹压、改善盆底功能及骶神经调节，解除影响排便“经筋拘急”的中医病机特点，体现“以通为用”的中医治病思路 ^[18-19]。“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通过调动患者自身气血，增强机体功能，从而对抗药物或其他因素导致的便秘。

尽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浮针治疗AIC的临床疗效，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广泛适用性与解释性产生影响。首先，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且局限于单一中心开展，这或许会限制研究结果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普遍推广。后续研究有必要扩大样本量，开展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提升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本研究仅停留在临床观察层面，未结合西医先进技术，如影像学、生物传感器等，深入探究浮针疗法对肠道功能的调节机制，特别是从分子生物学与神经生理学角度出发，探索其对肠道微生态、自主神经系统、肠脑轴的影响，将为浮针治疗AIC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完善的方向。